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从东欧移居法国，纳博科夫、布罗茨基，从俄罗斯移居美国。

如果说离开故乡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命运，那拿起笔来书写与故乡有关的作品，就是他们作为作家的使命。

同为背井离乡的流浪者，同样书写“去国怀乡”和“流浪人生”的主题，他们却写出了气质截然不同、但精彩程度不相上下的作品。

今天，译文君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些欧洲作家的文学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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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的前期作品，如《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故事主要发生在捷克。昆德拉书写这些自己自幼熟知的人、事、物，自然是游刃有余。

但是在后期作品中，昆德拉的“捷克风味”逐渐淡化。他自述：“当我写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一件事情确定无疑地结束了：我再也不会回到当代捷克历史的题材上来。”于是，他转向对西方知识分子题材的关注，和对于抽象存在命题的直接探讨。

昆德拉也相当程度上放弃了母语。他本来是以捷克文写小说，然后译成法文出版；渐渐地，他也乐意尝试用法语写作、用法语思考——虽然他坦承，自己无法用法语写出有趣的故事，这大概是唯一的问题。

和其他移民作家不同，昆德拉没什么“流浪感”。他认为，即使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捷克，他也不愿意那么做了。

昆德拉对捷克及捷克语的疏离，在他的作品《无知》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伊莱娜和约瑟夫在多年以前曾有过一段无果的情缘，在移居别国20年后，他们在机场邂逅，不约而同地回到祖国，希望寻找自己“记忆中的捷克”。

但是，伊莱娜一踏上捷克的土地，陌生感就如影随形。分隔多年，朋友们对她在国外的遭遇漠不关心，好像只有舍弃掉这二十年的经历，才能重新融入到这些真正的捷克人当中去。但是，对于伊莱娜来说，这二十年的经历和在捷克成长的经历同样重要，并且塑造了现在的这个她。

朋友漠不关心，亲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伊莱娜的母亲同样不关心她的生活，反而滔滔不绝地讲述布拉格的事情。当初，伊莱娜正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压力，才匆匆结婚（这也导致了她移民国外）；现在，回到布拉格，这种熟悉的压迫感又回来了。在故事的最后，母亲甚至夺走了伊莱娜的情人古斯塔夫……伊莱娜以为能够“找回”什么，结果失去了更多。

回到熟悉的语言和文化环境里，按理说应该感到亲切，但是伊莱娜却好像说着与本地人不同的“捷克语”。这是因为，在过去的20年里，她对捷克人使用的词汇感到陌生，也远离了捷克语背后的语言思维。这个时候，母语不再让人和人亲密无间，反而让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后，伊莱娜和约瑟夫的“爱情”又如何了呢？很遗憾，像20年前的无疾而终，也像他们的寻根之旅，这段感情注定是没有结果的。约瑟夫只是觉得眼前这个女人面熟，是个相貌不错的女人，就和伊莱娜打上了话；而伊莱娜还以为能够再续前缘——这显然是昆德拉精心设计的一个象征性情节。

《无知》讲述的是一个关于“遗忘与记忆”的故事。流浪者与留守者构成了微妙的关系，一边是流浪者对故土怀着念念不忘的蒙着粉红色滤镜的美好幻想，一边是留守者被生活淹没，冷漠地遗忘了那些背井离乡的人。

昆德拉想借《无知》表达的是：如果回归的目的是寻找，那么这个“回归”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回归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打破这些流浪者的幻想，让他们带着失望重新踏上流浪之路。

但是，这些流浪者可以在异国他乡，找到归属吗？恐怕也不能。流浪者一旦踏上流浪之路，就不会寻找到真正的安定。

正是因为深知这一点，昆德拉才拒绝回归故土，转而适应法国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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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的算术》中，昆德拉将移民作家分成三类：第一类以贡布罗维茨为例，永远无法与移居地融为一体，“漂泊者”是他们永恒的身份，其作品时常抒发对故土的乡愁；第二类作家以康拉德为例，虽然融入了移居地，却无法摆脱自己的文化背景；第三类作家，最典型的当数纳博科夫，他将自己从原有的文化土壤中连根拔出，作为俄国人，却能流畅地用英语写作，并且作品总是呈现出多元主义的、世界主义的风貌。

