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送礼物还是发红包？泽利泽告诉你礼物和金钱的秘密

随着七夕情人节越来越近，很多有伴侣的人正在精心准备礼物，而商家也开始为此做好了各种营销活动。

琳琅满目的礼物，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亲密与爱。而亲手给伴侣准备一份充满爱意的礼物，也让这份礼物具有独特性。

更简单的，一些如“520”、“1314”等金额的数字红包也被认为是表达爱意的礼物。用金钱作为礼物的“礼金”形式，在现代社会已经非常普遍，也广为人接受。

但直到20世纪早期，金钱才开始慢慢作为礼物，并逐渐从法定货币中被区分出来。

把金钱作为礼物，让礼金从一般化的货币中脱离出来，创建并维持亲密关系。

这也证明了维维安娜·泽利泽的一个观点——钱不只是钱。

《金钱的社会意义》一书中，维维安娜·泽利泽说明了人们如何自创货币的形式，以及人们如何透过使市场理论家困惑的方法，设定金钱的用途，将各种金钱形式与亲友关系网路融合，并终极改变了人们花钱与存钱的过程。

# 亲密货币 #

我们对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礼物赠送行为知之甚少，少得让人吃惊。直到最近，社会学家们仍被现代化的腐蚀性影响所困扰，把礼物视为那个已经远去的、充满亲密和社区的世界的情感残余。或者，礼物会被归入异国的、前资本主义的、原始社会的范畴。意料之中，当涉及礼物赠予时，绝大多数研究工作都是由人类学家完成的，他们留下了丰厚详尽而且时常具有争议性的研究成果。

一直以来，人类学家们的一个主要关切是，在多大程度上，现代的市场取代了礼物的流动。传统的发展观点认为，市场消灭了与社会嵌入得更加紧密的礼物，但这一观点正在受到另一些人的冲击，那些人认为不同的流动形式共存于现代社会中。正如约翰·戴维斯所说：“我们有一整套被社会接受的做法，只是这些做法在文化上、道德上甚至经济上都是不同的。”作为这种论点的一部分，人类学家还争论了礼物流动和商品交换的相对对立性或者亲和性。那些坚持认为互惠的、情感的、受社会约束的礼物与客观的、工具的、社会意义上“自由”的商品之间存在深刻矛盾的学者，受到了那些坚称这种二元对立是错误的人们的强烈挑战。商品，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市场交换，不仅是跟礼物同等的文化和社会过程，是同样的物品；而且，一些分析家指出，只要人们能够仔细地观察礼物交换，就会发现其同市场交易一样务实、精于算计且具有强制性。或者，礼物主要会被作为展示性的商品，是象征赠予者的财富的可见符号。

那么，在我们现代的商业世界中，个人之间的礼物究竟有怎样的含义？我们同谁交换它们？怎样交换？试想，我们如何定义“好”的生日礼物？当然，它要表达某个特定的社会联结的亲密关系，要承载情感，要象征体贴。但礼物的意义多种多样。举例来说，新婚礼物是集体团结又一个共同的象征，而送给门卫的礼物则往往会加剧赠予者和受赠者之间的不平等，拉大二者之间的距离。礼物的形式和方式——金钱的或其他的——象征着双方关系的性质。

当然，一些礼物的流动在市场交换的边缘徘徊。但是，如果它们越过了这个边界，它们就不再是礼物了。因此，如果将礼物等同于市场流动，会忽略一点：现代的物品或者资金流动有很多种类型，而不只是单一的商品市场交换。礼物构成了一系列区别于报酬或者权益的流动，而且呼应着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关系。礼物是标志赠收双方的亲密无间和相对平等的赠予。为了保持这种关系，除去理解和感激之外，礼物并不需要即时的回报，而且双方会假定他们的关系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另一方面，给弱势一方的礼物，则会变成一种捐赠，而给强势一方的礼物会变成一种进献。这就是礼物的个性化非常重要的原因：礼物必须在性质和价值上与双方的关系相适应，要能够体现赠予者与受赠者之间的亲密和平等。好的礼物会带有赠予者的特质，也能明显看出来是为特定的受赠者而准备的。然而，挑选礼物之所以会成为一种复杂困难的任务，是因为礼物不仅会反映社会关系，还会重新定义社会关系。送一份过于私人的礼物给一个一般的熟人，或者送一份过于昂贵的礼物给未婚妻，或者送一份没有人情味的礼物给母亲，都会因为给社会关系暗示或者强加了错误的定义而让人感到困惑、感到烦恼甚至感到被冒犯。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礼物的数量急剧增加，美国人开始就送礼物的问题公开进行思考、辩论以及定义。礼物应该送给谁？刚开始流行送礼的时候，人们会给很多人送圣诞礼物，从近亲到生意伙伴。但是，在1910年之后，更为“贵重或者亲密”的圣诞礼物就主要只送给家庭成员和亲密的朋友。鲜花、糖果或者书籍是送给“不是特别亲近的”朋友们的得体礼物。圣诞贺卡则可以寄给所有人。相似的区分也出现在新婚礼物上，礼仪指南会推荐“只有最亲近的朋友”才能送昂贵的礼物。因此，礼物不仅被定义为给亲近之人的赠予，也会被用来区分亲密程度。

