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小长假还有5天，大多数人沉重的肉身还困守在工位或教室，轻盈的灵魂早已一路飞奔，在芭提雅沐浴阳光，在东京铁塔登高远望，在卢浮宫里把《蒙娜丽莎》静静地欣赏（单押×3✌）。

▲电影《憨豆的黄金周》。

很多打算在黄金周旅游的朋友并不知道，我们即将迎来的，是第20个国庆黄金周。

是的，1999年才诞生的国庆黄金周，也是个90后。彼时，双休制度也才施行5年，富有远见的中国人，已经感到双休远远不足以放飞自己，必须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很长长长长长长长的假期。

千禧年到来前的这“临门一脚”，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强大的消费能力。从此，在“浪漫的土耳其，还有东京和巴黎”，你都能看到写着汉字的导游旗，还有大妈们大红大绿大黄大紫的丝绸围巾，一起迎风飘扬。

▲中国大妈的“六芒星魔法阵”，你学会了吗？

每到一处，中国游客们都要横扫大大小小的奢侈品店和美妆专柜，一手自用，一手代购——旅游、挣钱两不误，这才是勤劳节俭的中国人最喜欢的旅行方式。

如今，旅游团的标志不再是导游们手中高高举起的导游旗，而是人手一台的智能手机，架在长长的自拍杆上。大妈们要用它自拍——拍照姿势从比个“V”变成了结个“魔法阵”，不变的是大红大紫的丝绸围巾；年轻人则用它来直播和拍摄VLOG。远远地看，举着自拍杆的游客们，就像是古代举着矛与戈的战士，蔚为壮观，的确有点儿“大军”的意思。

摄影改变了旅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庞博在《脱口秀大会》。

最近，脱口秀演员庞博在《脱口秀大会》里提出了一个很精妙的观点：手机的摄影功能正在摧毁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感受。

李白也就是沾了没有智能手机的光，才能成为李白，不然他可能看到庐山瀑布，也就拍个照片，加一个‘诗仙’的水印，然后发给杜甫。杜甫给他发个，他回杜甫一个。

按下快门——不管这个“快门”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那不是真正的摄影，仅仅只是拍照而已。

同样的，把风景变成照片留在你的手机相册里，并不意味着这个风景从此属于你。只有用眼睛去看，用大脑去思考，才能把风景留在脑海里，这样拍出来的照片，才会更有感觉。

所以，摄影是入门门槛很低、实则门槛很高的兴趣爱好。

摄影的门槛是物质的、财富的。在摄影圈子里，很早就流传着“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的调侃。入门级单反固然很便宜，但摄影师们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更昂贵、更优秀的器材。

▲传说中23万的哈苏。

前段时间，夕阳红打榜团让00后眼中的“过气歌星”周杰伦成功登顶微博超话榜第一，周杰伦也趁热打铁地推出了新歌《说好不哭》。

新歌好不好听，暂且按下不表，MV里那台价值230000元——是的，你没看错——的哈苏相机，反正是光芒四射。

当女主角把这台足以“穷三代”的相机送给男主角时，杰伦唱的歌词却是“你什么都没有，却还为我的梦加油”……不禁让人狠狠揉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多数了一个0。

就连苹果最新推出的iPhone11 Pro，也主打摄影功能，宁愿背负“史上最丑iPhone”的骂名，也要倔强地保留“三摄系统”。微距、广角、超广角的无缝切换让很多人怦然心动，嘴上吐槽得再厉害，钱包依旧很诚实，最后还是逃不过“真相定律”。

▲消失的技法：鲍德里亚摄影展。

但另一方面，摄影的门槛也是精神上的。从摄影技法，到摄影器材带来的上限，最后是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去理解摄影本身。随着对摄影的理解更上层楼，转身回望的时候就会发现，技法和器材，也许不是最重要的。

譬如，最近有一场摄影作品展，就叫“消失的技法”，它展示的是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的摄影作品。鲍德里亚没有炫示自己的摄影技法（作为业余爱好者，鲍德里亚可能也没有技巧可炫），而是用镜头语言表达自己的社会学观点和哲学理论。

