艺术｜名画《亚当》和《夏娃》：历史的流浪者
《亚当》和《夏娃》的身世曲折离奇，非常特殊，其命运几乎是整个20世纪被撕裂的欧洲命运的缩影。
Lucas Cranac，《亚当》和《夏娃》，1530
这是一对充满诱惑，又天真无邪的胴体。亚当身体微微左倾，眼神迷茫，右手挠头，左手握着夏娃递给他的苹果，一根长得出奇的苹果枝条一直伸到亚当那令人遐想的私处，几片苹果叶刚好遮住了马赛克部位。另一幅画中的夏娃则身体右倾，微微上吊的眼梢给她少女般的面庞增添了柔媚之色，金色的柔软卷发铺在画面黑色的背景上，她左手扶着头顶的苹果树枝，右手也握着一只苹果，相比亚当的茫然，她的脸上有种已经知晓命运的狡黠，或者，按照当时人们的看法，这就是“诱惑者”的表情。
1971年，美国商人诺顿·西蒙从一位旧俄贵族手中买下了这一对6.8英尺高，真人大小的板面油画《亚当》和《夏娃》。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与丢勒并驾齐驱的绘画大师，这两幅画是他1530年左右创作的。过去四十余年中，这两幅珍品一直由美国南加州的帕萨迪那诺顿西蒙美术馆保存。尽管购买途径完全合法，但博物馆已经为它们吃了十年官司，直到今年8月23日，南加州地方法院的约翰·F沃尔特法官才下定了最终裁决，判决这两幅画作由博物馆继续保存，其前收藏者、荷兰犹太艺术经销商雅克·戈德斯提克尔的儿媳玛丽·冯·扎赫提出的诉讼被驳回。画作的命运在经历了旧俄贵族、纳粹、犹太人、美国人之手后，终于暂时尘埃落定。
老克拉纳赫的“妙人儿”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约1475年生于巴伐利亚上弗兰肯行政区的克罗纳赫（Kronach），原名卢卡斯·马勒，后来的姓氏就是其出生地的变形。跟着父亲学徒、接受基础艺术教育后，他在1490年离家出走，大约1501年前往维也纳学习多瑙河画派的技法，同时还熟悉了纽伦堡画派、乌尔姆画派、慕尼黑画派的艺术。青年时代的克拉纳赫虽然继承了哥特传统，早期对画面的结构尚缺乏完美的把握，但他亢奋的创作状态使得作品在饱和的褐色、红色、墨绿色的交相辉映下充满生气，早期作品如《基督上架》、《圣方济各与圣哲罗姆》，都“反映了一种紧张而炽热的生活”。
老克拉纳赫，《基督上架》，1502
1505年之后，他定居维滕贝格，得到宫廷画师的职位，创作了装饰壁画、油画、版画，尤以木刻版画见长。在维滕贝格，老克拉纳赫与马丁·路德和丢勒结成好友，在路德婚礼上任男傧相并成为路德长子的教父。这一时期，因受到路德的影响，他成为新教的支持者和记录者。
老克拉纳赫与丢勒虽然并列为16世纪早期德国最重要的画家，但他在丢勒的影响下，并不试图迎合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而是保持阿尔卑斯山以北、德意志低地的传统画风。尤其是他充满世俗和讽喻意味的裸体像，在当时的德国是前所未有的。其作品风格的成熟，标志着德意志绘画有了自己的样式主义大师。
老克拉纳赫，《逃往埃及途中的小憩》，1504
与他的代表作《逃往埃及途中的小憩》、《维纳斯与丘比特》、《黄金时代》等比起来，二联画《亚当》和《夏娃》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画家曾多次描绘这个题材，1510年左右他就借用丢勒《原罪》及《亚当和夏娃》的题材，尝试性地绘制了一幅尺寸较小的《亚当和夏娃》，此外还有至少两幅同题材作品分别藏于萨尔茨堡和莱比锡的博物馆。作为一位高产画家，老克拉纳赫作品中的“初人”系列画作数量之多，无人能及，在他去世后，儿子小克拉纳赫还继续创作了几幅同系列作品。
亚当和夏娃偷尝禁果的故事，在早期宗教画中不算一个受欢迎的题材。文艺复兴前，基督教主题的绘画偏重宣扬神和教会的力量，多以上帝、基督、圣母、天使形象，或先知、圣徒为描摹对象，亚当和夏娃很少出现。中世纪的宗教题材作品中，夏娃总是以负罪者的形象出现——匍匐在地、浑身缠满藤蔓，如被上帝惩罚的蛇一样伏地爬行。到了文艺复兴初期，马萨乔在《逐出乐园》中塑造的夏娃形象还是张嘴呐喊，表情痛苦，双手遮盖性器官，带有浓重的宗教责难意味。这意味着夏娃往往被视为和蛇同罪的“诱惑者”。
