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如何谈论未来？
青年副刊为《复旦青年》学术思想中心出品：共分为思纬、读书、天下、艺林、同文、诗艺、灯下、专栏八个栏目，与你探讨历史、时事、艺术等话题。
读
书
读书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旅程，风景万千，思致独幽。在人类智慧的深处，书籍记录着我们对自然和自身无尽的惊羡。当我们打开书时，也许作者还是一位陌生人；当我们合上书时，作者便是一位相伴灵魂的挚友了。
我想对霍金以及所有比我年轻的人们说，耐心点。你的未来将会来到你面前，像只小狗一样躺在你脚边，无论你是什么样，它都会理解你，爱你。
——特德·姜
”复旦青年记者 胡莺韵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严月 编辑
2022年11月11日恰逢电影《降临》(Arrival)北美上映六周年。在斩获8项奥斯卡提名和1项获奖的背后，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你一生的故事》(Stories of Your Life)似乎并不那么为人所熟知。
▲电影《降临》海报/图源：百度
《你一生的故事》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Ted Chiang)的作品,曾获1998年的星云奖和斯特金奖。尽管23岁就靠着处女作《巴比伦塔》(Tower of Babylon)收获星云奖最佳中短篇，特德·姜却并不算是多产的作家，其在三十年的时间内只创作了17篇中短篇小说。他调侃道：“如果我有更多的点子的话，我会写出来的，但是很不幸我只是隔一段较长的时间才会冒出一个点子。我应该被称为一个间歇性的作家。”
特德·姜热衷于探讨诸如时间旅行、多重世界等等“老套”的话题，其构思往往围绕“自然运行法则和语言系统被改变了的异世界”展开。
非线性的语言和时空
在《你一生的故事》中，112组名为“七肢桶”(heptapods)的外星人忽然来到地球，尽心尽力地让人类学习他们的语言。七肢桶的名字源于它们的身体结构特点：圆桶状躯干的周围辐射出七根长肢，不仅整个形体极度对称，七只眼睛也分布在身体的各个方向，没有前后左右可言。也就是说，任何方向对它们来说都是“正前方”。这种身体结构，显示出它们的语言和思维方式。
▲七肢桶/图源：Bilibili
语言受我们的身体空间和环境所影响。比如，“情绪低落”等表述，蕴含了对空间方位“低”的理解；再比如某部落民族拥有多种表达白色的词汇，是由于其长期生活在雪地的缘故。
人类生活于线性的时空中：时间从过去到现在是单向流动的，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预知未来；事物的运行法则也遵循因果的先后次序。由此，人类的语言也呈现线性的特点。从字到词、再到句子、文章；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我们要先理解字词的意义，之后才能达到对整体意义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具有特定的顺序。
然而，七肢桶的思维模式并不是线性的。他们的语句与其说是一行行的字，不如说更近似于平面上的一片水墨符号：所有的词汇都集中在一个整体的图像符号里，不管其中的意群如何排列，其要表达的总体意义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语言表达不存在先与后、因与果的关系。这种语言思维模式中最精妙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七肢桶对费尔马定律的重新阐释：
▲电影《降临》中的“七语”及其书写过程/图源：Bilibili
如果你将一束光投到水里，由于水的折射率与空气不同，光在水中的行进方向会发生改变，而无论这束光与水面的夹角是多少，它选择的路线将永远是起点和终点之间所需时间最短的一条，这就是费尔马最少时间定律。人类通常习惯于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理解这条定律，即接触水面是因，产生折射改变方向是果。
但是在七肢桶眼中，这束光之所以能选出这条最快路径，恰恰是因为它事先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甚至水面的位置等沿途情况。换言之，早在出发之前，它便已知道自己将在何处止步。这种对事件的理解方式抛弃了因果法则：因即是果，果即是因，相互影响，不分彼此。
▲费尔马定律示意图/图源：
《你一生的故事》，译林出版社，2019
这种思维模式同样体现于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在小说的开头，女主角露易斯的第一人称叙述采用的是“参与七肢桶研究工作遇见丈夫”和“女儿意外去世后对她人生的回忆”两段时间线交替的模式。而随着故事的发展和露易斯对七语学习的深入，她的叙事思路也跳出了时间秩序，对未来女儿童年生活的“记忆”开始出现在过去的故事线中，“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结局，我选定了自己要走的路，也就是未来的必经之路”，最终形成了一个闭环，不再有结束，但也不再有开始 。对于露易斯而言，她已然知晓了自己既定的命运。
