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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终结后,他们成为复旦学生的“老师”:从太平间到解剖台的遗体捐献之路

张榕潇 复旦青年 2023-04-06

从太平间到遗体告别仪式,捐赠者家属王荣多次嚎啕大哭,家人只能不断劝慰。女儿扶起母亲,对遗体接受站的工作人员说,“爸爸就交给你们了,谢谢啊,谢谢。”

 

在遗体接受站工作近十年的丁晓明去年接收了286具遗体,有时候会从天没亮的凌晨一直接到天黑。面对家属的情绪,他坦言:“看到这个,你说我难受吗,难受……(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要正常完成。”


复旦青年记者 张榕潇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张淑凡 赵安琪 报道

复旦青年记者 方一湾 徐驭尧 编辑


“人体科学馆”位于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东九号楼四楼,400平方米的房间陈列着各种人体标本,这些藏品回溯了人类探索自身奥秘、医学不断进步的百年历程。


▲人体科学馆内老校长颜福庆所捐夭折双胞胎孙女/王琛 摄


而人体科学馆的背后,是复旦人的无私奉献:上海医学院谷镜汧教授文革时惨遭迫害,身患重病仍不忘兑现捐献遗体的诺言,靳安庸老师一家15口均办理遗体捐献。馆内,还有老校长谢希德的遗体捐献志愿书,她和丈夫在过世后均选择将遗体捐献用于科学研究。

 

多年来,像谢希德、谷镜汧这样的遗体捐献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将自己的遗体贡献出来,留给病人、医生和研究人员,用作器官移植、解剖教学、病理研究。他们以此向世人证明:生命的存在不止一种方式。


解剖课上的“大体老师”


4月19日,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东一号楼内,2016级临床医学五年制本科生的局部解剖学课程(以下简称“局解课”)正在进行。实验室里,四个学生一组,两个小组共同解剖一具遗体。学生们围坐在解剖台前,静听讲解。讲台上,授课老师刚刚讲完了腹部脏器解剖,她竖起一根手指,提高了音量:“好的外科医生是什么,是(做手术)血流的少!这个你从韧带切下去,就会减少流血。”

 

讲解结束之后开始解剖。本节课学生们的任务之一,是寻找并观察老师介绍过的结构。他们拉开裹着尸体的袋子,皮肤略显灰色的遗体露出来。

 

腹腔在上节课解剖时已被打开。一双手扒开皮肤,用血管钳夹住,防止其合上。其中一个学生找到了肝,六七只手伸上去,几根手指抚摸肝表面。

 

“这是脏腹膜吧?”


“那这是什么?”


又一根手指挤进来,“哎,不是,那是肝镰状韧带。”

 

2016级临床医学五年制本科生傅敏杰在游离腹直肌。他左手拿镊子,右手持剪刀,熟练地开合剪刀,将两层组织分离开。此时是四月中旬,解剖课即将结束,随着课程的推进,遗体渐渐变得破碎、干瘪。

 

每年的第一堂局解课,任课老师都会带领学生们向捐献者默哀一分钟。这些未来的医生们,面向躺在实验台上的“大体老师”,每人手持一支白菊,静默地低下头。


▲2018年春季学期第一堂局解课,任课老师带领学生默哀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以下简称“解剖系”)教授张红旗已经教了三十多年的局解课,在每届学生的第一堂课上,他都会告诉学生们:“今天给你们授课的,除了我,还有其他几位老师。这些静卧在解剖台上的,也是你们的老师,我与他们的区别就是,我站着,他们躺着;我说话,他们无语。他们是我们的无语良师。”在局解课中,肉眼看到的整体器官是大体形态结构,因此将尸体标本称为“大体”。学生们称遗体为“大体老师”。

 

在张红旗看来,通过局解课上的亲手解剖,学生能够了解某一区域的层次、器官的形态、位置、毗邻、血液供应等,“只有了解了正常,才能指导什么是异常,学好解剖学是未来成为一名合格医生的必备条件。”

 

张红旗举例说:“你当医生,病人告诉你,‘我肚子疼’,那你必须知道疼痛的区域是什么器官,比如是阑尾,是脾,是胃还是肝等。”

 

为了防止天气炎热导致遗体腐烂发霉,本科生局解课一般在春季学期开课、四月下旬结束。课程开始前,为了保护捐献者隐私,解剖系老师朱克明会将每具遗体的面部用黑色塑料袋遮盖好。最终,遗体会被放入保护袋中,运送到实验室,成为“大体老师”,同学生见面。

 