鲍德里亚试图通过作品展示自己对于摄影的理解，而另一位哲学家苏珊·桑塔格，则选择用理论来表达。

相机是枪支的升华
文 / 苏珊·桑塔格
译 / 黄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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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摄影作为一种娱乐，已变得几乎像舞蹈一样广泛——这意味着摄影如同所有大众艺术形式，并不是被大多数人当成艺术来实践的。它主要是一种社会仪式，一种防御焦虑的方法，一种权力工具。

摄影最早的流行，是用来纪念被视为家族成员（以及其他团体的成员）的个人的成就。在至少一百年来，结婚照作为结婚仪式，几乎像规定的口头表述一样必不可少。相机伴随家庭生活据法国的一项社会学研究，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一部相机，但有孩子的家庭拥有至少一部相机的几率，要比没有孩子的家庭高一倍。不为孩子拍照，尤其是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不为他们拍照，是父母漠不关心的一个征兆，如同不在拍摄毕业照时现身是青春期反叛的一种姿态。

通过照片，每个家庭都建立本身的肖像编年史——一套袖珍的影像配件，作为家庭联系的见证。只要照片被拍下来并被珍视，所拍是何种活动并不重要。摄影成为家庭生活的一种仪式之时，也正是欧洲和美洲工业化国家的家庭制度开始动大手术之际。随着核心家庭这一幽闭恐惧症的单元从规模大得多的家族凝聚体分裂出来，摄影不弃不离，回忆并象征性地维系家庭生活那岌岌可危的延续性和逐渐消失的近亲远房。照片，这些幽影般的痕迹，象征性地提供了散离的亲人的存在。一个家庭的相册，一般来说都是关于那个大家族的——而且，那个大家族仅剩的，往往也就是这么一本相册。

由于照片使人们假想拥有一个并非真实的过去，因此照片也帮助人们拥有他们在其中感到不安的空间。是以，摄影与一种最典型的现代活动——旅游——并肩发展。历史上第一次，大批人定期走出他们住惯了的环境去作短期旅行。作玩乐旅行而不带相机，似乎是一桩极不自然的事。照片可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人们有去旅行，计划有实施，也玩得开心。照片记录了在家人、朋友、邻居的视野以外的消费顺序。尽管相机能把各种各样的经验真实化，但是人们对相机的依赖并没有随着旅行经验的增加而减少。拍照满足大都市人累积他们乘船逆艾伯特尼罗河而上或到中国旅行十四天的纪念照的需要，与满足中下层度假者抓拍埃菲尔铁塔或尼亚加拉大瀑布快照的需要是一样的。

拍照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也是拒绝经验的一种方式——也即仅仅把经验局限于寻找适合拍摄的对象，把经验转化为一个影像、一个纪念品。旅行变成累积照片的一种战略。拍照这一活动本身足以带来安慰，况且一般可能会因旅行而加深的那种迷失感，也会得到缓解。大多数游客都感到有必要把相机搁在他们与他们遇到的任何瞩目的东西之间。他们对其他反应没有把握，于是拍一张照。这就确定了经验的样式：停下来，拍张照，然后继续走。这种方法尤其吸引那些饱受无情的职业道德摧残的人——德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使用相机，可平息工作狂的人在度假或自以为要玩乐时所感到的不工作的焦虑。他们可以做一些仿佛是友好地模拟工作的事情：他们可以拍照。

被剥夺了过去的人，似乎是最热情的拍照者，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到国外。生活在工业化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不得不逐渐放弃过去，但在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与过去的割裂所带来的创伤特别尖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富裕而庸俗的美国粗鲁游客的寓言，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已被具有群体意识的日本游客的神秘性取代：估价过高的日元带来的奇迹，刚把他们从岛屿监狱里释放出来。这些日本游客一般都配备两部相机，挂在臀部两边。

