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与秃头

有关中世纪患慢性精神疾病的人，只有极少数准确或长期的描述流传了下来，我们只能通过相当偏颇的记载与这些病人相遇，因而往往得到扭曲的理解。举例来说，西班牙神父霍安·希拉韦特·霍夫雷（Joan Gilabert Jofré）在其1409年的布道记录中，生动地形容家乡瓦伦西亚有一群疯人在街头，说他们是“可怜的疯子，给许多人造成危害”。然而，霍夫雷在这里其实并非意指荒唐而凶恶的疯子经常四处游荡，攻击别人——更普遍的情形是，这些残疾人士在中世纪城市的街上遭到抢劫或虐待——相反，这种生动的夸张修辞是故意用来强调一个简单的观点：保护疯子，就是保护整个社区的一种方式。霍夫雷的布道事实上让瓦伦西亚的一家医院获得重大支持，这所医院在隔年的1410年落成，或许是中世纪最早以精神病护理为重点的机构。

在当时波折的政坛，出现了一些对疯狂更为负面的描述。

法兰西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1368—1422）是中世纪以来最著名的精神病例之一，状态长期不稳定，很快就变成奇闻传于坊间。有一桩特别生动的事件，据说发生在1392年8月，国王和随从骑马穿过勒芒（Le Mans）外围的茂密森林。有人说一位乞丐扑到国王跟前乞求施舍，还有人说只是有个护卫让一根长矛倒到地上发出了巨响。总之这惊动了国王，使他变得神志不清，进入暴怒状态。他攻击身旁的朋友、亲人及仆人超过一个小时，他向他们挥剑，一共杀了五个人才被制止，然后陷入深度昏迷。仅仅三天之后，查理六世苏醒，听到自己做的事情，当场哭了出来。这位国王的病情在接下来的十年之中持续恶化，当时的历史学家注意到，他会忘记家人，坚持跑个不停直到筋疲力尽，在皇宫里到处乱扔家具，一看到自己的盾形纹章就想破坏。相当凄惨的记载是，国王一度深信他的身体是由易碎的玻璃做的，于是强迫自己站立不动，也禁止任何人碰触他，害怕自己会因此粉身碎骨。

然而这部关于查理六世陷入病沼的编年史并不是一份准确的病史，用来理解他心智日渐衰弱的健康状况。这些作者真正关切的重点，似乎在于解释法国出现的严重政治动荡，是由查理六世的精神状态造成的，它使得这个国家的一整个世代都陷入了骚乱。但是我们的确知道，许多专家被召唤去协助减轻国王脑袋的重负。医师建议查理六世静养，并开立药方，同时神职人员通过祷告寻求更崇高的力量来拯救，他们把国王的小蜡像送到能创造奇迹的朝圣地点，希望国王和国家都能恢复。

中世纪的虚构作品当中，也能见到类似戏剧性十足的发疯故事，但是不像当时的布道或政治史，这些诗篇或戏剧倾向于表现的疯狂由无法如愿的苦恋所引发，而非来自疾病或突然的打击。这个时期最多人竞相传诵的中东诗歌之一，是关于一对遭受命运摆弄的情侣蕾莉和马杰农（Layla and Majnun， ），这个波斯故事描写了被爱冲昏头的疯狂，苏非伊斯兰专家称之为“divanagi”，意思是“为爱痴狂”。

这个故事经过12世纪阿塞拜疆的作家内扎米·甘伽维（Nizami Ganjavi）改编后广受喜爱，诉说了一个少女蕾莉和一个热烈爱着她的同窗葛斯（Qays）的故事。葛斯的爱慕如此狂热、无法自拔，很快就获得“马杰农”这个称号，意思是“疯子”或“着魔的人”，这个名词与波斯文的精灵（jinn，）有相同的词根。中世纪典型的浪漫故事都会有悲剧转折，蕾莉虽然回应了马杰农的感情，但却发现自己早已被许配给别人，不得不嫁给那一位更合适的追求者。马杰农的爱落空，他伤心欲绝，到沙漠流浪，靠野兽的陪伴，以及用树枝在沙地上写下转瞬即逝的诗句来获得安慰。

