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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房行走 | 第五期 : 走进张志强教授的书房

南京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2021-03-08


      上书房行走  走进南大人的书房




学者介绍

张志强,1966年生,江苏南通人。现为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台湾淡江大学《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大陆地区主编、美国Humanities Conference and Journal国际顾问等。2003-2004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7-2008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图书文化与管理博士后。从事出版理论与出版史、社会转型与出版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已出版《非法出版活动研究》、《现代出版学》、《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新千年来的中国出版业》、《传递知识》、《数字时代的图书》、《文化商人》等著译著十余部。曾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第12届中国图书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2次)、三等奖、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奖励10余项。曾获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江苏省教育厅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带头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领军人才、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省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南京大学优秀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我与书 | 张志强


张志强教授的部分著作


我的书房之所以乱,是因为12年前搬到新居时书无法全部上架,于是就堆在地上。这十多年间就越积越多。我自己有个坏毛病,不准别人动我的书,哪怕再乱也不行。理由是自己知道每本书在什么位置。别人一动,自己就会找不到。每次要整理时,又总冒出事来。就像拖拉作业的学生,越拖,欠得越多;没人催的话,索性不交了。因此,这个书房,除我的个别学生光顾过外,外人很少知道。我也极少跟人道及。乱,不能看,自然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没有特别的藏书,基本是自己平常要用的书,没有宋刻明刊之类的好版本。同时,自己做出版学的研究,知道现在每年新书出版量在20多万种。如果你要藏书,每年就买百分之一的话,也得要二千多本。书价年年上涨,但房价上涨更快。你有财力,更要有精力。因此,除非有足够的财力与旺盛的精力,否则你的收藏只是沧海一粟,私藏永远比不过公藏。


张志强教授书房一角


但自己还是藏了点书,因为要讲究时间成本。有时去图书馆找书,时间花了不说,还不见得能找到。晚上写东西,需要某个资料,也不可能去图书馆。坏了情绪,大概再无续写的心情。自己不想多说藏书,也是怕别人来借。自己从来不忍拒绝他人。有时一本书借了出去,对方迟迟不还。临到要用时,又想不起来在谁那里,只能坐着生气。


张志强教授的书柜


我的小书《面壁斋研书录》(秋禾、雷雨主编《读书台笔丛》之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里,我曾经说过把书房叫做“面壁斋”的原因。既有写实,也有写意。因为桌子面壁,所以是写实;对自己也有所期望,所以是写意。二十年多年前,刚刚在镌刻界崭露头角的石非兄,帮我刻过一方“面壁斋”。我现在还用着。搬家后的书房名,在那个集子里也有预告,叫“临水斋”,同样是写实和写意。临近江边,是写实;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是写意。1999年11月去北京时,请季羡林先生题了斋名,但一直没有刻个章。仙林校区的房子,拖了五年了,早晚会搬过去。水虽有,但很远。东边的山,离我也不近。南面倒是有座山,不过怎么看都像个小土丘。所以,这个书房叫什么,也希望各位看官能给我出出点子。




《面壁斋研书录》书影与印章

季羡林先生题“临水斋”


我同样是个教书匠。但与他人不同的是,我除了教书,还研究书;培养的学生呢,也大多去了做书的行业;交往最多的朋友,要么是教书的,要么也是做书的。因此,我对书也就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感情。


我自己买书的原则是有用、有趣。


有用,自然是与自己的研究相关。我这些年做出版史、出版学学科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关的书自然要买的。有些书,买回也不见得读,就是放在那,需要时再拿出来。跟大家一样,总是痛恨“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些年课多,杂事又多,一本书,拿到手如果不读完,大概率是不会再读,只能等到下次要用时才会拿出来看。我写《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时,大部分依靠的就是平常买的那些书。写的过程中,又陆续买了不少,慢慢充实了自己的出版学研究著作专藏。写那本书时,买了不少稀见的本子。如杨家骆的《图书年鉴》,当时国内好像只有国家图书馆收藏,但因为该书太厚,装订脱线,不对外借阅。我在该书中发现杨家骆提出了“出版学”这一名词,从而纠正了日本和韩国学者认为是他们最早提出“出版学”的说法。最近又有学者发现1925年的《南洋周刊》上也有“出版学”这一名词。可以说,这本书为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做了点小小的贡献。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94年开始出版《中国图书年鉴》,曾说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年鉴”。我曾善意地提醒该书的责编:民国时期就有了《图书年鉴》,贵社的书只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



