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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在数字世界里变老

老龄与未来 南都观察家 2023-01-05

本文经授权转载于公众号“老龄与未来(PGZKLLSH)”
全文8300余字,阅读约需17分钟

文明评选在中国各城市是一项重要工作,但评选的标准并非“就高”而应该是“就低”,越能够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地方,就越文明。


本文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于2022年9月18日在专题研讨会“在数字世界里变老”上的主讲实录。

我今天以“在数字世界里变老”为主题进行分享的根本动力,并非因为我是老龄社会专家,而是出于在照顾年迈父母时的切身体会。生活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处理养老的实际问题,感受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我的父母由于年岁较高,时常会面临一些非常典型的老年人困境,比如听觉障碍、使用轮椅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等疾病造成的生活和出行不便。

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最害怕听到的四个字就是“我摔倒了”,因为任何一次跌倒,都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跌倒。目前,有些科技公司试图通过先进技术解决跌倒问题,这对老年人而言是巨大的福音。

我在与专业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交流时了解到,老年人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跌倒,跌倒并非大家通常认为的意外事件,而是一种老年病。可以说,人到老年跌倒是必然的,一次严重的跌倒,可能导致卧床不起甚至失去生命。

谈到养老相关话题,必须是接地气的,也不必使用一些新名词,而是需要从老年人需求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我以此老年人的跌倒为出发点,与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内容。


▌不是无障碍,而是到处都是障碍


1. 现实的无障碍,即物理空间的无障碍。
目前,现实中中国城市存在较多障碍,比如路面高差、盲道被大量占用等,导致轮椅使用者或视力障碍者不得不困在家中。

即使抵达餐厅、卫生间等公共场所,还需考虑是否能够无障碍地使用。而老年人经常出入的医院或社区卫生中心等医疗机构,甚至没有设置无障碍卫生间,仍全部为蹲坑,这对坐轮椅的患者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对此,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先进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比如美国的停车场大多会设置专用轮椅停车位,并且一般会位于停车场出入最为便利的位置,保证残疾人停车方便。非残疾人占用残疾人专用车位时,将受到100至500美元的罚款。在德国,所有公交车均能够操纵侧倾,以便轮椅上下;火车站、地铁站等均设置有垂直电梯等无障碍通道,方便残疾人进出站台。

文明评选在中国各城市是一项重要工作,但评选的标准并非“就高”而应该是“就低”,越能够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地方,就越文明。

这样的道理同样适合数字文明。衡量数字文明,需考察其包容性大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弱势群体的福祉。

2. 虚拟的无障碍,即数字空间的无障碍。
如何将“数字无障碍”作为一种技术原则应用到设计和服务中,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实际上,目前的一些做法并非清除障碍,反而是不断地设置障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前往柜台缴纳医保的老年人被拒收现金时的无奈与无助。还有,人脸识别技术在银行日常服务中被应用时,由于识别问题或面部信息采集问题,给年岁高或有身体障碍的老年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由此我产生的疑问是:银行、政府等机构大规模进行人工智能、数字化普及、推动电子网络化等技术应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为民众服务,但同时,也给不愿意或不能够使用网络的人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可以说数字化飞速发展也带来了数字障碍。


▌“数字弃民”是如何产生的

1. “数字弃民”的产生及其源头
疫情以来,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化工具,导致线下大量的空间被数字化。如果是非网络用户,将彻底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也意味着社会中相当规模群体的社会生活基本权利受到影响。这种现象在研究数字鸿沟问题时,可以被总结为“数字排斥”。受到数字排斥的群体,本人将其称为“数字弃民”。

所谓“数字弃民”,是数字化之后产生的副产品,其源头可以归纳为自我排斥、财务排斥、技能排斥以及地理位置排斥四个方面。

一是自我排斥:这与厌恶变化和新事物的心理有关,当事人相信“终身学习”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比如部分老年人始终无法学会使用手机或微信等应用程序,主要是出于对新事物的厌恶或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不自信、以及不愿在新事物上花费精力等状态中产生的“自我排斥”。