纳博科夫对自己的身份认知相当清晰，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曾经的俄国人，一个现在的美国人”。但是，他对这个问题不纠结，不代表他不能写或写不好这个主题的文学作品。

纳博科夫关注的是人性中具有永恒意义的道德问题，所以，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夹缝中忍受文化断裂与身份认同焦虑的背井离乡者，自然成为纳博科夫书写的对象；而且，承继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纳博科夫，对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把握，相当敏感、准确。

俄罗斯文学人道主义传统、欧洲文学浪漫主义风格与美国文学的自由主义土壤，在纳博科夫身上凝聚为具有自传性质的《普宁》。

在《普宁》里，“我”以全知的视角叙述了移民美国的俄国老教授普宁的一切故事，但是到了故事的最后，“我”却成了接替普宁的职位的人。普宁代表的是初来乍到美国社会、不能完全融入本地的俄国人，而“我”则是适应了美国生活的俄国移民。

普宁的一生是痛苦的，死亡、离别和背叛像阴影一样笼着着他的全部经历。来到美国，他想要的不过是一处安静的住所罢了。为了这个“简单的”愿望，他却不停地搬家、折腾，始终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当他最终找到一处满意的住所，却被告知有新人（也就是“我”）接替教职。普宁的希望彻底落空了。

在这里，《普宁》的“自传性质”并非指纳博科夫与普宁这个人物的简单对应关系，而是指小说中“我”替代普宁的这个情节。“我”替代普宁，正是纳博科夫本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俄国移民——融入异国社会的变化。

普宁并不是纳博科夫，而是纳博科夫精确地把握移民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塑造出来的人物。这些人来到大洋彼岸，为的是逃避战火，拥有自由的、幸福的生活。当他们发现这个“简单的”愿望很难实现时，对现实的失望就把他们引导向对过去的缅怀，这更加阻止了他们融入陌生国度的文化，成了彻头彻尾的异乡人。

普宁的结局，既可以认为是这批移民知识分子中的失败者，黯然退出社会生活，重新踏上流浪之路，也可以认为是移民知识分子想要成功地融入异国生活，就要像“我”一样，目送代表了过去的“我”的普宁永远消失，从此以“我”的新身份活下去。

《普宁》

纳博科夫 著

梅绍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普宁》的引人注目之处不仅仅在于丰满的人物形象与情节，还在于其精巧的结构。普宁的故事以他1950年前往俱乐部做报告开始，以“我”听到其他人回忆他1950年的那次报告结束，这个精妙的小说结构就像一个首尾相衔的小蛇。在这个环状故事中，除了消失的普宁，好像一切都未曾改变。正应了纳博科夫本人的断言：“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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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是文化冲突的产物，相当程度上超越了民族文化的立场，直指人类共同精神困境，也试图探索移民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理想存在空间。

因此，纳博科夫被认为相当程度上是一位世界主义文化立场的作家。

他的俄国同胞布罗茨基，同样也是一位世界主义的倡导者——布罗茨基追随的是白银时代诗人、阿克梅派的曼杰尔施塔姆。在曼杰尔施塔姆“对世界文化的乡愁”中，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而布罗茨基对奥维德的崇拜，不仅受到了曼杰尔施塔姆的影响，也是因为布罗茨基本人与奥维德经历的相似。公元8年，奥维德被罗马皇帝屋大维流放到黑海之滨的托米斯。对于奥维德的遭遇，布罗茨基自然感同身受。

在去世前一年，布罗茨基撰写了《致贺拉斯书》，但是，这篇文章的真正主角却是奥维德，贺拉斯与另一位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反倒成了批评的对象。

