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迁馆进程。耶路撒冷的归属一直被认为是巴以冲突中最敏感的问题。特朗普跨越“红线”的底气从何而来？

“红线”

坦率地说，没有观察家能够确凿圆满地给出特朗普在此刻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动机。在架空了美国国务院，依仗一个亲密小团体制定外交决策之后，“无逻辑可循”已经成为总统行动的常用标签。在特朗普的中东团队中，具有犹太背景的贾里德·库什纳既是白宫高级顾问，又是特朗普女婿。新任美国驻以大使戴维·弗里德曼曾在耶路撒冷的“哭墙”下举行过成人礼。他自称访问过耶路撒冷上百次，除了积极支持定居点建设和美国驻以使馆搬迁外，还建议以色列直接吞并西岸土地。在今年访问以色列期间，特朗普已经成为首位在任职期间“访问”哭墙的美国总统，他的头上还戴了犹太教徒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基帕”(Kippah)。

2017年5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位于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圣地哭墙。

人们揣测，这是总统在履行自己的竞选承诺，向保守派选民和捐款人作出姿态。但马里兰大学上个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特朗普的关键支持力量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人群中，2/3的人认为总统在巴以问题上是亲以色列的。而当被问到是否应当将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时，53%的人给了赞同的答案——这个倾向并不算明显。那么总统为什么要冒着踩“红线”的危险去做这样一个决定？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吗？

在宣布此事的前一天，白宫强调，此次声明“并不是总统先生作出的决定，而是他对历史、现实现状的承认”。这是一句颇为值得玩味的话。

12月6日，特朗普签署公告，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在特朗普之前，被美国总统们承认的历史是这样的：1947年，联合国通过有关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号决议，规定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战后，耶路撒冷被阿以双方停火线由北向南切割为东、西两个部分，巴勒斯坦人居多数的东区被约旦（当时叫外约旦）占领，犹太人为主体的西区被以色列占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耶路撒冷整座城市被以色列实际控制。但由于巴勒斯坦一直致力于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1980年7月，以色列单方面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和不可分割”的首都。联合国安理会立刻作出回应，谴责以色列将东耶路撒冷并入的行为，称此举违反国际法。随后各国纷纷将使馆迁出耶路撒冷。

历任美国总统们承认的历史的结果是：美国国会早在1995年10月通过法案，要求政府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并授权拨款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但从时任总统克林顿开始，每位美国总统都会每六个月签署一道豁免令，以避免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特朗普也于今年6月按时签署过一次该项豁免令。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今天特朗普“承认”的历史和现实现状又是什么呢？在美国当地时间6日的讲话中，特朗普这样说：“历任总统的作法是认为推迟承认耶路撒冷，将有助于推动和平进程。有人说他们缺乏勇气，但是他们当时根据事实做出了最好的判断。……经过二十多年的推迟，我们并没有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持久和平协议更近一些。现在还假设重复使用同样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或更好的结果是愚蠢的。我的宣布标志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将用一个新方法的开始。” 当人们谈论白宫正在踏过一条20多年来无人敢于逾越的“红线”时，白宫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20多年过去了，这条红线是否依然存在？

被边缘化的巴以问题

2011年，我曾采访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他从卸任英国首相后不久即开始担任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四方中东问题大使。当时我问他：做了四年的四方中东问题大使后，对巴以问题的前景是更加乐观了，还是更加悲观？他轻车熟路地用外交官的口吻避开了这个封闭式问题的圈套：“从根本上说我是乐观的。因为除了‘两个国家’方案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接着他话锋一转，滴水不漏地说：“但我不得不说现在是个艰难的时刻，因为谈判已经中断了。”

那次采访中，我们提到了中东发生的新变化。当时埃及的穆巴拉克已经下台，利比亚的卡扎菲在风口浪尖上，叙利亚的阿萨德正成为新的焦点。布莱尔将这看作是巴以和谈的一大阻碍：“整个地区局势不稳定，使得各方都非常紧张。”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判断对未来几年做出了预言。在过去7年里，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动荡、极端势力的崛起和较量、伊朗核问题的复杂谈判……动荡的中东可以提供的头条新闻太多。