什么是送给亲人或者朋友的“好礼物”？最重要的是，礼物的价值并不由它的价格决定，因此，礼物便同报酬区分开来了。沃德夫人早在1878年出版的《通情达理》一书中就解释道，礼物的“灵魂”不“在于其纯粹的昂贵”，而在于“它传达的情感”。沃德夫人警告说，送礼绝不应该被视为“单纯的投资问题或者交换问题”。最好的圣诞礼物“不会意味着金钱……它们同债主或债务人不会扯上关系”。埃塞尔·弗雷·库欣在其1926年的《文化和良好礼节》一书中警告说，事实上，“如果动机是唯利是图的或者敷衍他人的”，这份礼物就不能“表达真正的友谊”。在礼物的世界中，“不应该考虑可能的回报”。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礼仪手册尖锐地谴责了越来越多的交换新婚礼物的实践。有这样一则轶事，一位新娘把她收到的新婚礼物送到打造这些礼物的银匠那里，“用这些礼物换取相应价值的她喜爱的别的东西”。这则轶事被人们当作负面的道德寓言，表明交换如何将“感情降格为唯利是图的精神”。独一无二的礼物不能够被当作市场上普通的、可交换的商品来对待。到20世纪20年代，新的礼仪允许了新婚礼物的交换，但是“礼物包含明确的意义，或者上面标有新娘名字的缩写”，或者礼物是由新郎新娘的家人挑选的这几种情况除外。因此，亲密性会让礼物变得独特。

要把赠予的东西标记为礼物，赠予者不仅需要把他们送的东西同报酬或者权益区分开，还要把礼物同其他不平等的赠予区分开。《生活时代》的一位评论员在1904年提到，只有特定种类的食物可以作为得体的礼物：“巧克力和甜点是……可以的，蛋糕和饼干就会有点可笑；但要是送给朋友用来充饥或者仅仅用来维持生命的食物，那就会被视为严重的失礼。”

如果有些礼物因为跟捐赠类似而让人不舒服，那么其他的一些礼物，比如雇员送给雇主的圣诞礼物，或者学生给老师的圣诞礼物，就会被谴责为不得体的贡品。1912年，受人欢迎、广为人知的“禁送无用礼品协会”——西奥多·罗斯福是该协会第一任男性会长——成立了，其初衷是阻止半强制性地从商场和商店里的打工女孩那里收钱来为他们的上级购买圣诞礼物的行为。协会的赞助人宣称，这样的礼物不是礼物，而是敲诈或者贪污，“因为对于受害者来说，这就像公职人员要给政客酬金一样，根本无法逃避”。禁送无用礼品协会的组织者明确表示，这种“毫无用处”的送礼不包括真正的礼物，比如“送给父亲的手绘丝质香囊，或者送给兄弟的番茄形状的红色法兰绒针插，或者任何出于真心的礼物”。禁送无用礼品协会的支持者解释道：“礼物的魅力，全在于其来自朋友的赠予。它应该展现无私，展现一些通过精心选择和礼貌得体来取悦别人的个人努力。”

为了赋予礼物交换以平等性，赋予礼物以亲密性，赠予者和受赠者都要精心地把礼品变得个性化。体贴入微被认为标志着卓越的送礼水平，礼物应当展现出“你为受赠者考虑了一番”。一位礼仪专家建议说，生日礼物应当“像是一起带来了一次温暖的握手、一个轻柔的吻”。手工制作的礼物也许最能突出赠予者的特点，如果礼物能够展现“赠予者确实费了一番功夫了解其朋友需要什么，并且有耐心找到那个东西”，1910年之后流行起来的批量制造的实用物品也可以很有“人情味”。礼品卡也变得越来越特别。早期的贺卡上面只有图画，而1905年之后，贺卡上会留下足够的空间供人们手写发件人的姓名和留言。