对于解剖的学生而言,“大体老师”是学习和了解人体构造的好老师。而对于这些捐献者的家人来说的,从活生生的人到一具人体标本,则意味着一场痛苦的生离死别。


“爸爸就交给你们了”


在徐汇区医学院路138号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内,两层红色小楼旁常年停着一辆三厢汽车,它的使命是运送捐献者遗体。车身全黑,只有侧面有一行红色的字:复旦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1982年,上海市在复旦大学等六个医学院校建立“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复旦大学由此可以接收被捐献的遗体。

 

后备箱的四个车窗都有黑色遮光膜,多数时候是紧闭的,不过偶尔,透过小窗缝隙可以看到后备箱的情景:跟救护车的车厢差不多大,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一副铁质担架。坐在座位上,可以清楚地听见身后铁担架随着颠簸发出的清脆声响。


▲树丛掩映中的接受站红色小楼及黑色运送车


3月12日,丁晓明和高晓宏开车去某医院接收遗体。在遗体接受站工作,他们的手机需要24小时保持畅通。高晓宏一天接十几个电话,忙碌时甚至出现幻听,“总听见铃声响。”凌晨被叫起床去接遗体已是家常便饭。丁晓明在遗体接受站工作近十年,他记得很清楚:“刚开始工作时,每年接受的遗体只有100多具,这个数字逐年增长,去年已经达到了286,有时候,从天黑接到天黑。”

 

四十分钟后,车到达医院,遗体捐献者的女儿和女婿正等在太平间办公室门口,遗体捐献者的老伴王荣站在办公室里,手里拎着一个布包,神色悲戚。高晓宏开口问了一句:“请问死亡证明带来了吗?”然后指导她在捐献遗体接受证明上签字,交代证件办理事宜等。

 

手续办得差不多,丁晓明走进隔壁太平间,两个三层冰柜并排放着,管理员拉开其中一个柜子,被蓝色保护袋包裹着的遗体露了出来。两人合力将遗体抬到旁边的小车上。冰柜里,大大小小的硬币铺满一层,根据传统,这是用于打点“黑白无常”和“阴间小鬼”的。

 

丁晓明推着小车走向电梯,轻声说:“家属送一送吧。”王荣突然往前一扑,弯下腰将脸贴近丈夫头部,大声号哭:“老公啊,我以后就不能照顾你了啊!”丁晓明不说话,抿着嘴快步拉着小车走进电梯,王荣保持着弯腰的姿势拽着小车进了电梯。电梯里无人说话,只有王荣拖着哭腔,用上海话低语:“老公啊,老公啊……”

 

丁晓明和高晓宏熟练地将遗体放入后备箱的担架上。车门关上,女儿忍不住啜泣起来,女婿把她搂在怀里。看着车里的遗体,王荣问:“你们怎么处理我老公啊?”

 

“解剖教学或者供医学研究。”高晓宏回答。

 

王荣急急追问,“是不是要分成几块啊,我年轻的时候见过的,一条大腿。”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王荣略一停顿,好像想起了什么,“那是先要把他泡起来吧?”


高晓宏不负责遗体的用途调度,他只能凭经验告诉家属,遗体可能会被浸泡处理。

 

“可是我老公怕水的呀,他不会水的呀。泡着他会害怕呀。”

 

“做防腐处理只能泡着。”

 

王荣皱着眉,望着身着白大褂的高晓宏,顿了顿说:“哎呀有什么办法,捐了,已经捐了,这就没办法的呀。”高晓宏照例询问他们是否要保留骨灰,王荣抬眼看了女儿女婿一眼,女儿表示不要,她也轻轻摇了摇头。

 

车子开动后,王荣一行三人注视着车子转头,经过身旁时她好像想要追着看一眼后备箱,但黑色的遮光膜遮住了她的目光。她走了几步,停下来,两眼不知道往哪里看。

 

回到接受站后,丁晓明拉着小推车进了告别厅。他不开灯,快速将推车放在告别厅一端,拉上窗帘,便走出来锁好门。“其实有时候凌晨接了尸体送到这边,黑乎乎的,你说怕不怕,确实是怕。”丁晓明干笑一下,“但是我不信神,不信鬼。”


告别:“让我最后看一眼!”