二是财务排斥:低收入人群无法为连接的前端成本,如具有上网功能的设备和上网本身的持续成本支付费用。

三是技能排斥:一个人的技能和信心是其能否有效使用互联网的前提。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来说,互联网过于复杂,他们不仅缺乏基本的数字技能,而且缺乏对互联网工作原理的理解。比如目前大量信息表格需要网上填写,仅此一项就难倒了许多人。对一部分人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另一部分人群则充满了极大的困难,并且后面这类群体往往没有机会获得支持和帮助。

四是地理位置排斥:在偏远地区,宽带和移动基础设施较差(或根本没有),这意味着农村地区的人们面临着物理服务以及在线服务双重受限的不利条件。


2. 数字排斥与社会排斥密不可分
排斥问题原本在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新冠疫情使得整个数字排斥问题更加凸显。由于“社会隔离”的手段被大量使用,使民众在诸多领域增加了对互联网的依赖。

从实物到服务,从教育到办公,对某些群体而言,已并非隔离问题,而是隔绝问题。同时必须意识到,在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转向通过互联网进行社交联系的情况下,仍有部分人尚没有机会或尚不能掌握此项技能。

因此,我们在尽情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那些受困于数字化,甚至为此变得寸步难行的群体。

少数被数字化排斥的群体,其被排斥源多种多样,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残障、收入、地理位置等。目前在社会中已经处于社会或经济劣势的人,被数字排斥的可能性要高出数倍,因此,可以说数字排斥与社会排斥是密不可分的。



▌老年人之困:在数字世界中“掉线”


1. “掉线”状态的老年人概况
老年人在整个数字排斥中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其在数字世界中的“掉线”状态。掉线的后果不仅是生活上的实用性问题,还与老年人生命质量密切相关。对数字化参与,社会原本的期待是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但由于数字世界中的重重障碍,反而会增加其孤独感。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例为39.4%,较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20个百分点。占总人口比例18.7%的2.6亿老年人,其中仅有不到一半是网民。可以看出,数字排斥中非常明显的参数之一就是年龄问题。老年人一直占非互联网用户中的最大比例,将近四分之三的老年人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甚至不持有智能手机。

当然,除了年龄,我们还要考虑到放大数字鸿沟的许多其他关键因素,例如性别、收入、教育、家庭状况和孤立等。但在这里突出年龄因素,是因为老年人的数字困境的确触目惊心。


2. “掉线”状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从老年人角度看,许多老年人是技术新手,相当规模的人对新技术感到恐惧。但老年人存在一个独有的问题,即其身体状况可能出现与衰老有关的残疾,这种残疾因素导致老年人对新技术的排斥更加强烈。并且,由于身体所患疾病很可能被社会排斥,从而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长期的孤独感也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心脑血管疾病、身体机能下降甚至死亡。

原本我们可以依靠技术帮助,降低这些风险。一些研究表明,能够上网的老年人被社会排斥的可能性,会降低数倍。比如在线交流对很多深居简出的老年人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可以与身在远方的子女亲属即时交流,也能够在同病相怜的老年人群体当中得到精神支持和心理慰藉,还可以通过新闻或流媒体平台获取外部消息。在老年群体不能像年轻时轻松活动的情况下,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其身心健康的重要层面。特别是疫情期间,与外界保持联系,对老年人来说非常关键。由于习惯的生活被打破,他们会更深地陷入孤独中。

事实上,老年群体对新技术或数字世界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但是他们无法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等机构环境中学习到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相关技能,同时其活动和认知能力均处于下降过程中。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如果社会无法为老年人提供方便且简易的技术培训,则等于将这个群体拒绝在数字化大门之外,会加剧其孤立和孤独的趋势。