文艺复兴追求人性的绘画风格兴起以后，“性感的夏娃”成为了一个经典的反抗图腾。中世纪宗教艺术中那些扭曲的、负罪的夏娃形象，被丰满艳丽、充满肉欲的裸女形象代替。她们骄傲地袒露柔软的胸部，面庞柔美娇艳。但有一点没有改变，无论是在丢勒、提香还是老克拉纳赫的画作中：夏娃总是那个“诱惑者”，而亚当则是恍惚、无辜、茫然的“被害者”，或者像提香的《人类的堕落》里描绘的那样，是慌张的“阻拦者”。
在克拉纳赫漫长多产的艺术生涯中，各式各样的裸体女性是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重要题材。1520年后，画家吸收了拉斐尔式的女性体态特征，拉长了身材比例，执着于塑造一个个外表纤细迷人、“状若天真烂漫，却又心迹难寻”的美人。她们体态轻盈宛若少女、却又面带媚态难以捉摸，在法国学者热尔曼·巴赞看来，“似乎克拉纳赫把这种市民气十足而又全然是寓意的、童稚的、甚至魔鬼式的女子形象，奉为崇拜的偶像”。
老克拉纳赫，《亚当和夏娃》，1526
老克拉纳赫在一系列亚当夏娃主题的作品里描绘的，正是伊甸故事的高潮：“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3：6）若我们将目光集中于这幅作于1530年左右的《夏娃》的面部表情，就能发现她的眼神清晰明了，毫无亚当那样犹豫不前的惶然。她嘴角的笑意仿佛是已经知道禁果的美味与偷尝的后果，然而仍劝诱无知的亚当，与她共尝这罪恶的欢乐之果。亚当挠头的姿势在同主题画作中颇有独创性，尤其突出了他孩子般的无辜。老克拉纳赫在风格成熟时期画下的这对“初人”题材油画，不仅代表了画家本人肖像画创造的顶峰水平，也展现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精神。
纳粹的女儿？
一纸判决让《亚当》和《夏娃》永久地归帕萨迪那诺顿西蒙博物馆所有。被告方诺顿西蒙博物馆认为这个判决“充分考虑了争议核心涉及到的事实和法律”，然而上诉者玛丽·冯·扎赫的心情可能是五味杂陈。她的律师团队告诉《洛杉矶时报》：“很明显，冯·扎赫女士对法庭的决定感到失望”，他们决定继续上诉。
玛丽·冯·扎赫上诉的原因很简单又很复杂：这两幅画作与其他两百件流散在荷兰各博物馆的艺术品，都曾属于她丈夫的父亲、犹太艺术经销商雅克·戈德斯提克尔的家族。“二战”纳粹占领荷兰期间，全家人登船逃离荷兰，公司被交给他人打理，藏品被迫低价卖给纳粹，《亚当》和《夏娃》也在其中。
玛丽·冯·扎赫
雅克·戈德斯提克尔本人并未成功到达美国，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船上散步的雅克不慎掉进一个敞开的货舱，跌断了脖子。战后，荷兰政府收回了这批藏品，而戈德斯提克尔家族公司必须将纳粹支付过的那笔画钱上交国家，以换回这笔珍贵的家族收藏，期限是1951年7月1日。支离破碎的戈德斯提克尔家族最终没能凑齐这笔钱，于是400余副画作被荷兰政府收归国有。直到1960年代，《亚当》和《夏娃》都还保存在荷兰境内，直到画作原本的拥有者，一位旧俄贵族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后裔出现，画作更复杂久远的渊源浮出水面。
20世纪初，这两幅画曾流落到基辅的斯特罗加诺夫家族手中，“十月革命”以后被苏联政府强行收公，1931年才被急需资金的苏联政府拍卖给了荷兰商人雅克·戈德斯提克尔。所以论起所有权，这位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后人同样是一位合法的继承者。正如对待冯·扎赫的态度一样，1966年，荷兰政府当时也本着道德上的立场，将这两幅画还给了这位旧俄贵族后裔。1971年，他以80万美金的价格（现约合480万美元）将《亚当》和《夏娃》卖给了美国收藏家诺顿·西蒙，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局面。