蕾莉和四处流浪的马杰农仍然相爱，但在他们数年后心碎而死之前，一直无法如愿在一起，两人只能趁着偶然相遇时，纯洁地远远交换诗句。这对恋人生前最后一次相遇是一次诗意的邂逅，插画家以疏落却细致得惊人的画面捕捉到这个场景，这张画收录于在1410至1411年间为设拉子（Shiraz）统治者伊斯坎达尔（Iskandar）苏丹制作的华丽诗集中，由斜排的诗文构成的长方形边框围绕着。这对恋人见到对方后就昏倒于帐篷之间。他们的身体枯槁若浮，在倒向沙地上时，轻盈精致的衣裳随之飘扬。马杰农遗世独立时与他交好的野兽在一旁守护两人，同时他的老仆弯身接近蕾莉，用尖嘴金属瓶为她的脸上药，这种草药疗法与贝尔纳 · 德戈尔东推荐的提神药膏有着相同的传统。这首诗歌表明，爱能够从严重的精神失衡转变成实际的身体疾病。从马杰农的其他画像中看出，深切的相思病使他急遽衰弱。画中的他绝望又憔悴， 日渐消瘦，看起来像是形销骨立的隐士。

过去人们认为精神错乱会以这种方式显现在身体上。事实上，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可以反映在各方面，从表情到皮肤质感。当时的传记作者和医疗人士经常运用面相学，认为身形或面部特征可以大致代表智力、高贵出身，或者心智上较负面的性格缺陷。头发尤其在中世纪晚期流通的医学丛书中占据显著地位，认为能显示在头发之下的那个人的特定性格。马杰农被形容成头发如拖把般凌乱，他狂野的发丝肯定是疯狂性情的象征。但是，只要有一头红发就会被认为脾气急躁；头发浓密或打结，就会伴随着粗鲁天性；稀疏的金色直发，可能代表善于算计或骗人。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 1340—1400）显然将这蓬头的说法牢记在心，在《坎特伯雷故事》（Canterbury Tales）里介绍一位贪腐的朝圣者，也就是卖赎罪券的教士时，他写道：

这个卖券人的头发黄得像蜡， 鬈鬈地光滑地像是一团亚麻—— 他这头鬈发下面一绺又一绺， 他就随意让它们披散在肩头，一小缕一小缕显得稀稀拉拉

卖赎罪券的教士令人倒胃口的乱发，证实了他缺乏男子气概，也预示着他人品寡廉鲜耻，有见识的读者应该看得出这种线索。果然，我们后来会知道，他甘冒大不敬，乐于宣扬伪造的教皇文告，为了牟利而妄加欺骗信徒。要是他们更仔细瞧瞧藏在他帽子底下的线索就好了。

个性和头发之间会有这种看似牵强的关联，部分与当时认为的头发从头上生长出来的过程有关。医学作者提出的理论是，某些体液化为烟气从皮肤上的小孔排出体外时，会凝结成一根根细小毛发凸出体表。皮膜上间隙非常稀少的部位，像是手掌或脚底厚皮等，长不出毛发来，而在小孔有透气空间的位置，毛发就可能生长浓密。他们还认为热也有助于毛发生长，考虑到热气会往上升，因此头顶冒出最茂密丰盈的头发被视为自然的事情。根据体液理论，男性的体温比女性高，所以说男性是毛发较多的性别也算合理，虽然这种热度同样带来使毛孔完全干枯的危险，让男性更容易秃头。

另一方面，女性头上没有毛发，会被认为是违反自然的现象。中世纪跨越了几个世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审美标准也大不相同，但是中世纪作者对于“美貌”的定义时常重复落在特定的基本形象上：唇红肤白、纤腰小胸。有一阵子流行又高又宽的额头， 于是女性拔掉眉毛以及发际线顶端的头发，让额头变大。

不出所料，当时的道德家不乐见这种注重外表的虚荣风气，然而有一本很受欢迎的中世纪妇女医学文集《特罗图拉》（Trotula）——可能结集于12世纪的萨莱诺——里头却有一大堆配方，列出了各种改善头发的美容方法。用丁香洗头发可以减少异味，用温盐水则可以增加发量。也有人建议用许多天然材料来染发，像是核桃油、用醋煮过的桃金娘花、混了黄色硫化物的蚂蚁卵，或者蜂蜜白酒。不过，做出这种改变，并非只是为了打扮而已。透过那个时代的面相学镜片，转变外貌能够影响别人对你的内在气质的印象：正派或邪恶、美丽或丑陋、清醒或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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