▌线下空间被强行数字化


1.老年人数字排斥的概况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网民规模约10.32亿。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网民约占11.3%。这些老年人中仅有30%的人能独立完成出示健康码、行程卡的行为,23%的人可以在网上购买生活用品,20%的人能够上网查找信息。换而言之,每5位老年人中仅有1位能够相对熟练地使用手机来完成这些操作。可以看出,无论上网与否,对老年人的数字排斥问题都非常严重。


2. 应对数字排斥的三个基本判定
第一,对于老龄社会总体情况的判定。我们需意识到,60岁及以上人口的规模,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银色海啸”。“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64亿,占总人口比重约18.7%,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91亿,占总人口比重约13.5%。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细分,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的集合较大,可以从65岁及以上人群中区分出更年长的老年人。比如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这个群体,均可能是完全不曾处于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环境中的人,他们是畏惧的态度对待技术。大概只有稍年轻一点的老年人才是拥有更多技术经验的群体。可以预期的是,五年内退休人士将会对技术更加熟悉。

第二,对老年人生活基本态势的判定。需要对老年人的具体情况做分类摸底,包括统计空巢、独居、失智、抑郁症等不同情况的老年人数量。只有掌握基本态势后,才能对症下药,逐渐消除数字排斥。

身体健康方面:老年人的疾患问题,会影响上网。大多数为网络交流而设计的技术均依赖于具有正常的听觉、视觉等感官。而老年人群体中不乏严重听觉、视觉障碍的人,出于健康状况,部分老年人无缘网络。据相关统计,欧盟70岁及以上老人中,有9%存在视力障碍。美国则有23%的老年人表示,由于身体和健康状况,无法顺畅地阅读。可以说,这些百分比背后的人,是无法充分参与主流技术应用的。

知识技能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反应灵敏度下降,使得其跟上快节奏技术,变得更加困难。在美国,77%的老年人表示,在尝试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时,需要他人帮助。即使已经能够使用互联网,但在进行比如使用社交平台等特定网络活动时,仍然有56%的老年人需要帮助,才能和亲朋好友建立联系。而获得帮助所依靠的对象主要是其子女。

中国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农村老人出门办事时,没有年轻人陪同,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因此,来自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能否增加,是需要深入思考与探索的。

另外,任何有关老年的护理项目均与社区的社会性密切相关,比如社区是不是老年友好型。只有通过提供老年友好的基础设施,才能够帮助支持和维持一个人一生当中有意义的社会联系。

设计伦理层面:徐永光曾经说过,“应该把数字无障碍作为老龄社会重要的公共政策安排,维护老年人在数字社会的人格尊严和主体性。”数字化往往将老年人和残疾人忽略不顾,开发技术时并不会特意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互联网技术发展多为商业价值所驱动,由于老年人的商业价值相对较弱,技术会有意无意地忽略老年人的需求。因此,社会整体需要向科技创新企业以及公益慈善部门施加某种道德压力,促使其将数字无障碍作为技术伦理准则,融入产品服务和软件设计中。

第三,对疫情期间老年人困境的判定。新冠疫情背景下,老年人面临诸多困境。生活方面,由于老年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方法,很容易沦为“无码之人”,寸步难行。如果面临封控,不采取线下征集订单或志愿者帮助团购等非直接上网手段,老年人日常生活会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平时的助老服务设施在疫情影响下陷入停顿,也给老年人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疫情之下我们应该认识到,并非所有事情都能够依靠互联网解决,对于老年人来说,安度晚年更多是依赖于长期存在并且执行有效的老龄社区服务体系。

疫情给老年人造成的困境中,就医的影响最为严重。很多老年人面临着急诊手术前需等待核酸检测结果的尴尬境地。稍有不慎,将发生不可挽回的悲剧。

另外,如果老年人在生命最后阶段被困在养老机构或家中,无法看到或接触到其他人,这样的晚景可以说是相当悲凉的。因此,疫情背景下需要对老年人困境进行调查和呼吁,舒缓其心理负担。很多老年人被迫与亲人隔离,断绝仅有的社交,会引起严重问题。特别是空巢老人,难以预计他们的身心健康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总之,技术并非万能,无论网络多么高歌猛进地发展,技术始终无法取代人与人的接触。特别是老龄阶段,技术并不是高大上的存在。但技术如果应用得当,将能够极大地提升老年人福祉水平。



