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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焦虑下沉,谁为孩子的假期教育买单?

姚祥 南都观察家 2019-12-27

作者:姚祥,公益人

全文2600余字,读完约需5分钟


“在外挣票子,回家修房子,留下老人与孩子”的顺口溜仍旧被当地人提起,家长们也不想给孩子们用手机,然而他们常年漂泊在外或早出晚归,因此只能通过手机与孩子沟通——这是他们唯一的“情感联系”。


假期漫长、缺乏陪伴和监督,家长开始担心自己的孩子沉迷手机。意外的,课外补习不仅能把孩子“关起来继续学习”,还能创造一个暂时“没有手机”的环境。


城市家庭往往能找到价格合适、兴趣对口的辅导班,但在乡村,一些家长有了新的焦虑——就近的镇上不一定有辅导班,即使有,也不一定合适,要么质量不高,要么课程不全;送孩子去县城补习的话,孩子不一定有人照顾,交通或住宿也是新增的开支。难道自己的孩子在假期只能玩手机吗?


“质”与“量”都不够的乡镇辅导班

张艳玲家住重庆东北部的一个乡村,村子距离小镇大约一公里。“90后”的她是一名微商,一个月能有一千多元的收入。长期留守农村,这已经是让她“满意”的收入了。除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她还要照顾念五年级的侄子小军——小军是张艳玲的哥嫂的儿子,和张艳玲的丈夫一样,哥嫂也在外打工。

在她看来,周围人的收入水平其实都在增高,家长们也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对各类辅导班有着真实甚至迫切的需求,但镇上辅导班的类型和数量都太少了,“现在镇上只有一家舞蹈班。以前有一家跆拳道(的辅导班),小军还去上过,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继续开了”。

“小军一回家就玩手机,我又要照顾自己的娃娃,有点忙不过来。”张艳玲说,“假期那么长,我们都希望小军能选一个他喜欢的课外辅导班,但是镇上没有,今年就没有去。”她还表示,周围孩子的父母基本都外出打工了,孩子大多由爷爷奶奶照顾,又有农活要忙,所以课外辅导班在村里的需求其实比较大。


镇上只有一家舞蹈培训班,价格大约600元一个月,这是张艳玲能承受的。除此之外,就只是偶尔在暑假时会有一两个不太正规的语数外等辅导班。“有些是过来兼职的老师,有些是没有资格证的幼师。”当地学校的老师也有在自己家里为小军补习过奥数,但小军并不感兴趣,后来就没有上了,如果还有跆拳道的话,“估计他会很喜欢”。

小镇距离县城有十多公里,如果去县城上辅导班,每天往返很不方便,家长也不放心孩子的安全。

▲ 2018年10月,西南地区一名退休老师在假期的时候为孩子们补课。 © 谢运

关于课外辅导班的教学质量,张艳玲也有些无奈:“感觉机构的老师就是和孩子们玩一下而已。”小军的性格比较内向,暑假的时候也不怎么出去玩,一般就在家窝着玩游戏或者做点其他事情,很少主动学习。虽然不用为孩子外出下河游泳而担忧,但张艳玲又担心这样会影响孩子的学习。

在另一座乡村里的“70后”刘明飞,同样为孩子的假期犯难。

刘明飞与妻子在当地做生意,经常凌晨三点就起床,晚上七八点才回家,经常无暇关注女儿的学习。尽管家离镇上较近,但并没有让他满意的辅导班。“镇上的辅导班全是跳舞等类型的,语数外之类的辅导班只有中学才有。”他觉得已经上六年级的女儿需要的不是舞蹈培训,女儿成绩不怎么理想,需要文化课的补习。

“连吃饭的时候都在玩手机”,由于假期经常不在家,孩子一般是和爷爷奶奶住,手机成了女儿每日的陪伴。

刘明飞特别希望女儿能去县城的中学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只能看孩子的成绩”。女儿对课业辅导也没有什么意愿,手机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学习,尤其在假期,刘明飞觉得孩子都玩“疯”了。


