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兄弟的父亲母亲

在希望的大地上

一道道希望的光芒

划破了寂静夜空

一颗颗小小的明星

点亮着至高苍穹

献唱一首歌

给希望兄弟的父亲母亲

文 | 凌龙

1945年12月8日，刘大镛和郑康致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刘永言。

>>>这一年，国人盼望已久的抗战胜利了。但是，这场胜利并未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带来重生的曙光，随之而来又是生灵涂炭的三年内战。

>>>这一年，范旭东因复兴工厂借贷无门，饮恨辞世，卢作孚、荣德生等企图在战后东山再起的美梦也迅速被国有化的巨轮辗得粉碎。荣德生当时曾给国民政府上书：“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结果，反被上海警察局局长绑架。

工业萧条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者原来大多来自于城市，但从那时开始，城市工人也站到了其对立面，而罢工闹事的工人阶层又迅速成了共产党借以崛起的力量。

1948年6月15日，老二刘永行在四川省新津县出生了。他睁眼看到的这个国家正处在国共激烈内战之时，从战况看，国民党似乎正在走下坡。在败走台湾之前，蒋介石不但带走了大量黄金和文物，还列出了一份准备带走的重要人物名单，上面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知名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其中有卢作孚、荣德生等，说明连蒋介石都明白，什么才是一个国家最该珍惜的。

在历经热血、激情、沮丧、焦虑、绝望之后，大家开始期盼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2月25日，新津终于获得解放，时年35岁的刘大镛相继担任了新津县人民法院首任院长、新津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相当于农业局）科长，郑康致则成为新津县顺江乡平岗小学的一名老师。

战争之后往往会迎来一个生育高峰，这是几千年来一成不变的规律。1950年2月8日深夜，刘永美出生。第二年9月30日，刘永美又有了一个弟弟——刘永好。据说，由于前面已经生了三个儿子，郑康致凭着经验，在宿舍里自已给自已接生，生下了这个后来名满全国的小儿子。

加上老大刘永言、老二刘永行，四个兄弟的名字连在一起，刚好是“言行美好”。

然而，伴随老四的降生，一丝忧愁袭上刘大镛夫妇心头。当时非解放区的干部实行供给制，刘大镛并没有多少收入，于是，郑康致微薄的工资便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郑康致当时在新津县城郊区的平岗小学当老师，吃饭和住宿多在学校。作为一名小学老师，郑康致以极大的热忱教书育人，白天上课，晚上还常穿越田坎水沟，走村串户地进行家访，劝导甚至接济贫困失学的孩子。还带学生勤工俭学、办扫盲成人夜校、当少先队辅导员，甚至两次救活溺水儿童。

据刘永行说，当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母亲晚上在油灯下做的。在孩子们的眼里，母亲是天底下最能干的人。在同事那里，郑老师也是一个好老师，家里的奖状因此挂了一墙。

解放初，许多人印象最深的便是饥饿。当时几个孩子正在长身体，到了饭点，闻着食堂（四川人习惯称之为“伙食团”）的饭香，几个孩子便不忍离去。有时做饭的大师傅高兴了，会给他们一点小甜头，这更激发了他们的原始欲望。

但是，天长日久，其他老师就有意见了，有的还时不时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但都是背着郑老师讲的。有一次很凑巧，当几个孩子围着食堂闹哄哄地喊叫时，刚好有学校领导在，于是，有一位老师当着郑康致的面，厉声训斥了她的几个孩子，要强的郑老师扔下饭碗，立即拉起几个孩子回到宿舍，一生气，决定自己做饭。她抱来一些稻草，截成短节，再化一点泥，一会儿就做了一个简易炉灶，然后拿一口锅来，做饭给孩子们吃。几个孩子也在旁边帮助母亲干这干那，他们觉得母亲好能干，一会儿就像变戏法似地给他们做出了一锅饭。此时此刻，母亲就成了他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榜样。