《亚当》和《夏娃》在诺顿·西蒙博物馆
沃尔特法官将画作判给诺顿·西蒙博物馆的主要原因是，“战后戈德斯提克尔家族没有立即追回藏品，即放弃了所有权”。然而在冯·扎赫看来，这是情有可原的，在同样的前提下，荷兰政府就归还了藏品，为何美国不能通融？实际上另一个法庭没有明说的因素，也影响了这场争议的走向——纳粹的女儿是否有权要回纳粹夺走的东西？
在今年1月之前，玛丽·冯·扎赫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曾是一名纳粹党员。冯·扎赫的父亲科特·郎格宾上世纪30年代曾经是一名德国足球运动员，后来加入纳粹党并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德国联邦档案馆找到了她父亲的党证、简历、雇佣证明，和一份宣称自己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共产党的声明。玛丽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两岁时父母离异，她跟着母亲在西德长大，后来成为一名滑冰运动员，邂逅了丈夫，即雅克·戈德斯提克尔的儿子。得知父亲是一名纳粹党员，玛丽的内心也非常震惊，但更多的是对对方律师的愤怒。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上，父亲和身份与玛丽都毫无关系，不能对判决造成任何影响。但无法否认的是，之前站在道德感情的立场上归还藏品的荷兰博物馆，可能要面临尴尬的舆论压力。
战后归还纳粹夺取的艺术品的案例并不少见，荷兰政府甚至建立了专门的归还体系。1990年代末，玛丽开始寻回家族藏品的时候，荷兰政府也正开始调查战后的艺术品归还系统是否运转到位，结论是：“总体来说……（该系统）是守法的、官僚主义的、冷漠的、麻木的。”许多藏品甚至被还到了掠夺它的纳粹手中。也许是出于愧疚和弥补的心态，荷兰政府让玛丽·冯·扎赫拿回了被纳粹夺走的两百余件家族藏品。
但与荷兰人偏道德判断的处理方式不同，美国法庭倾向于将此事“看做一个公司的商业问题，而非一个家族在寻回私人藏品”，因此作出了看上去“冷血”的判决。除了上诉者本人，还有许多人也对这项判决心存疑窦，毕竟被掠夺文物的归还，是一个牵涉到复杂的国家利益和历史记忆的问题。艺术与文化遗产律师凯文·P·雷就表示，“读过判决以后，我觉得此案结果如果有反转，我一点也不会惊讶。在我看来，法庭下这些结论是非常冒险的。”
《亚当》和《夏娃》的身世曲折离奇，非常特殊，其命运几乎是整个20世纪被撕裂的欧洲命运的缩影，将被抄家的旧俄贵族和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战争中被盗文物的流失与归还问题，同样也深深困扰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曾被战争侵害的国家。西方许多国家在获得文物时，都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原罪”，无论是半强迫性的交换、购买，还是明目张胆地掠夺，其中的问题与争议数不胜数，原告获胜的案例并不占多数。但玛丽·冯·扎赫还没有放弃上诉，《亚当》和《夏娃》的命运还可能有变。它们的命运及其激起的波澜，让我们看到了个人与国家历史的交织，看到沉重过去的触角能够在现实的土壤中搅动多大的涟漪。然而对于艺术品本身来说，比起国籍，可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好归宿，才是最重要的。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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