这便涉及到一个老生常谈却至关重要的问题：露易斯和她身边的人的命运如果都是既定的，那他们的选择权又从何谈起呢？
我们应当与决定论和解吗？
特德·姜的另一篇小说《前路迢迢》(What’s Expected of Us)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更加直接的讨论。小说中“预测器”装置上的LED灯会在使用者按下按钮的前一秒亮起。不管玩家的动作多慢或多快都是如此。在最初尝试时，玩家往往都会绞尽脑汁瞒骗这个装置，以此证明这个“预测器”并不能真正预测自己的行为。而在认识到自己的抉择毫无意义之后，有的人选择停止进行任何（自认为是自发性的）活动，有的人一度陷入“运动不能性缄默”——眼球仍能活动，还能偶尔改变姿势，但仅此而已。活动的能力尚存，但已经丧失了活动的动机。
我们的一切都已经被决定了吗？在哲学范畴中，决定论(Determinism)意味着，同一时刻只存在一个物理上可能的未来，人们的自由意志也就无从谈起。同时，自由意志的消亡代表着道德责任的丧失——既然我们都不拥有选择权，我们又怎么为我们的“选择”负责呢？
例如，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曾提出过一个设想：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决定欺骗一下她的患者，于是在做完植入手术后对患者说：“我给您植入的装置不仅能够治疗您的病，还能控制您的每一个决定，以后您对自由意志的感觉都只是幻觉了。”
尽管这是一句谎言，但信以为真的患者开始变得不负责任、好斗、随随便便，纵容自己最坏的念头肆意妄为，直到被送上了法庭。在为自己辩护时，病人激动地宣称自己不应该为那些行为负责，因为他的大脑被植入了芯片。
▲丹尼尔·丹内特/图源：百度
即便如此，有学者仍然认为：即使承认因果决定论，我们也同样拥有自由意志和道德义务。那是因为，因果决定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作出选择和行动时被逼迫、强迫或约束。没有被逼迫的个体，仍然具有自由的选择权，也就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种观点被称为相容论(Compatibilism)。然而，非相容论者会反驳道，因果决定论本身便排除了替代选项的可能性。我们看似能够作出选择，但作出这个选择本身，已然被冥冥之中决定了。
比如，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朗肖·奥斯汀就曾提出：“我在高尔夫球场上错失了一次非常短的推杆，并因为我本可以让球进洞而懊悔。”他特别强调，是指在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自己本可以将它入洞。
丹尼尔·丹内特则反驳说：如果奥斯汀设想中的世界在击球前的任何时刻都和真实世界完全相同，又由决定论可知，任一时刻只有一个物质上可能的未来，那么这个世界在击球的时刻也不会和现实世界有任何区别，由此可知，“奥斯汀能击球入洞”这一命题在这个设想的世界中也是不成立的。
尽管这一推论看起来有些令人气馁，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在另外的可能世界中，只要发生了非常微小的改变，“奥斯丁击球入洞”便有可能达成。在此种语境下，“能做一件事”的意思并不是“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而是“条件不同的情况下能做出不同的决定”——比如根据风速的微小改变调整击球方式或者力度从而成功击球入洞。
人们总说，你无法改变过去，你也同样无法改变未来。然而我们能做的，是把我们所“预计的未来”变成不一样的“现实”。并且，享受这个过程和生命的体验本身。
特德·姜本人即是丹尼尔·丹内特的推崇者，后者曾在《自由的进化》一书中指出，该书的目的就是驳斥那些 “因为我们并不真正拥有自由意志，所以一切就变得无关紧要” 的观点。
“虽然我可能被设定了编程，虽然我的时间线上遍布了定点，但我还是要为我自己的决定负责——这个决定才是我之所以是我、我之所以能获得自由的关键。”
在《你一生的故事》中，无论什么对话，七肢桶全都事先知道对方会说些什么，但为了让它们所知的对话变为真正的事实，对话仍然必须进行。无论是对话本身还是对话中可能产生的口误、打断和遗漏，都将成为事实的一部分。
特德·姜虽然否认自由意志的存在，但也决不会因为自由意志的虚无就倒向“无需对未来负责”的阵营。就像露易斯明知未来会经历离婚和失去女儿的心碎，却仍然决定去经历这一切。正如特德·姜在《商人和炼金术士之门》的后记中所说：“虽然我们都能理解改变过去的愿望，但我想尝试写一个时间旅行故事，表明无力改变过去不一定就会带来悲伤。”
微信编辑丨胡莺韵
审核丨甲干初 徐竟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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