受赠者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量身定制礼物的交易。礼仪专家会规定人们手写感谢信时，要“用某种方式来谈论这份礼物，好让赠予者感到这份礼物是私人性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的一个复制品”。凸版印刷的卡片是“失礼的……只有私人文具上的亲笔留言才行”。还有一位作家强烈主张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到的礼物的类型”。莱斯利小姐于1859年出版的《品行之书》对如何量身定制礼物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指导：“当一件物品送给你是专门用于一个用途的时候”，莱斯利小姐说，“你的责任就是依照赠予者的愿望，把它用在那个用途上，而不是任何其他用途”。

但是量身定制礼物还不够。随着礼物数量的增长和礼物的货币化，礼物需要与特定类型的关系和亲密程度密切对应，将朋友、不同的亲属或者熟人区分开。礼仪手册认为“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拥有知道该送什么的天赋”，因此需要指导读者在复杂的礼物交换的社会迷宫中前行。以1905年的《正确的社会用途》中典型的有关新婚礼物的建议为例：家装和床单由新娘的近亲提供是得体的，而“单身朋友不应该选择这些东西作为结婚礼物，也不应该选择任何服装”。另一方面，一般的熟人“通常只会送花”。也可以看一看给年轻女孩的生日礼物：大多数朋友会送书、送花或者送糖果；而她的姐妹们或者“非常亲近的朋友们”则可以送“精致的内衣”。只有“很亲近的亲属”才适合送珠宝。因此，现代的礼物是有区分的，特定的亲属和朋友的社会关系形塑了高度个性化的赠予，亲密性和平等性会塑造礼物，反过来也会被礼物影响。最好的礼物会展示对受赠者和双方关系的详尽而充满感情的了解。最糟糕的礼物是冷漠的，尤其是仅考虑价格的礼物，就像《时尚芭莎》提到的那样：那些人会“在圣诞季的时候出现，然后说：‘我想花10美元买个礼物，什么都行’”。

当然，这样的观念让金钱不太可能成为礼物赠予的候选品。当法定货币可以用在所有其他不平等的、非个人化的交易中，比如给陌生人付报酬，给孩子当零花钱，捐给有需要的人，给有权有势的人做献金……当金钱能够做这些事时，它如何还能将一个社会关系定义为是亲密而平等的？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国家通过长时间的巨大努力，才将美元塑造成一种适合所有社会交易的没有个性特征的货币。此外，牵涉金钱交易的社会关系的范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这意味着人们对交易的形式、方式、意义所做的区分也同样增加了。

因此，将金钱带入礼物的领域会造成一个问题。其他商品比如书、领带、圣诞食品篮、礼物卡，尽管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但也都是能作为礼物的商品。但是除了面额、发行时间或者品相的差异之外，人们怎样区分在外观上完全相同的美元？对一些人而言，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格奥尔格·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特别指出了货币作为礼物的缺陷。齐美尔认为，带有“不可妥协的客观性”的一笔钱，绝不可能成为“人际关系合格的中介”。他解释说：“货币形式的礼物会更加明确地将礼物同赠予者拉远并使二者的关系变得疏离。”金钱只适合作为市场的非个人社会关系的中介，在那里，“生意就是生意……（而且）他人对我们漠不关心”。齐美尔解释道，这就是为什么“有教养、心思敏感的人在通过礼物向一个人表达敬意的时候，一定要隐藏礼物的金钱价值”。不过，礼金不仅“同上流社会圈子的标准不相容”，还如齐美尔观察到的一样，“即使仆人、车夫、信使都宁可要一支雪茄而不要哪怕是这只雪茄价钱的三倍的小费”。

在齐美尔发出这番评论的一个世纪之后，礼金仍然被视为一种矛盾体，甚至是一种腐化堕落。在《物的世界》一书中，玛丽·道格拉斯和巴伦·伊舍伍德坚持认为，现金和礼物之间的区别对于保持商业关系和个人关系之间的关键界限至关重要。经济学家科林·卡默勒（Colin Camerer）解释说，“无效率”的礼物——与现金正相反——能更好地“表明”一段长久的个人关系的本质信息。而且，卡默勒指出，“极其冰冷”的礼金也许会起到终结某段社会关系的标志性作用。社会学家大卫·切尔（David Cheal）在他对温尼伯（Winnipeg）的礼物交换的原创研究中证实，金钱是一种“低级的象征性礼物”，因为它“消除了个人关系所依赖的人的所有痕迹”。然而，切尔发现，温尼伯当地人送出的三分之二的新婚礼物都包含金钱。他总结说，金钱等实用礼品确实进入了礼物赠送的“道德经济”，但是，就像其他实用礼品一样，金钱仍处于一种棘手的边缘地带，令人不安地接近“礼物经济的边缘”而不算是礼物世界中平等的一员。