第二天,遗体接受站循例为捐献者举行了告别仪式。告别厅一片黑暗,墙上LED屏的字体闪着红光:xxx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承载遗体的小推车停在一个高约10厘米的平台,正对着遗体的是一个小置物台,用来放捐献者的遗像,上方的LED屏显示捐献者的名字。一对LED屏挂在两旁:“爱心与天地共存,精神与日月同辉。”

 

王荣、女儿和女婿三个人一袭黑衣,系白腰带。王荣头上戴着一朵小白花,站在最前面,时不时看看遗体,神情依然有些悲切。包裹遗体的蓝布已经拆掉了,遗体脸上盖着一层薄布。丁晓明说,化妆的时候发现,遗体的脸上已经“蜕皮”了,不想让家属看到。女婿不时揽住女儿的肩膀,让她靠在怀里。

 

下午两点,告别会正式开始。丁晓明主持,宣布仪式开始之后打开了音响,哀乐声在告别厅里响起,“全体鞠躬!”他对着成排的人们宣布,接着,跟着人们缓缓向遗体鞠躬。在家属致谢环节,女儿打开一张纸,转过身面对人们,深鞠一躬,开始朗读,她不停抽噎,甚至连不成句。王荣听着,微微颤抖。

 

最后,伴随着哀乐,家属和朋友对着老先生三鞠躬,做最后的告别。刚刚还克制着没有哭出声的王荣,突然爆发,她冲到推车旁,扶在丈夫头边,头靠在手上,放声大哭:“老公啊老公,你以后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旁边的亲戚挽着王荣的手臂,不住地掉眼泪。告别厅里,哭声和喊声交织在一起。丁晓明站在她们身后,双手下垂放在身前,面容平静,一动也不动。

 

所有人都围着遗体走完了,王荣还在恸哭,亲戚们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将她拉走。女婿取出毛巾和糖果分发给参加者,“这是上海的一种习俗,我觉得,毛巾的意思是让你擦干眼泪,糖果则是让人感到甜蜜,忘记这苦涩。”高晓宏解释。

 

“让我最后看一眼!”王荣又来到了遗体旁,她想拉开盖在遗体脸上的白布,但是被女婿拉住了。王荣慢慢跪下,朝遗体磕了三个头,又慢又沉重,白发几乎挨在地板砖上。女儿和女婿同母亲并排跪下,一起磕头,然后迅速起身,拉走了母亲。红着眼圈的女儿边走边转过头朝着丁晓明,“爸爸就交给你们了,谢谢啊,谢谢。”

 

丁晓明回到楼上的办公室坐下:“看到这个,你说我难受吗,难受。”他低下头,“但是看得多了,泪点也高了。这就是我的工作,我要正常完成。”

 

老先生的遗体被专人接走并送入冰柜冷冻,供不久之后的培训班医生解剖学习,不需要防腐处理。根据工作要求,接受站人员不得将遗体处理具体情况告诉家属。王荣不会知道,她那怕水的丈夫将永远不被浸泡。


从无到有,医学解剖在中国的百年历程


来到复旦,遗体除了供培训班医生解剖学习,还要用于日常教学和科研。遗体一般有两个去向:送到解剖系,或者在病理系进行病理解剖。


在解剖系,除了在临床医生培训班中使用的近20具遗体,每年大概需要100多具遗体供修读局解课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使用;局解课的遗体需要经过处理,一般浸泡一年以上才可以使用。

 

病理解剖需在捐献者死亡后的48小时至7天内完成。病理学系副教授吴慧娟介绍,全系每年要解剖近40多具遗体,修读病理解剖的本科生、病理系的研究生和住院医师均需要观摩或进行具体的操作病理解剖。

 

解剖系主任周国民认为,“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没有遗体就没有解剖。”

 

一百年前,中国人还完全不能接受通过切割遗体进行医学研究的方式,更别说将自己的遗体捐赠出来用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在中国首创此项工作的,是清末著名的医学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伍连德。

 

1910年11月,死神的阴影笼罩在哈尔滨上空——一种由西伯利亚地区传入东北的鼠疫在哈尔滨城内爆发,数以千计的人感染,平均每天死亡五十余人,最多的一天死亡高达183人。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甫到东北,伍连德就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对部分遇难者遗体进行解剖。清末民初,解剖遗体被认为是“侮辱尸体”,不被政府允许。但为了东北千万居民的生命,伍连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1910年12月27日,伍连德带着助手对一位死者进行解剖,这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

 

通过解剖积攒的第一手资料,结合自己本身具有的公共卫生等知识,伍连德在四个月内成功扑灭了为祸一时的肺鼠疫。1911年4月,在沈阳召开了有英美日等11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

 