杨家骆《图书年鉴》书影




有趣,是指这本书背后有故事。如果可以做文章的素材或上课用的道具,那就更妙。每本书的背后藏着作者、编者与读者。作者为什么写这本书、出版社为什么出这本书,读者为什么看这本书、藏这本书,都各有道理。有些理是相似的,有些理却很有趣。这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有一些书,出版后导致该社被撤销、当事人受处分,将来更是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我每年给本科生开“从甲骨到因特网:书籍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新生研讨课,一直让他们挖掘书背后的故事,追寻他自己与书的记忆,目的是帮助他们建立与书的感情。有了情感依托,他们才会对书有兴趣,才会真正爱书。这要比对他们单纯宣讲书的重要性好多了。当然,这些有趣的故事,有些我已经写了,有的还在肚子里。比如说,我曾经在旧书市场上见到过口袋本的《王云五小字汇》,扉页上印有胡适的《笔画号码歌》。笔画号码也叫“四角号码”。如今,随着汉语拼音的普及,现在的学生已经不知道四角号码是什么了。围绕胡适为什么写《笔画号码歌》,再顺带考证一下“四角号码”的前世今生,背后的故事就很有趣。买到丁玲的1949年版的《桑干河上》,又买到1953年版、1980年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买到龚明德先生1984年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加上买到的龚明德为供职单位出的惹了官司的《<围城>汇校本》,谈谈现代文学的版本学、汇校本应该如何出才有价值就很有意思。龚明德先生提倡中国现代文学版本的汇校,初始应者寥寥,现在快要成为显学了。这些小文,后来都收在我的《面壁斋研书录》中。有些书,买的时候就想写小文的,但一直没能写成。比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第一部研究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著作,现在已成为新闻史领域的名作。虽然现在翻印本甚多,但寒斋所藏的是1927年商务印书馆的初版初印本,上有笔力老道的“仲实17.9.29于申 ”的笔迹,以及“黄元藏印” 。显然,这本书是这个名为仲实的人,1928年9月29日购于上海。因至今未能考证出原来的藏家黄元(仲实)是谁,文章也就迟迟未动笔。还有王韬的《弢园尺牍》,光绪二年的初印本,上有“弢园述从”的印章,我一直怀疑是书贾做伪,也是因为没有时间去验证,暂且搁着。王力先生曾说一个学者要“龙虫并雕”,我深以为然。



《王云五小字汇》书影


1949年版《桑干河上》,1953年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80年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龚明德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书影





《中国报学史》1927年初版初印本书影



光绪二年《弢园尺牍》书影


寒斋也有若干的签名本。这些签名本的背后,大都凝结着前辈的厚爱与同辈的情谊。


寒斋收藏最多的,当是张人凤先生的签名本。人凤先生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之一张元济先生的贤孙,1940年生,大我26岁,属于父辈了。从1992年认识至今,人凤先生每有新作,都会认认真真地题签好,包好,寄给我。每次拿到,都让我这个晚辈受宠若惊。寒假抗疫禁足期间,读柳和城先生惠赠的《挑战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写读书札记时,将人凤先生题赠给我的两部“张元济年谱”找出来的同时,忽而生出近三十年弹指一挥间的感觉。将两本书上的题签拍照发给他,顺带写了一句“一部年谱见证老少友谊”。近年,人凤先生馈赠我的书上,还会加盖张元济先生的印章,无形之中又添加了书背后的故事。写完这篇文章时,我怕说法不妥,将初稿发给人凤先生,请他把把关。人凤先生却回我说:“谢谢你的大文提到我的名字。回想1992至今已近30年了,友谊随时间而进。这30年,你对张元济研究做了许多工作,促成全集出版大事。真应该感谢你。”其实,近三十年来的,我的出版史研究得到了人凤先生的种种大力帮助,没料到自己所做的微弱贡献人凤先生竟然牢记于心,只能回复一句“应该的啊,感谢一路有你们。”老辈的学者就是谦逊。2004年去芝加哥大学拜访钱存训先生。临走前,钱先生题赠了一本新版的《书于竹帛》给我。字迹工整,笔力遒劲。但那句“张志强先生惠正”,却让我很惭愧。那年,钱先生已经95虚岁了,算起来该是我的祖辈了。每每翻到这本书,就想起与钱先生以及与他的学生们的交往。2015年4月钱先生以106岁高龄遽归道山,我在南京,无法前去吊唁,但一直想着到他墓地前凭吊一番。2018年在美时,特意在清明前的3月去了一趟芝加哥,到钱先生墓地追思了一下。钱先生的高足马泰来先生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后住在芝加哥,得知消息后也同去,见面时带了一本他新出的《采铜于山》给我。没想到今年1月得到噩耗,马先生也因病去世。睹书思人,常常令人惆怅。


