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厘子自由”最惹人争议的一点，在于它透露出浓厚的消费主义气息。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它类似于所谓的“小确幸”，是生活中可把握的“小而确定的幸福”，但“小确幸”既未必是消费界定的（看到很美的晚霞也可以是），更不一定需要花那么多钱（买杯咖啡同样可以获得），因为那本质上是一种内心的精神感受，不是由“想买就买”决定的。

近两年，“车厘子自由”这个略带几分戏谑的说法在网上很流行。顾名思义，这是指“购买车厘子时无须顾虑生活开销、为钱发愁的状态”，被视为初步实现财务自由的标志——之所以特别提到车厘子，只是因为它作为“水果中的奢侈品”，象征着个人凭借可支配收入、享有一定生活品质的某种基准线。

这最早出自2019年春节期间的一篇爆款网文《26岁，月薪一万，吃不起车厘子》，其中以一位据说是一线城市白领的口吻感叹，自己虽然月入过万，但却享用不起车厘子。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还提到了女性财务自由的15个阶段，最基本的是辣条自由，随后是奶茶自由、视频网站会员自由、外卖自由、星巴克自由，然后才是车厘子自由，口红自由等等。类似的，也有人将财务自由划分为9个阶段，而车厘子自由仅是最低的“菜场自由”这个阶段，即“在菜场只要自己愿意买哪种菜就买哪种菜，不看菜的价格”。

▌由消费界定的有限财务自由

如何看待这个说法？各方可谓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这道出了自己生活中的真实处境，但也有人谴责这不过是“跟风贩卖焦虑的一个幌子而已”，还有些人不满“自由”被简单地与购买力画上等号，把这看作是年轻一代堕入物质化消费主义的体现，而剩下的一些人干脆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个梗，既不值得认真对待，更无必要深究。

这的确只是个流行文化现象，但它能流行起来，却势必是因为契合了普遍的社会心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绝非偶然。如果社会学者忽视了这个梗所透露出来的信号，才是失职，相当于浪费了一次解读中国社会变化的极好机会。

在“车厘子自由”的调侃背后，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虽然看似是一种“初步”的有限财务自由，仿佛还徘徊在最低阶的门口，但其实这已经不再是“生存”的问题，而是如何“生活”得更好的问题。“车厘子”原本就是港台对“樱桃”的英文cherry的直接音译称呼，通常指进口樱桃，在一些线上生鲜平台的售价每斤约120元，而国产樱桃则要便宜近一半。换言之，“车厘子”本身就是一种非必需商品，一日三餐不吃它也能活得好好的，所谓“车厘子自由”所涉及的也就是一种以消费界定的生活质量，也意味着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已脱离温饱。

▲ 售货员正在向顾客推售来自智利的车厘子。© guojiguoshu.com

虽然月薪1万在国内而言确实收入不低了，但横向对比来看，要实现“车厘子自由”，即便在富裕的日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2009年，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夫人鸠山幸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说，她很喜欢上海，住在那儿时，每天都要吃一个西瓜。话音刚落，台下一片惊叹声。因为在日本，西瓜可不是一般的贵，个头不大的一个，通常也要五六千日元（近400元人民币），也正因此，日本超市里的西瓜大多都是切成片，论片卖的。这是什么概念？日本的大学生毕业新入职场，月入也就20万日元（人民币约1.3万），每天吃一个西瓜几乎相当于全部工资都拿来买西瓜。相比起来，在国内月薪1万如果都拿来买车厘子，差不多每天够吃两斤半了。

日本的水果那么贵，除了土地少、人力贵、关税高，还有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为了保证品质和高利润，农户都会将品相差、甜度低的水果处理掉（例如用来作果汁或饲料），能在超市亮相上市的都像是工业化流水线上出来的那样，标准化、高品质，这样当然单价高昂。正因此，国内一旦引种成功实现量产，单价往往低廉得多。像号称“葡萄界的爱马仕”的日本晴王葡萄，一串能卖到12960日元（约合836元），但现在上海近郊培育成功的同一品种，采摘价每斤仅20元。

这样看来，“车厘子自由”远不像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基本”，而确实是一种堪称“奢侈”的高品质生活。尽管这个调侃背后也隐含着对物价高涨的无奈，但事实上，国内由于人工费低廉，很多人享受着外卖、打车、上门维修、下馆子、雇保姆这类在发达国家相当奢侈的服务而不自知，仿佛这些都再平常不过了。其实想想就能明白，在任何社会，能实现财务自由的都是最富裕的极少数人，大部分人都不敢梦想，更别说在26岁时就实现这一梦想了——大概也就充满了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中国社会才能这样。