国和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国家财经吃紧，千家万户的生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刘大镛夫妇虽然均为公职，却无法抚养四个孩子。为了维持生计，夫妻俩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得不从事开荒种地、采桑养蚕、帮人洗衣等杂活。

后来，郑康致又因体弱多病而辞去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更显拮据。为了不把全家都拖死，在万般无奈之下，刘大镛夫妇只得含泪将老二刘永行送给了一位布商。但命运仍然如恶犬般尾随不去——不久之后，刘永行不慎从高凳子上掉下来摔断了腿，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整条腿红肿得像水桶一样，这位布商又将他像商品一样退了回来。刘永行才两三岁，而腿伤导致的残疾却困扰了他一生。此时，由于老大刘永言已经上学，老四刘永好尚在襁褓之中，经济十分拮据的父母只能将目光转向老三刘永美。

有一天，郑康致听有个叫杨昆山的同事说，古家村农会主席陈耀云夫妇很喜欢刘家的几个儿子，建议她过继一个给陈家。由于两家本来就相识，陈耀云夫妇家里只有两个女儿，人品好，脾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他们家出身好，本人还是村干部。于是，夫妇俩一商量，欣然同意。就这样，刘永美被过继给陈家，陈家父母给他取了个新名字——陈顺民。

顺民多少有些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意思，但这就是养父养母的初衷。在读书报名前，经生父刘大镛提议，陈家同意为其改名为陈育新，这个名字不但十分贴切，而且意境大为不同。从陈育新后来的性格看，两个家庭教育的叠加，构成了他人格的底色，毕竟从两岁到七岁之间，是一个人“三观”形成的关键期。

陈家人十分善良，抱养陈育新之后，平日里两家经常走动，而不像有些人家，生怕影响了孩子的亲疏感。在刘大镛被打倒、郑康致被停职期间，陈家还经常让陈育新背一些自家的瓜果蔬菜过去。在全家揭不开锅的日子里，这些东西也算是救命之物了。

陈育新的养父既是村里的农会主席，也是远近闻名的木匠。从小看着养父将一块块木材变成这样那样的家具，聪明好学的陈育新也跟着学会做许多小东西。当时的人们没有更多选择，木匠有吃有喝不说，还能挣钱补贴家用，年轻木匠算是姑娘们找对象的热门人选了。因此，他最早的理想就是当个好木匠。

由于养父去世得早，长大后他还跟着其他师傅学过竹编手艺，但由于所跟的师傅过于刁难——第一年基本上学不到什么技术，还必须无偿帮师傅家做各种又粗又笨的活儿，年轻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干脆拂袖而去。他依靠自己的摸索，改进了不少沿袭几千年的老方法，比如改炉火烘烤为热水浸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后来养鹌鹑时，他的竹编手艺派上了大用场——最早的鹌鹑笼子就是他用竹子做的。

由于两个姐姐早已出嫁，他便与养母两人相依为命。在他们家的户口簿上，养母的姓名就是夫姓加本姓，外加一个“氏”字，让我颇为意外。陈育新说，养母对他“情深似海”。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养母生病，他回家后揭开锅一看，养母背着她吃的都是粗粮和野菜，而把不多的细粮都留给了他。人说“女人是一夜间变老的，男人则是一瞬间长大的”，那一刻，随着热泪奔涌而出的，是他心理的成熟。后来他曾认真地对我说：“从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懂事了。” 

年长的人都经历过，那时本该好好休养生息的这个国家，却一直不停地在搞各种“运动”。每次“运动”一来，刘大镛都会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批斗、降职、停薪、关牛棚成了家常便饭，事情的起因还是很多年前那段曾经脱党的历史悬案。幸运的是，由于是以民主党派身份参加工作，他每次都在最后一刻成为“团结对象”。