张人凤先生赠送的部分研究张元济的著作

张人凤先生的两部《张元济年谱》签名本





张人凤先生的签名本《张元济日记》,加盖了张元济印章





钱存训《书于竹帛》签名本书影


马泰来《采铜于山》签名本书影



至于同辈的签名本,那就更多。好友见面,携一册自己拿得出手的小书,比任何伴手礼更有价值,也更能升华彼此间的友情。去年11月天府书展期间赴蓉城开会,回宁前多出半天时间。想想与龚明德有十几年未见了。发条短信过去,明德兄力邀中午一起吃饭,并说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房向东社长也在。席间,他给我们两人各送了一册刚出的《新文学旧事》。该书32开本,只106页,薄薄的一册。但书薄情谊深。路上读完,对新文学版本的重要性又多了一层了解。





《新文学旧事》签名本书影



寒斋还有一些外文著作的签名本。这些著作,有的我觉得不错,与我的学生们合作,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有的本已列入计划,但版权已被其他出版社拿走。做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想想没有翻译成的一些书,除了有点遗憾外,也没有特别的后悔。



收藏的部分外文图书,内有部分签名本



寒斋收藏的一些名家送给名人的签名本背后更有故事。2004年在哈佛期间,无意间得到了朱自清送给海陶玮教授的《经典常谈》签名本。《经典常谈》国内已翻印了无数次,各种版本都有。这个早年的版本,我自己已另有一册。一开始见到时也未加留意。但随后一翻,发现是签名本,便喜出望外。到现在我依然记得自己得到这本书后立马就去了哈佛燕京图书馆。为什么?去找《朱自清日记》,看看朱自清为什么要送书给海陶玮教授。朱自清1947年6月5日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载:“进城参加海托威尔(Hightower)的午餐会,他曾翻译过《韩诗外传》并研究汉代文学,能说国语。饭菜甚好。与他谈中国文学史。他的夫人也很有风度。” 海陶玮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英文名James R. Hightower。当年他曾邀请叶嘉莹先生去哈佛教书,无奈美国签证官不给工作签证。海陶玮教授将叶嘉莹先生安排到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奠定了叶教授获得全球声望的基础。朱自清为什么题签上写了海陶玮,而日记中要用音译海托威尔?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也害我一直没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另一件在哈佛时让我念念不忘的事是,没买费孝通题签的1939年英国Routledge出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初版本。因是英文,波士顿旧书店的老板识货,索价1千刀(一千美金)。对当时的我而言,这当然非常非常贵。几天后再去,该书已不知被何人购走。现在有了孔夫子旧书网,书商们也学会了比价。我也就不刻意再去买这些东西了。



朱自清赠海陶玮教授的《经典常谈》签名本书影




我现在常常处于矛盾中。一方面,我一直痛恨我的学生们不喜欢逛书店,不喜欢买书;经常苦口婆心地教导他们,自己不买书,将来工作后怎么指望别人来买你做的书?另一方面,我自己又常常告诫自己要克制买书的冲动。书太多了,我还担心楼板会承受不了压力,殃及楼下邻居。有次无聊,把一个2米6高、40厘米宽、80厘米长的书架上双层的书全部搬出来秤了一下,竟然有280千克。然后数了一下每个房间的书架,算了一下整个重量与承重面积,又与学土木工程的朋友探讨了一下,才稍稍打消了一些顾虑。现在有了电子书,大多数的书足不出户都能找到,也让我有了一点克制自己买书的理由。但这些书只用来查找。真要让自己在手机或电脑上看,除非是文艺类作品,否则还是会选纸质书。这也让我对纸质出版的前景依然很乐观。但我近期做的疫情期间的阅读社会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认为读书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人却只有40%左右,让我大跌眼镜。看来以前我们批判“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后果,在这个数字化时代益发严重。这也是我愿意说说自己与书故事的另一个原因:书的背后有许许多多的趣事,心存幻想让大家都能爱上读书。




张志强教授推荐书单

 前二本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知道的中国书籍的前世今生。后8本选自我每次给一年级本科生开课时推荐的十本书,让初入高等学府大门的学生们看看别人如何读书、做学问。


1. 钱存训著,《书于竹帛》(上海书店,2004)

2. 钱存训著,郑如斯编订,《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4)

3. 北大校刊编辑部,《精神的魅力》及其续编《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998)

4.俞吾金,《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 季羡林《留德十年》 (人民出版社,2008)

6. 费孝通《师承•补课•自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7.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

8.钱穆《八十忆双亲•八十自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9.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与罗尔纲《师门五年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6)

10.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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