当然，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也意味着一种有节制的自我规划：人们并未要求一步到位地实现完全财务自由，而是把这看作逐步实现的人生规划。就此而言，“车厘子自由”就像是“先实现一个小目标”，可见人们很清楚梦想实现的难度，于是退而求其次，先把握住一个可欲的标准，而这，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有物质保障的体面生活。

▌中国式的“自由”

“车厘子自由”最惹人争议的一点，在于它透露出浓厚的消费主义气息。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它类似于所谓的“小确幸”，是生活中可把握的“小而确定的幸福”，但“小确幸”既未必是消费界定的（看到很美的晚霞也可以是），更不一定需要花那么多钱（买杯咖啡同样可以获得），因为那本质上是一种内心的精神感受，不是由“想买就买”决定的。

实际上，国内生活真正物有所值的，并不是这些物质消费，倒是某些领域的“精神消费”。仍以日本为例，除了饮料，超市里的面包、便当等食物价格也未必比国内一线城市高多少，但书价则动辄都在国内三倍以上，加上严格的版权保护，无论是买碟还是网上看片，都比国内贵出许多。一张正版碟在日本售价早就高达3800日元（合245元），网飞（Netflix）的标准会员价是每月11.99美元（合81元），而在国内，这通常都花不了多少钱：市面上的盗版碟不过几块钱，多数视频平台的会员费也仅是每月15元而已。

也因此，我一位朋友感叹：“买书这件事就和吃东西似的，年轻的时候觉得好花钱，现在觉得再怎么拼命买其实也花不出钱的大头。”文化产品在国内之低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到了行业性危机的程度：由于刚脱离温饱不久的中国人仍不习惯为精神生活多花钱，以至不仅知识产权得不到很好保护，创作者也不受尊重、难以获得体面的收入，大多只能在贫困线边缘挣扎，而这对文化生产无疑是相当不利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中国社会看来遇到了两难：已满足物质需求的有钱人不追求精神满足，而有精神追求的又大多自认是穷人。

在这一意义上，“车厘子自由”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生动写照：新富起来的一代精神需求赶不上财富增长的步伐，而有很高精神追求的人基本上富不起来，于是人们往往是囫囵吞枣，大多是先追求物质满足，再找东西填补精神的缺失。在顺序上，物质满足被优先安排在第一位：“物质需求都满足不了，还要我追求精神？这不是强人所难？”很多人甚至进而相信，物质满足本身就是精神满足的源泉：有钱就有地位，被崇拜，哪怕只是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这就能带来成就感乃至自由感。

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社会演进路径，不像近代早期的英国《宽容法案》（Toleration Act）那样着眼于“自由地选择自己信仰的权利”，也不像德国那样注重自足的心灵不被外界所左右，倒是落在一种去政治化的、对物质的自由支配和自由享有上。社会学家孙立平在1990年代初曾提出，“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的确，那时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更多地接近于从原有的社会架构（单位、土地、宗法社会等等）中脱嵌出来，自己去“闯”和“漂”，而现在的“财务自由”虽然仍隐含着“在实现之前，必须忍受工作的束缚”这一点，但更多的却落在“财务”上。

“自由”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其现代含义，却是1872年由日本思想家中村正直引入的。他在翻译密尔的《自由之理》时，借用了古代汉语中的“自由”一词，并自己译成汉语文言文：“人世之大道理，何为最要？曰：宜使人人得自由发展其才性，自抉手眼，另开生面，千殊万端，各呈其美。”然而问题在于，“自由”的含义复杂丰富，在西方更有其特定的价值观与基本预设，而古汉语中的“自由”其实突出的是人格的自主性，在家长制下有时被指为“自作主张”，也就是完整地自我主宰的道德理想。在道家哲学中，它往往还意味着一种“逍遥”、不受限制的无条件自足。

就此而言，“车厘子自由”在内涵上所体现出的，倒是中国文化一直以来对“自由”的理解：那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尽其所能地追求现世的福祉和满足。虽然它到了现代，以“财务自由”的名目重现，但内在基底却是传统的。这乍看起来是消费主义的，但除了中国人一贯以来的务实、现世的文化取向之外，这恐怕也是因为人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这些才是身处夹缝中的自己能够不受限制去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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