▌智慧老年人技术大有可为


许多老年人都会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哪里可以安全地养老,而又不牺牲自身独立性。如果利用现有技术设计,能够帮助在居家、养老机构等不同护理环境下逐渐老去的人们,体验到充满欢乐、尊严和福祉的独立生活,这种技术就可以称为智慧养老。


1. 适老化改造
现实环境中,可将智慧养老理解为整套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可以利用多样的网络技术维护老年人健康,增强其社会联系,丰富其生活内容,但同时在线下也伴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比如面向居家养老人群的适老化改造。居家养老,也就是“就地养老”,是指在老年人的生活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时,仍能留在自己的家中。选择居家养老的人,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就是住宅的适老化改造。适老化改造的市场是非常广阔的,对此,如果政府主导推行养老住宅的室内设计师和居家养老专家认证,将提升老年人日常生活安全性和便利性。

具体体现在,从平面设计图开始就和老年人客户讨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并开发一个全面系统,反映老年人如何使用他们的空间。比如主卧、浴室和生活空间等一定要在一个层面,地板要能够容纳轮椅或助行器、滚轮等设施无障碍地在房间当中穿行,有夜间照明以防止夜间摔倒。无论哪个空间都需要很多的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器械改建。


2. 将技术融入居家养老
支持健康、安全和安保是成功居家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舒适环境的家庭管理系统,以及满足社会参与、锻炼和放松的通信和娱乐系统,都是居家养老必备。一个装备好的住所,可以适应老年人的常见弱点:视力变弱,活动能力下降,跌倒风险增加等。在实现此过程中,科技公司将发挥巨大作用。比如语音处理技术、触摸设备的应用等,使技术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直观。


3. 智能应用
很多设备目前都已经是用户友好型的,但仍然可以利用技术进一步为老年人服务,将老年人感到痛苦或难以完成的事情自动化。比如语音助手,由于其易于使用的自然语言界面,是老年人用户的一个有利选择。智能手表,能在跌倒时提醒联系人。超大的正面投影电视,可用来欣赏电影、电视节目和游戏,以及与家人和朋友视频通话。智能用药辅助工具,如智能时钟、药丸分配器、用药管理订阅服务等,能够抚平老年人生活的一大痛点。

此类技术不仅能够提升居室内部的护理,也能够帮助屋外的护理人员实现远程监控。从智能家居角度看,可通过IPAD、智能手机或触摸面板实现对整个房间的控制。包括自动和定时的照明、电动窗帘、运动感应灯等智能家居产品,以及安全摄像头、检查门窗打开的传感器、烟雾报警器等安全守护产品。这些家居设备能够极大提升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安全性、便利性、娱乐性和社交性。


4. 智能城市
如果我们放开视野,从智慧城市角度看,近年围绕智慧城市话题相关的讨论较多,但仍存在一个较少为大家提及的重要作用,就是如何帮助老年人提高自己在家中的养老能力。换言之,智慧城市的通盘设计中,如何将对老年人影响较大的智能医疗技术扩展到整个城市的各个社区中,十分重要。这种智能技术能够提升城市包容性,使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群体更加方便,并且逐渐使任何年龄的人在城市中都可以更加自由和独立地活动。

乐观地说,未来十年,精通技术的一代人将走向退休,并寻找延长自身独立性的方法。智能老龄化技术将为他们提供资源,让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生活得更好。但即便如此,有技术经验的护理人员,对持续成功实施和使用技术系统至关重要。因此,可以说技术是居家养老的最终资产。这就是为什么整个老年护理市场的供应商必须利用技术,使老年人能够过上更有联系、更健康和独立的生活。


▌迈向对老年人的“数字包容”


