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一直很听话，为何被淘汰

这其实假定：有某个比你更聪明、更强大的存在能够井井有条地安排好一切，你应该做的，就是无条件交付自己的信任，让渡自己的权利，安守本分，不要添乱，以此换取一份安稳的小日子。

西安封城时，我曾问起一位当地朋友的状况，他说自己还好，早早看出形势不对，就带了办公用品回家，在家囤了足够好多天生活的物资，真正遇到难处的，多是那些平日“听话”的亲友和同事，因为他们相信上面都能搞得定，“不会有事的”。

刚开始那些天，大家都比较轻松，居家办公嘛，权当休假，甚至还有说有笑晒厨艺，慢慢地就没人说话了。到买菜最难的时候，有些人租住的小区缺乏相应的条件，家里也没炊具，就只能靠馒头和泡面度日。这位当地朋友震惊地发现，周围很多人哪怕人到中年了，“但对社会运行非常无知，盲目乐观，结果让自己和家人陷入温饱危机了。”

这些人，往往正是平日里最顺从的“工具人”，自己没什么想法，只是忠实地执行，用我这位朋友的话说：“就像是机器人，永远服从指令，除非自己的零件坏了，遇到了切身的问题；但对他们来说，这又是从没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无从措手，只会卡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茫然等待。”

▌“乖孩子”的困窘

出现这样的现象，不是偶然。国内传统的教育理念一贯都教导孩子要“听话”，鼓励对权威的顺从，因为默认的系统设置是“听话才有糖吃”。由此培养出来的是一个低自尊、不独立的自我，因为这其实假定：有某个比你更聪明、更强大的存在（其原型无疑是家长）能够井井有条地安排好一切，你应该做的，就是无条件交付自己的信任，让渡自己的权利，安守本分，不要添乱，以此换取一份安稳的小日子。

越是传统价值观深厚的地方，越盛行这样的理念。当然也不独中国如此，《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中就指出，日本社会常常鼓励人们把团体想象成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统治精英则根据成员的顺从和表现来分配：“不听从命令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失去似乎已经获得的体面生活所需的特权。一个人越是听话，就越有可能获得特权、医疗服务、精英教育，让子女获得好工作等等。”

可想而知，这会在无形中塑成一种文化气氛，将听话、忠诚、孝顺认定为理想的品德，而非挑战权威。哪怕有时他们也感觉屈抑，却很难萌生出对现状的不满，而是以一种极强的忍耐来肯定现实，因为一切都“没办法”，只要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别多想，也别废话，照做就是。

与此同时，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默认为应当对群体有利，因而但凡是“个人”动机的东西，就很容易被谴责为“自私自利”，从道德上贬低，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听话”——你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只要无条件信任权威，一切自然会好。

当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能平稳运行时，这么想也有其合理性，甚至很可能会在生活中得到再三印证。但当社会发生变动时，越是“听话”的个体，越容易陷入茫然，因为他从未被鼓励发展出足够的自主性去应对新情况。

漫画“职场槽多多”系列中有一篇曾引起无数人共鸣：多多从小被教导“在学校，听老师的话，才能做一个好学生；长大工作后，听领导的话，听单位的话，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到头来却是35岁被裁员。他无法理解：“我从小到大都很听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反倒被淘汰了呢？”最后去送外卖，遇到一位和他同病相怜的，听到惨痛的教训和告诫：“什么时候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不能太老实。”

“老实人没有好报”，违背了中国人内心深厚的伦理期待，是一件让人“想不通”的事，因为人们本来默认系统会像仁慈的家长一样记得并回馈自己的顺从。这在以往是可能的，特别是在相对封闭的小共同体中，但在社会逐渐去人格化、陌生化、流动化之后，人们离开田园诗般庇护自己的小系统后，以顺从换取回报的期待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对于从小听话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转变。我的一位朋友，带出两位特别努力、特别出色、闪闪发光的学生，却都在遭遇困境时被打击到怀疑自己：一位在读研时遭导师性骚扰和PUA，另一位研究生毕业后，在单位被严重压榨到身心俱疲。她只能一遍遍大声告诉这些学生，不要怕，那不是你们的错，要尽力保护自己，但说完她也感叹：“前半辈子，老师、家长都教育要乖要听话，殊不知到成年阶段，这种品质就成了最大的弱点，被坏人欺负死。”

茫然、困惑、痛苦之后，一些人开始反思自己习惯已久的生活模式，个体意识慢慢萌发。

必须看到的是，这并不一定立即带来行为模式的改变，毕竟要一下子翻转生活模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极难的事。人们更有可能出现的本能反应，其实是寻求旧有原则能得以重振。

就像这次在西安，无数人在封城后经历了生活的不便，但人们仍相当自觉自愿地配合防疫：核酸检测一度暂停后，几乎所有人都在问什么时候可以做，似乎没核酸就约等于裸奔；多个小区出现了“业主举报超市，导致超市被封，业主群互相谩骂”的事，因为有些业主觉得超市开张有聚众感染的风险。如果不是因为买菜难，如果这次地方政府能顺利地接管所有生活物资供应，他们可能连微小的抱怨都不会有——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抱怨，其实是在呼唤一个更强大、更能照顾自己感受和需求的机制。

而这样的机制，正是鼓励服从的，特别是在封城的环境下，如果没有一个开放、多元的市场选择，如果国家成了唯一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只有服从，才能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托洛茨基早在1937年就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

于是，人们发现自己进退两难：一方面，在被社会现实毒打之后认识到，太听话的结果往往是独吞苦果，必须要为自己考虑了；另一方面，如果选择针锋相对，又可能遭到惩罚。即便新一代的权利意识已不可遏制地萌生，他们此时却可能赫然发现，自己的权利诉求，可能被视为自私自利而难以正当化。

那该怎么办？答案是：在服从大局利益的表面顺从之下，私下尽可能为自己谋取应得的权益。当下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恐怕根源就在这里。

“要乖要听话”的品质培养，其实不是孤立的，原本还应该有另一半，即上位者“有德”，一如所谓“父慈子孝”，彼此应和才构成儒家的理想秩序。现在的问题是，当上位者之“德”既不可求又无法制约时，对下位者的单方面要求，就成了“欺负老实人”。正如像导师PUA学生之类的丑闻层出不穷，上位者有德无法保证，那么，凭什么要求下位者听话？很多人已本能地察觉到，“乖乖听话只是方便管理而已”，太听话，只会让你成为别人的“工具人”。

是的，对个人意识觉醒的新一代来说，再让他们毫无保留地奉献自我，早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吃了无数亏、遭社会毒打之后，他们磨练出了自我，个人主义的崛起，更让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自身的权利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说到底，“要乖要听话”得到好结果，只有在一个相对狭小封闭的环境里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在无可逃避时，人们才会将顺从作为优先的生存策略。人们早晚会认清现实，形成一个牢固的自我内核。

自利取向，其实与群体利益未必矛盾。这两年来，上海的防疫措施广受好评，而其成功的关键点之一，就有媒体称是“市民‘听话’”，高度自律且相当配合。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上海的防疫举措本身也高度尊重市民的权利。在这样的默契下，乍看起来仍是“听话”，却不是“无条件听话”，而是“有条件听话”，不是“服从”而是“合作”：在个体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理性地配合，因为这既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最终也能更好地达成群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