布罗茨基认为，贺拉斯与维吉尔的问题在于被“罗马帝国”这个庞然大物限制了创作与想象力的边界。

在传世名篇《埃涅阿斯纪》中，维吉尔安排了罗马人祖先埃涅阿斯与其父亲安喀塞斯在地府的会面。安喀塞斯向埃涅阿斯“预言”了罗马的未来，预言了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天命”。

布罗茨基指出，维吉尔为了讨好屋大维，不惜给罗马人的祖先埃涅阿斯罩上一层神话的光环；然而，这个所谓的“预言”，不过是把已经发生的历史强行渲染出命中注定的传奇色彩；在这里没有看不到诗人的想象力和创造，维吉尔追求的是虚张声势的“气势磅礴”，追求的是“形而上的安全感”。

相比之下，奥维德才无愧为一个诗人的称号。他发挥艺术想象，认为埃涅阿斯离开迦太基女王狄多，是因为狄多怀上了埃涅阿斯的孩子；而绝不是像维吉尔写的那样，听从什么天命的召唤，回到意大利建立罗马。诗人写的不是历史，他遵从的不是政治的逻辑，而是艺术的逻辑。

可以看出，奥维德是一个大胆的叛逆者，无视权贵们对埃涅阿斯的尊奉，勇于挑战神性光辉。在这一点上，他无愧为布罗茨基的“偶像”。

《悲伤与理智》

布罗茨基 著

刘文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但是，叛逆的布罗茨基也会纠结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他游离在俄国诗人、犹太血统和美国公民三个身份之间，站在多重框架下思考，让他得以以超越常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

布罗茨基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命运感。在离开祖国时，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祖国。我属于俄罗斯文化，我觉得，我是他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地域的改变能够影响他，我是属于俄罗斯语言的诗人。”对祖国的乡愁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始终是他诗歌最重要的主题。

在远离祖国的日子里，布罗茨基把故国之恋上升为“心灵家园”的高度——既然肉身不能回到祖国，那么，就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家园。身处异域文化之中的他，虽然时常感到自我身份模糊，但他通过冥想时空来找寻自我。只有在阔大的时空之中，布罗茨基才能理解，肯定自我的存在却找不到自我的身份，就会陷入无尽的惆怅与困惑之中。

“一物即他物”是奥维德的基本信念，布罗茨基基于这个信念 ，进一步提出，无生命的物质才是世界和文学的源头。从人的层次，深入到万物的层次、无生命物质的层次，才能达到真实；不能将人的价值观凌驾于无生命物质之上。只有以灵魂为中介，平等地、谦卑地对待无生命物质，才能冲破人与无生命物质之间的壁垒。

正是通过这种“物我同一”的思索，布罗茨基才能经由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进而达到对自我的认识，来感悟自己复杂身份的问题。

正是从故国之恋出发，再配合隐晦的主题、晦涩的形式，布罗茨基发展出了迥异于同时代作家的诗歌艺术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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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说：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制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文化就是人类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在这个“意义之网”中，我们可以舒适地表达、接受、交流、行动，而不会有无所适从的感觉。

而那些在异国他乡流浪的人，他们失去了这个“意义之网”的保护，必须直面两种甚至多种文化冲突，忍受失去文化之根的痛苦。对于作家（知识分子）这一类人而言，这种痛苦尤其强烈。

但同时，失去了这个“意义之网”的束缚，流浪者们同样获得了更广阔的的天地，获得了更加充分的自由。在多个文化框架内思考、写作，引导他们走向更加抽象、更加普遍、更加阔大的命题，让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多元主义的、世界主义的丰富色彩。

我心安处是吾乡。昆德拉、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米沃什、乔伊斯、石黑一雄、奈保尔、拉什迪……这些杰出的移民作家总能在异己的文化中发现真正重要的命题，并把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转化为自己创作上的优势，为全人类提供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这个全球化岌岌可危呃时代，他们也证明了，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始终是人类诞生伟大思想与杰出作品的最好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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