1. 数字化时代老年人需具备的技能
想要成为合格的数字化使用者,仅解决上网问题远远不够,还需要具有足够水平的数字素养,以便识别何时需要信息,并且具备查找、评估和有效利用在线系统的能力。但这些对于老年人而言都是巨大的障碍。

基本技能方面,所谓的素养或能力,其实是最低要求,需先保证老年人掌握启动电脑或手机、连接WIFI、设置或更新密码、在线联系亲友等基本使用能力。

高阶技能方面,大体为五个方面。一是管理信息,使用搜索引擎查找信息,查找之前访问过的网站,下载或保存在线找到的照片;二是交流,通过电子邮件或在线讯息服务发送个人消息,知道如何在线共享信息;三是交易,从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序购买商品或服务,懂得在设备上购买和安装应用程序;四是解决问题,在线验证信息来源,或利用在线帮助,处理设备或数字服务的问题;五是身份验证和填表,了解如何验证个人身份,并完成在线表格。

安全常识方面,除基本技能和高阶技能外,还需要具备基本的安全常识。比如电信诈骗中老年群体是重灾区,如何防止被诈骗或个人信息被盗取,均需要有针对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数字素养培训。

因此,老年人如果能够掌握基本的数字技能,即使已经退休,仍然可以在诸多方面受益。具体体现在收入增加、就业能力更高、购物更便宜、改善沟通以及通过在线服务节省时间等。相反,老年人无法精通甚至掌握基本数字技能,是政府或整个社会需要密切关注并加以解决的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复杂的政策应对措施,来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数字包容。


2.针对老年人的“数字包容”
数字鸿沟的反面是数字包容,指的是人们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价格合理且可进入的数字设备和服务,以及拥有足够的动力、技能和信任,可以使用互联网,追求并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和经济成果。

想要达到数字包容,所有服务的数字化,都应该采取包容性方法,而非强制性的。所谓包容性方法,是指需为老年人保留在线之外的服务方式。比如老年人感到无法在线履行义务或无法在线填表时,需确保其有另外途径可以利用。特别是健康服务不应该完全转入线上,必须保持一定量的面对面服务和在线处理的替代方法。简而言之,需保持包容性处理方式,纠正数字排斥的影响。

对此,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并采取行动。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老年人的数字困境问题在2021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帮助老年人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相关政策。目的是确保技术简单易用,不能被视为让人害怕或过于复杂的东西。

此外,另外一部分人需要做的是,除了自我排斥和技能排斥外,必须解决财务排斥和地理排斥问题。消除特定的物理或财务障碍,就足以使他们受益于数字包容。因此,政府需将互联网接入作为基本需求,而扩大数字技能培训的范围,也应该是政府和第三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此过程中,技术公司等机构同样应该积极参与,原因在于其支持形式更加多样,除设备捐赠、知识技能培训外,他们还能够在设备、服务和内容的设计方面,做到更好的数字包容性。


▌结语


从根本上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来消除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障碍,以便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推广专门增加数字包容性的设计对那些继续处于“离线”状态的人,社会的触达可能将更加困难,因为他们显然遭受着复合性不利条件的影响。这也表明,数字排斥在社会上最脆弱的人群当中,正在变得根深蒂固。

总之,随着未来几十年的加速发展,数字包容性的重要意义不会消失,如果处理得当,比如通过大量投资无障碍设备、宽带或技术,实现人们相互连接、创新,为社会贡献力量,从而迈向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同时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数字文明程度。

关键是需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并为此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事实上,老年人在数字化背景下所面临的许多挑战,并非仅仅是在线的挑战。即便离线,它们也折射了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更大问题,就是年龄歧视和对老年人自主权的不尊重,以及缺乏同老年人协商的机制。因此,整个社会需要形成一种共识,就是如何加强老年人权利,并将赋予权利的方法纳入老龄化政策。最重要的是,需要确保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尤其是卫生服务、社会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同时确保,非数字服务对于老年人始终开放,是可以得到维持的

本文章已经发言人审定,由“老龄与未来”公众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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