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精神魅力，存在于百年学府的历史气象之中，存在于未名博雅的湖光塔影之中，存在于学者的传道授业解惑之中，也存在于北大学子的内心感悟之中。

阎步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席、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制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阎步克在谈到自己的学术道路时，心平气和，不事张扬，淡化了自己刻苦用功的一面。上个世纪史学界偏重古代史研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状况不知梳理了多少遍，要想再出成果比较困难，但是，他做到了，其中的枯燥和艰辛不是一般人能忍耐的。不仅仅靠天分，更重要的是勤奋加思考。其中的乐趣也只有那些爱思考的人所自知。他曾言喜欢在碎片中拼接出最接近历史真实图像的那种感觉。对他而言，也许永远保持着对未知的好奇，永远保持着新鲜的兴趣点，就是学习历史学的最佳途径。

在学生眼中，课堂上那个严肃而严谨的导师阎步克仿佛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该手执麈尾，在魏晋清谈。他的目光清澈，是洞悉世事后留下的一尘不染。嗓音干净，冷静却不冷漠；总是让我感觉到有限但真实的温暖。他的眸子很亮，深处，是智慧的光芒在闪耀。”

问及阎步克老师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的产生，阎老师说，两汉四百年中，察举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发生过很大的变化。那么，变化的意义是什么？主要体现在哪些关节点上？以往对此论述似不充分。而我觉得，这个变化的主线，就是从考试到举荐。其间所涉及的关节点，可以概括为“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取向，每一种取向，都有相应的制度与之相适应，最终是则是“以文取人”，成了变迁的方向。这样，博士论文的主题，就转移到“从举荐到考试”的变迁上来了。再后来，就有了《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一书。

这本书把官僚制理性行政、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以及作为帝国官僚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作为制约察举制变迁的三个主要动因。由此出发，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订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及“以名取人”、“以族取人”因素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及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精到阐述。从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向科举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

在问及阎老师对历史学专业“无用论”的看法时，阎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史学的起源，几乎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传说中国在黄帝时就有了史官，包括发明文字的仓颉。割断了数千年的深厚文明，只有“当代”而无“历史”，我们的世界就只是个单薄贫乏的平面。但人类不是这样的，人类的生活有一个千万年的纵深。人们要了解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了解各时代、各民族对真善美、假恶丑的不同理解。人类一代代地积累着这些知识和看法，正是它们的总和塑造了人的特质、人类的形象，使我们得以突破“当代的束缚”，知道了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尤其是中国人，他们拥有强烈厚重的历史感。历史有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沟通了过去和未来。个体生命汇入这条长河才能获得永恒，“名垂青史”几乎是人生的最大成功，为了“留取丹心照汗青”，贤人们宁肯舍生取义。人们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自我：君主效法尧舜，大臣自比诸葛，武将则追踪岳飞。浩如烟海的史籍之中，潜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凝聚着他们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特有看法。

而我们该由怎样的态度开始学历史呢？我建议，别把历史学习看成就业求职的培训，在北大历史系学习就不该如此。史学提供一种特有的训练，我们从一些看似枯燥艰涩的东西开始，逐渐去领会一种学术的境界，去掌握一种求真的技能，去积累一种贯通今古的智慧，去培养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关怀。那理性和良知的训练，才是使人终身受益的东西，也是我们的校园为什么会成为“精神家园”的东西。

一生中有若干年在大学渡过，与五千年的历史与文明对话，是值得珍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