在伍连德和当时中国医学界的连年呼吁下,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解剖条例》,明确人体解剖的目的为研究病源和医学实验——当时的遗体多来源于死刑犯;辛亥革命后医学院迅速增加,遗体数量难以满足它们的教学和科研要求,医学院校只好另觅尸源。上海医学院曾向政府申请使用无名无主尸体。在此之前,一名中学生物老师因捡拾无名死婴做标本而被冠以“侮辱尸体”的罪名,进了监狱。

 

七十年前,上海医学院王有琪教授在《申报》上发表文章《解剖学会争取尸体》,表示学校缺乏用来解剖的尸体,呼吁政府给医学院提供尸源。当时年仅35岁的上海市民徐益勤看到文章后,立即致函上医,表示愿意死后捐献遗体,并预立遗嘱:“本人不论在何时何地逝世,均请将经过通知上海医学院领尸,供解剖之用。”半个多世纪之后,102岁的徐老先生于2015年辞世,家人遵循其生前的意愿,捐献了他的遗体。


并不顺利的“另一趟旅程”


根据人民网报道,截止2017年底,上海市遗体捐献累计登记达47737人次,其中9987名捐献者实现了捐献意愿。登记数与实现数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吴慧娟和朱克明分别表示,目前复旦大学医学院病理系和解剖系的遗体,基本能满足教学需要。

 

这有赖于接受站的工作。1982年至2015年,一共有3321位捐献者被接往复旦大学,开始了“另一趟旅程”,数量居全国各遗体捐献接受站首位。

 

然而,在遗体捐献工作中,捐献者的“另一趟旅程”依然会遇到不少阻碍。高晓宏介绍,某些医院太平间由专人承包,主要靠推荐殡葬服务、卖墓地挣钱。而被捐赠的遗体火化入土都由红十字会负责,太平间无法从中赚取利润。因此,一些管理员会催家属把遗体拉走,无奈之下,家属可能选择直接火化。高晓宏曾在凌晨一点接到家属的电话,被告知去接遗体。在太平间管理员不停的催促下,家属每隔一小时打电话来催,他只好在三点起床,打车到学校,再开车去医院。

 

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生前的捐献愿望。有些上世纪八十年代登记过的志愿者,按照年龄计算,如今已一百一十多岁了。接受站推测老人可能已经去世,但出于对捐献者的尊重,他们不能打电话询问。高晓宏还曾把已经拉回接受站的遗体重新送回殡仪馆,因为死者的丈夫不同意,“我儿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怎么就把人拉走了,谁允许你这么做的!我要投诉你!”而他那“不懂事”的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

 

实际上,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的行列,上海市红十字会和复旦大学做了不少工作。高晓宏介绍,区红字会会打电话或者上门慰问捐献者家属,复旦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会给每一位捐献者送上捐献证书和纪念品。以前,工作人员会用捐献者头发盘成卒年数字,放在玻璃盒中。现在,新的纪念品是一个琥珀色的小纪念碑,上面可以镶上捐献者的照片,以供追思。


▲纪念证书和纪念品


每年的遗体捐献者纪念日,红十字会组织都会开展宣传纪念活动,医学生们来到福寿园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处祭奠。在那片草地上,一块块石碑围绕纪念碑排开,刻着从1989年以来遗体捐献者的姓名,谢希德校长的名字也在其中。


▲福寿园中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纪念碑上刻着已实现捐献意愿的志愿者的名字


每次局解课结束之后,医学生们都会给这些“大体老师”亲手写一封信,集结成册。在信中,他们用文字和图画表达感谢。基础医学院2014级本科生努尔米拉写道:“您把自己的躯体献给医疗事业,依然延续着您生命的价值……是您让我们懂得了‘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 ”。


▲复旦学生向“大体老师”表示感谢


捐献者老先生的告别会结束,他的老伴在亲戚的搀扶下离开,脸上的泪还未擦净。

 

约一个小时后,一位老太太来到小楼前,她理了理橘色大衣,将一丝白发撩到头后,有些兴奋:“请问这里可以捐遗体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她舒了一口气,“终于找到了,我从中山医院一路找过来的!”谈起捐献遗体的原因,她笑起来:

 

“我女婿的父母都捐了遗体,我也想捐献。”


“您知道您的遗体,会用来做什么吗?”


“不就是解剖嘛,我不怕!”

 

一位志愿者的遗体捐献志愿书上,有这样一段誓言:“我愿死后将自己的遗体贡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不论供器官捐献、病理解剖,还是医学教学使用,都是心甘情愿,(毫无保留地)义务贡献。”


高晓宏,丁晓明,王荣为化名

感谢周国民教授提供资料

文中图片除注明署名外,均为张榕潇拍摄


微信编辑丨程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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