陈育新在私下场合多次向我讲起他的父亲。他说，父亲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坚持听收音机。在“四人帮”倒台前，对政治特别敏感的父亲，有一天偷偷把他们几个兄弟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社会不久将发生重大转折，江青、张春桥他们几个斗不过叶剑英、李先念那帮老干部，他们肯定要完蛋，到时候知识分子必将受到重用。他要求孩子们抓紧时间学习知识，将来必有大用。陈育新说，因为谈话内容特别敏感，几个兄弟都神秘而紧张。果不其然，不久“四人帮”就被打倒了，他对父亲更是钦佩不已。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身患肺癌、已经处在弥留状态的刘大镛，以一个老中共地下党员对社会变化的高度敏感，嗅到了新的气息，他反复对四个儿子说：“时代变好了，机会难得，你们要珍惜，要好好把握。”

陈育新曾经饱含深情地对我讲起生父临终前的情景。他父亲是1979年去世的，而他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他说，考上大学后，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去见父亲，因患胃癌正在住院的父亲却在用一台小收录机学英语。父亲原来曾一度主管过新津县的农业，他有好多想法没有实现，他把这些未能实现的想法都郑重地讲给了他这个从小生活在农村的儿子。

与曾经加入中共地下党的父亲不同，由于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每次政治运动一来，郑康致都要被挂上黑牌游街示众。次数多了，她便有了经验，专政队的人还没有到，她便穿上厚厚的棉衣棉裤，有了孙女后还刻意背上孙女，以减轻被打的力度。政治斗争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平的伤痕，缺乏营养带来的贫血和水肿又险些夺去她的生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当时的希望兄弟毫无办法，其内心的苍凉可想而知。

1993年，希望集团已经名震大西南了，就在这一年春节时，希望兄弟的母亲郑康致突然去世。1992年5月我到新津希望饲料厂工作时，老太太看起来还挺健康，成天摇着个大蒲扇到处走动，和蔼而慈祥。她还曾指着我对周围的人说：“这个陕西小伙子很不错！”

在希望集团创业最艰难的阶段，郑康致发挥了重要作用。她最早在成都有名的农贸市场——青石桥卖鹌鹑蛋，像所有的母亲一样，为孩子的事业日夜操劳。

当时电视台正在播放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孩子们都说，他们的母亲就是中国的阿信。她在弥留之际还交代了一件藏在心底的事情，就是几个儿子都成功了，唯独女儿的事还没有让她称心如意，她希望几个哥哥能照顾好他们的妹妹。在大哥刘永言提议下，同兄弟一致同意从新津希望饲料厂的股份中各让出0.2%作为妹妹的股份，再加上从母亲那里继承的一部分，使她也成了董事会的正式成员。

刘永言脸型和身材长得都颇像他的母亲，他也最爱他的母亲。1997年，他捐款100万元修建新津中学，实际上就是为了纪念母亲。在捐款仪式上，当着省市主要领导的面，不善掩饰感情的他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他写的《怀念母亲》，令人为之动容。

刘永行面相酷似母亲，但身材更高大一些。他由于从小右腿有点残疾，没有下乡。在人们眼里，他能正常生活下去就不错了，谁也没有想到他能干出什么事业来。然而，他却在恢复高考制度之后考了一个全县理科第一，从而让人们初步认识了他的潜力。

2016年10月，我陪同刘永行在新疆出差期间，他向我讲起父亲临终那一年，他在陪伴父亲时，父亲买给他的五本书——《杜诗散译》、《汉语修辞》、《十万个为什么》（一套三本）。他说，这几本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至今他还能滔滔不绝地背诵杜甫的《兵车行》。他说，东方希望企业文化规范之所以用词特别准确，与当年那本《汉语修辞》不无关系。

与其他兄弟不同，陈育新的养母还活着。过去经常有机会陪同记者去采访老太太，她并不会顺着记者的思路去说话，只是说儿子小时候受了很多苦，很“调皮”，就再也没有更多的话了。如今老太太100多岁了，除了耳朵有点毛病之外，身体依然硬朗，在同住的二女儿陪同下，天气好时，偶然还会出去烧香佛拜。

（节选自希望集团历史文化管理研究者凌龙所撰写的《希望兄弟》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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