与此同时，人类学家们报告说，在一些非西方的乡村社会，比如新几内亚南部高地的门迪或者马达加斯加中部的梅里纳，现代货币经常作为合法的个人性或者仪式性的礼物而流通。帕里和布洛赫认为，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经济仍然被视为由道德和社会所规范的领域，而现代货币还不是一种中央货币。在货币关系被定义为亲情和友谊关系的对立面之前，他们认为，“用金钱来巩固这种关系并无不妥之处”。然而，金钱礼物在先进的市场经济中也会创造并维持亲密关系。事实上，在美国，随着商业生活的扩展，以及官方货币变得更加统一和一般化，用金钱送礼的形式和意义似乎在成倍增加。

那么，金钱是怎样在20世纪早期转变为礼物的呢？人们当然知道这个任务非常敏感。如同《妇女家庭杂志》的一篇文章承认的那样，虽然圣诞节的金钱在“未来远远胜过邻居在圣诞节早上挽在臂弯送来的漂亮礼物”，但“在全世界都还在收取冬青色包装、缎带系紧的美丽实用的礼物时，明明白白不加修饰的金钱很难在圣诞节获得青睐”。“礼金”的悖论没能从幽默作家的笔下逃脱。比如下面一出20世纪20年代的杂耍喜剧表演的内容：

男：把价格标在礼物上，算不算是很糟糕的做法？

女：是的，我认识一个总是心不在焉的女人，有次她想送别人50美金作为圣诞礼物，居然要把钞票上面的面额数字擦掉……她是想把这50美金送给她已经结婚的女儿，但不想女儿知道这礼物值多少钱。

男：那她结了婚的女儿收到这50美金之后拿来做了什么？

女：她用这50美金还清了欠杂货商的杂货钱。

男：然后她妈妈怎么样了？

女：她妈妈哭了，然后说，虽然她真心喜欢送圣诞礼物，但是替她女婿付杂货钱确实没什么意思。

确实，作为礼物的金钱的价签是没法被去掉的，而且，一旦金钱被作为礼物送出去，它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用来付账单，花在赠予者没有想到甚至会不喜欢的地方。因此，这里的挑战显然是如何将这种明显具有自主性、在社会层面具有中立性的货币变成一种富有情感的个性化的礼物。这种标记是怎样完成的？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创造礼金的一些方法，包括：（1）发明一种不会在其他社会关系中流动的货币；（2）为货币限定边界，包括比如在外观上和符号上对法定货币进行区分，以及对礼金进行隔离并限制其消费等一些有关技术。注意，礼金会在以下四种不同的情境中出现：（1）收到被指定为礼物的金钱；（2）收到为未来的用途预留下来的钱；（3）并不是来源于赠予的钱被留着送给别人；（4）把钱作为礼物送给他人。以上每种送礼情境都有其独特的划分界限的问题，每种场合都有其一系列独特的社交技巧。

本文节选自《金钱的社会意义》第三章节，有删减。

# 新书推荐 #

《金钱的社会意义：

私房钱、工资、救济金等货币》

维维安娜·泽利泽 著

姚泽麟 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

2021年8月

内容简介

钱就是钱——大多数普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确实，在一般观念中，金钱是一项没有感情的工具，它将社会关系简化为冷漠疏离的金钱关系。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泽利泽质疑这种假设，她在本书中说明了人们如何自创货币的形式，以及人们如何透过使市场理论家困惑的方法，设定金钱的用途，将各种金钱形式与亲友关系网路融合，并终极改变了人们花钱与存钱的过程。

# 作者/译者介绍 #

作者介绍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美国当代杰出经济社会学家，曾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代表作包括《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亲密关系的购买》等。

译者介绍

姚泽麟，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社会学和职业社会学，著有《在利益与道德之间：当代中国城市医生职业自主性的社会学研究》

#目录 #

2017年版前言

致谢

1 金钱的标记

2 金钱的家庭生产

3 作为礼物的金钱

4 穷人的金钱

5 附带条件的：慈善现金的标记

6 争议中的金钱

7 金钱意味着什么

2017年版后记

译后记

本期编辑：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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