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九）

转民建中央网站河北民建 202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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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河北民建 2020 年推送的第 205 篇文章 △

第三章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从1947年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节节胜利。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民建积极响应并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共产党一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第一节　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一、由公开活动转为地下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以后，国民党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加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迫害民主人士。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捏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并由所谓“观察家”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民盟及其化身民建、民进、民联等党派，已为中共所控制，其行动均遵循中共旨意。”5月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各级党报“揭露”民盟、民建等团体的“共产奸谋”。7月上旬，伪“国大”通过了所谓“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戡乱动员令”。随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大批爱国人士。10月间，又在上海、西安、杭州等8个城市先后屠杀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2 000余人，开始了蒋介石独裁统治最黑暗的时期。10月27日，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建从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因而倍受迫害和镇压，民建会所数度被查抄。为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民建总会决定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的地下斗争。

《民讯》创刊号

　　民建总会迁到上海后，于1946年10月创办了机关刊物《民讯》，主要刊载民建的重要文献，宣传民建的政治主张，在扩大政治影响、推动会务、沟通成员联系方面发挥作用。随着民建转入地下活动，《民讯》在出版了4期后被迫休刊。

　　为适应地下斗争需要，总会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1947年11月18日，在沪的理、监事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杨卫玉、冷遹、盛丕华、俞寰澄、陈巳生、章元善、王纪华、范尧峰、杨美真等秘密召开会议，商讨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之后，民建要采取的策略。会议决定，把理、监事和主要骨干分别编入以青建、英建、包建、寰建、康建、修建、核建、纪建、轮建等为代号的小组，每周采用聚餐、茶会等方式进行分散活动。民建核心层的活动也经常替换使用各种代号或跨组进行。留沪的主要成员的活动地点主要有盛丕华开设的红棉酒家、上元公司，胡厥文、包达三、王艮仲等人的住宅，各同业公会的会所等。活动内容主要是交换情况，沟通信息，研讨政局时事，商量会务发展。有时邀请著名人士共同交换意见，分析国内外形势，传播战场消息。这些经常举行的秘密活动，团结了会员，联系了群众，稳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许多工商业者因为参加了活动，受到教育，消除了疑虑，陆续参加了民建组织。

　　民主党派转入地下斗争之后，严酷的现实使民建逐步认识到，实现自身的理想，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是惟一的出路。因而这一时期的活动，由维护、贯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逐步转向配合中共推翻蒋介石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斗争。黄炎培曾感慨地说：“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二、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毛泽东于1947年年底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阐述了中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泽东的这一讲话，给民建和工商界以极大的鼓舞。

　　1948年1月，民建组织会员秘密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一次核心层的聚餐会上，商定要早日派人与香港中共组织和各党派保持联系。随后，王纪华、盛康年等频繁往来于沪港之间，听取在港中共代表的意见，并向上海同仁传达。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很快得到在香港设有总部或有代表机构的民主政团的响应。当时，黄炎培正在上海。他获得消息以后，曾与张澜等商谈响应的事宜。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介绍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行动和立场。随后，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张伯、杨卫玉、盛丕华、俞寰澄、王纪华、陈巳生、盛康年、郑太朴等。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这个决议，是民建在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它实际上宣布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这一事件，为以后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12月4日，在香港的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王却尘、俞寰澄、杨美真决定，与民革、民盟、农工党、致公党等联名发表《民主建国会与各民主党派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这是民建转入地下活动以来，第一次以组织名义参加签名的政治文件。

　　三、成立临时干事会

　　从1948年秋到1949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成功在望。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活动日益艰难。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民建总会于1948年11月15日在上海红棉酒家召开常务理事会，决定授权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全权处理总会会务。同时决定组成临时干事会，负责总会与上海分会的地下工作。临时干事会由黄竞武、范尧峰、莫艺昌、何萼梅、周庚、钟复光、朱德禽、胡肇昌、徐又德、张勉之、笪移今、何叔伦、陆亚东、吴荫松、丁云山等组成，莫艺昌、周庚、黄竞武为常务干事。临时干事会下设秘书组、组织组、联络组、财务组。临时干事会成立以后，以“民立公司”为代号，每周秘密集会，联系在沪理、监事，推动各小组进行活动；联络其他党派和人民团体，并与中共上海地下党保持联系。

　　当时，工商界普遍感到国民党政权将很快垮台，因而十分关注中共的工商业政策。为适应工商界的这种要求，民建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宣传中共“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稳定了工商业者的情绪，为团结工商界支援解放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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