▌辅导班有市场,但大学生返乡创业难

曾在重庆一个镇上做过几年乡村工作的张萧表示,目前镇上对课外辅导班仍旧是一个“放养”的态度,课外辅导班并未纳入到乡镇教育体系建设中来。

这种情况下,课外辅导班的设立完全由市场因素决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些辅导班要么质量参差不齐,要么经营时间不长。

以刘明飞所处的小镇为例,2017年该镇有35176人口,如果按照8:1的比例来换算(每8人中,有1人处于小学阶段的),有约4397人在小学阶段。一家舞蹈类的辅导班并不能满足上千学生或其家庭的辅导需求。

林晨大学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创业,目前已经在4个乡镇上开设了吉他培训班。“比较火爆,一般会有几十人。针对孩子的需求,我们也开设相关文化类的课程辅导。”

有人指出,这种现象会让“唯成绩论”的教育观蔓延到乡村,让孩子学习负担过重。对此,位于重庆的“雨中骆驼公益”以抽样的形式访谈了张艳玲所处村落的17位家长,其中88%的家长希望在未来的公益活动中能够给予孩子更多的文化课辅导,有58%的家长表示希望培养孩子一些兴趣技能。相比课外兴趣,“分数”在家长的观念中仍然最重要。

针对这一现象,林晨分析道:“这与乡村地区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陪伴以及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对家长来说,“分数”仍旧是突破城乡壁垒的最直接工具,虽然他们的教育观念相较于上一代已经大为改观,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仍旧避免不了过分重视孩子的成绩。

尽管有市场潜力,但林晨也遇到了经营发展的困难,尤其是老师难招聘、流动性大,年轻人们更愿意去城市。也因此,林晨的辅导班的规模还比较小。


谁为孩子的假期教育买单?

如果说商业的路线还有众多障碍,公益的形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今年7月,雨中骆驼公益联系到重庆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想申请借用学校的场地用于当地学生的支教。校长表示,在假期,学校是不允许公益支教的,因为涉及到人员管理、安全保障等问题。在上学的路上,还存在下河游泳造成溺亡等安全隐患,因此学校在原则上不允许暑假期间的大学生支教活动。另一方面,当地教师在假期都有其他的事,校方也无法管理。

2017年,县城某中学便发生过支教的大学生下河游泳而溺亡的事情。而在张校长看来,支教可以找当地村委会,这样的话安全也比较有保障。

▲ 部分村委会积极为大学生支教提供场地支持以及其他帮助。 © 雨中骆驼公益

王晶晶是某重点大学支教团的负责人,因为之前联系合作的学校正在翻修,今年社团需要联系其他村小。本以为乡村小学会很欢迎他们的到来,但是接连的“碰壁”让她苦恼不已。她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是如此情况,毕竟支教团有多年的经验累积。最终她在一家志愿者协会的介绍下,联系到一家村委会,在村委会旁的壹乐园(壹基金的一个公益项目)开展支教服务。

商业性质的培训经营困难,公益性质的支教又受到阻碍,关于教育的焦虑从城市下沉到农村,解决方案却没有跟着下沉。“在外挣票子,回家修房子,留下老人与孩子”的顺口溜仍旧被当地人提起,家长们也不想给孩子们用手机,然而他们常年漂泊在外或早出晚归,因此只能通过手机与孩子沟通——这是他们唯一的“情感联系”。

去年,一块“可能改变命运的屏幕”引发热议,辅导班或乡村学校用互联网传授知识,是当前较为直接的手段。但从长远看,政府应加大对乡镇基础教育设施的投入,如修建乡镇图书馆、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与教学硬件环境等;另一方面,社会公益力量也应持续介入,如壹基金的壹乐园、途梦的“远程职业教育”等公益项目都有利于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缩短城乡教育水平,从而有效的缓解家长们的对孩子“分数”的焦虑。

*以上涉及人物均为化名;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中信出版集团)图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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