一个事实是：这些动荡都在迫使巴以问题逐渐退出中东各国的政治议程。过去，巴以问题往往与阿以问题挂钩在一起，但随着阿拉伯国家利益需求日趋复杂化，这种挂钩已经不再那么紧密。一个例子是，在叙利亚，沙特和伊朗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年轻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穆罕为了对抗伊朗在阿拉伯地区影响力已经在打破禁忌，推动与以色列实现部分关系正常化。11月，以色列军队的参谋长首次接受沙特新闻的采访，称以色列准备与沙特阿拉伯分享关于伊朗的情报。同样是第一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共同支持了一项针对叙利亚的决议。也是在11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去了一趟利雅得。沙特阿拉伯要求他接受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提出的和平计划。而沙特和以色列的合作正是该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内容包括允许以色列客机飞越领空、发放商务人员签证、建立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和阿联酋的电信联系。外界并没有获得很多关于阿巴斯访问的信息，但一些报道称，沙特人很强硬：阿巴斯要么接受计划，要么辞职。

在过去7年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自2009年内塔尼亚胡上台，以色列政治的右转趋势不断增强。2014年以色列进攻加沙时，特拉维夫举行和平集会，只有不到5000人参加。右翼和极右翼坐稳了江山，在巴以问题上表现得愈发强硬。2016年12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334号决议，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定居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内塔尼亚胡毅然下令暂停与投赞成票的12个国家驻以大使馆的工作关系，批评奥巴马政府放弃动用否决权的“可耻”行为。今年6月，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造访以色列，就在他访问前后，以色列宣布在东耶路撒新建7000套住房，并宣布将20多年来首次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新的定居点。

耶路撒冷

而在巴勒斯坦，留在政治家们手里的牌越来越少。暴力手段构成的威胁早已非常有限。过去十年，大约有200名以色列人死于巴勒斯坦人之手，不到2002年一年的一半。在2014年最后一次加沙冲突中，以色列的炮火打死了2200名巴勒斯坦人，导致10万人无家可归。哈马斯仍然宣布他们获得了胜利。对哈马斯来说，生存下来就已经是胜利了。

政治手段也从未取得任何实质的成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失势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今年5月13日，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举行了5年来的第一次市政选举。投票率从10年前的70%下滑到了53%。尽管哈马斯和其他政治派别都宣布抵制选举，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还是没能在包括希伯伦在内一些主要城市获得胜利。主席阿巴斯今年已经82岁，接受过2次心脏手术。目前并没有看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内部存在一个广受欢迎的接班人。

巴勒斯坦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根据巴勒斯坦地区最大的民意调查机构“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的统计，在被问及什么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时，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回答是：贫穷、失业、腐败和哈马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分裂，只有27%的被调查者将以色列的占领视为最大的担忧。约旦河西岸公布的官方失业率为16%，每5个家庭中有1个生活在贫苦线以下。年轻一代尤其对无休止的战争、谈判和失败感到失望。对两个国家方案的支持率已经跌至50%以下。许多巴勒斯坦人已经把他们的斗争转变为公民权利斗争。他们希望有一本护照，能够在特拉维夫找工作，经由本古里安机场出国。就连巴勒斯坦驻美国大使祖马洛特(Husam Zumlot)也不得不承认：“两个国家方案不是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它是一个巴勒斯坦提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宫或许感到冒险，但也有理由相信自己并没有跨越真正的“红线”。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记者会上握手

更何况特朗普仍留有余地：白宫并未表示新使馆选址是否会位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争夺焦点东耶路撒冷地区；新使馆建设及搬迁预计耗费数年。

特朗普强调他依然致力于此解决以巴问题。在讲话里，他宣布彭斯副总统将在未来几天前往中东。他这样描述彭斯的使命：“重申我们致力于与整个中东地区的伙伴合作，打败威胁子孙后代希望和梦想的激进主义。”总统再次提醒他的伙伴们，在他看来，什么才是今天中东的主题。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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