摄膨已变成体验某些事情、表面上参与某些事情的主要手段之一。一幅全页广告显示一小群人挤着站在一起，朝照片外窥望，除了一人外，他们看上去都惊讶、兴奋、苦恼。那个表情特别的人，把一部相机举到眼前，他似乎泰然自若，几乎是在微笑着。在其他人都是些被动、明显诚惶诚恐的旁观者的情况下，那个拥有一部相机的人变成某种主动的东西，变成一个窥淫癖者：只有他控制局面。这些人看见什么？我们不知道。而这并不重要。那是一次事件：是值得一看，因而值得拍照的东西。广告词以黑底白字横跨照片下端，约占照片三分之一篇幅，恍如从电传打字机打出的消息，仅有六个词：“……布拉格……胡士托……越南……礼幌……伦敦德里……莱卡。”破灭的希望、青年人的放浪形骸、殖民地战争和冬季体育活动是相同的——都被相机平等化了。拍照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慢性窥淫癖的关系，它消除所有事件的意义差别。

一张照片不只是一次事件与一名摄影者遭遇的结果；拍照本身就是一次事件，而且是一次拥有更霸道的权利的事件——干预、人侵或忽略正在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我们对情景的感受，如今要由相机的干预来道出。相机之无所不在，极有说服力地表明时间包含各种有趣的事件，值得拍照的事件。这反过来很容易使人觉得，任何事件，一旦在进行中，无论它有什么道德特征，都不应干预它，而应让它自己发展和完成——这样，就可以把某种东西——照片——带进世界。事件结束后，照片将继续存在，赋予事件在别的情况下无法享受到的某种不朽性（和重要性）。当真实的人在那里互相残杀或残杀其他真实的人时，摄影师留在镜头背后，创造另一个世界的一个小元素。那另一个世界，是竭力要活得比我们大家都更长久的影像世界。

摄影基本上是一种不干预的行为。当代新闻摄影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惊人画面例如一名越南和尚伸手去拿汽油罐、一名孟加拉游击队员用刺刀刺一名被五花大绑的通敌者的照片之所以如此恐怖，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摄影师有机会在一张照片与一个生命之间作出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照片竟已变得貌似有理。干预就无法记录，记录就无法干预。吉加·韦尔托夫的伟大电影《持电影摄影机的人》(1929)提供了一个完美形象，也即摄影师作为一个处于不断运动中的人，一个穿过一连串性质不同的事件的人，其行动是如此灵活和快速，压根儿就不可能有什么干预。希区柯克的《后窗》（1954）则提供了互补的形象：由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的拍照者透过相机与一个事件建立紧张的关系，恰恰是因为他一条腿断了，必须坐轮椅；由于暂时不能活动，使得他无法对他所看见的事情采取行动，如此一来拍照就变得更重要。哪怕无法作出身体行动意义上的干预，使用相机也仍不失为一种参与形式。虽然相机是一个观察站，但拍照并非只是消极观察。就像窥淫癖一样，拍照至少是一种绒默地、往往是明白地鼓励正在发生的事情继续下去的方式。拍照就是对事情本身、对维持现状不变（至少维持至拍到一张“好”照片）感兴趣，就是与只要可以使某一对象变得有趣和值得一拍的无论什么事情配合——包括另一个人的痛苦和不幸，只要有趣就行了。

你以为译文君写这么多关于摄影的内容，就是为了向你们安利《论摄影》吗？看来你们还不了解译文君——

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期将推出著名摄影师阮义忠的作品《阮义忠谈艺录》。

阮义忠，摄影家、摄影评论家，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创始人，阮义忠台湾故事馆创办人。1950年生于台湾宜兰县。1972年于英文《汉声ECHO》杂志社工作，开始拍照。四十年来先后出版《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失落的优雅》《正方形的乡愁》等十本摄影集，并于世界多国举办摄影展。论著《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被视为华人摄影启蒙书。创办的《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杂志被誉为最具人文精神的摄影刊物之一。

《阮义忠谈艺录》是著名摄影家阮义忠代表作的升级珍藏版本，含《想见 看见 听见》《摄影美学七问》《未完成的梦》三部代表作，如同一位启蒙者与拓荒者写给青年摄影人的“秘籍”，将创作的奥妙娓娓道来。同时收录百余幅经典摄影作品，印制精良，是艺术爱好者不可错过的视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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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即将上市，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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