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村社集体：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

贾林州

首辅智库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

1978年改革以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制度红利在1978-1998二个十年经济周期中耗损殆尽。土地集体所有快速走向类私有制，集体被瓦解，村社制度内部化小农生产与工业化外部成本的能力完全消失，村社成本及工业化、城镇化的外部成本——三农问题，迅速成为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三农问题如果不能在农村化解，那么它就要进城。农业的粮食安全问题——由于村社集体瓦解，大包干的小农经济造成的技术进步效率损失和村社组织效率损耗，是造成今天我国农业效率（国际竞争力）低下和结构性问题突出的制度根源——是进城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总结改革前后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建国后土地集体所有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重建了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极大地重建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社会效率。相反，大包干改革后的三十多年，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削弱和村社制度瓦解，都是极大地降低这二大效率。

今天，站在政治经济新甲子周期的历史起点，重建村社集体，都将极大地提升中国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边界。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村社集体，是要改革大包干制度，加强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化能力，建立以村社集体为核心的土地经营制度，重塑集体与农户的经营协同关系，最终重建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济体制，形成以村社集体经营为核心的乡村生产、供销与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合作经济体系。

在农业产业方面，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大宗领域，以村社为核心推动托管的社会化服务，突破小农经济实现土地规模化，才能建立高效率低风险结构的农业经营体系。以合作社或社会资本企业为核心的土地托管，受制于地方性水文土壤等信息、气候风险、劳动成本及地租刚性结构等因素，根本不可能大规模推广，更不具备效率优势，因此不可持续。

如果政策推动非村社力量推动土地托管，来实现规模化，那么可以肯定，中国粮食总进口比率上升的开放缺口根本不可能收敛。其后果，将会很严重。

在工业化方面，推动村社集体化，将为近3亿多奔波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节省每年夏秋二季约20个工作日的农业投入时间，增加城市和工业劳动供给总量5%左右。更重要的是，这还将为另外3亿多在农村生活的半劳动状态的劳动力，在乡村集体工业化的进程中，提供劳动参与的广阔机会。

总之，村社集体化，将大幅提升中国工业化的劳动供给规模，极大地改善中国工业化的边界效率，重塑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大大加强中国工业全产业链的基础性能力。

是的，有了具备价格优势的集体土地，有了具备价格优势的劳动要素，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中国乡村，已经站在再工业化的历史起点上了。

推动村社集体化，就将开启中国乡村4亿人的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4亿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将再次释放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的8%的中高速增长潜力。而重建村社集体将构筑良性循环的城乡关系，将大大拓展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度与长度。

如不出意外，三十年后，中国经济将重回约占世界经济总量4-5成左右的历史常态。

须明白，只有村社集体化，才能开启中国乡村百万亿级的资产证券化进程，才能形成对美元资本倍而围之的竞争优势。

更须明白，只有村社集体化，将爱人之仁与为民之义的伦理真正落地为有效的制度设计，让农民合理分享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历史红利，人民币才真正延续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才真正具备了仁义的哲学伦理，进而才真正形成上下同欲的合力，才真正具备高效率的备兑物质基础——建立在村社高效率生产和制度能力基础上的物质基础。  

信用货币时代，基于高效率农业生产制度的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是维系货币长周期稳定和升值，并依贸易体系向全球流动的即货币国际化的决定性条件。

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货币叫人民。组织化的村社集体制度，才是人民国际化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之一。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明白，重建村社集体，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使命。因此，早在2006年，他就在浙江瑞安做“三位一体”的综合农协试验，重建以村社集体为核心的农村合作经济体系。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历史期待乡村振兴战略，重建村社集体，开创新的历史局面。这是人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