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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2016-10-16 柏琳 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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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按: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去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

 

为什么是鲍勃·迪伦?这位伟大的摇滚民谣歌手,无疑是20世纪美国文化的符号。很多人都记得鲍勃·迪伦年轻时那张桀骜不驯的脸庞,他能抱起木吉他唱民谣,也能抱着电吉他玩电摇滚,昨天还是个反战英雄,今天变成了迷幻抒情,明天可能就是乡村大叔。他在不断地形成标签,同时不断地撕碎标签。

 

过去50年来,鲍勃·迪伦发行了超过40张专辑,歌曲影响了遍布全球的音乐人,他的音乐涉及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和美国当代史上的越战、民权解放运动、学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像一块滚石》、《答案在风中飘》、《手鼓先生》、《政治世界》、《重访61号公路》等作品,不仅确立了其在摇滚音乐史的教父级地位,也奠定了他20世纪伟大诗人的身份。



这个曾经叛逆而不合作的民谣歌手,他朴素而自由的诗歌,一直隐匿在音乐的盛名背后。民谣是迪伦成名和探索世界的方式,但世界似乎想从他身上要的更多。

 

反叛文化领袖、摇滚贵族、垮掉的一代……他却拒绝所有的标签,最终成为了一个迷人的悖论。当《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将要裹挟他进入公共的激情漩涡之时,他选择转身独自回家。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他远离了喧嚣舞台,独自阅读,研习宗教,探索乡村音乐,重拾对巡演的热爱。

 

“一个人要走多久的路,才能被称为一个人。一些人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被容许自由”……如同在那首著名的《答案在风中飘》里吟唱的那样,鲍勃·迪伦依然我行我素地在探索灵魂所归。

 

当迪伦24岁时曾被视为左翼的抗议歌手,当时人们期待他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公民紧急自由联盟要为他颁发自由奖章,但迪伦说,“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我花了很久才让自己变得年轻,你们不要来绑架我”。不知这一次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时,他又会说出怎样一番答谢词呢?


撰文 | 柏琳


世界累了,世界醒了,世界需要灵魂。

世界的灵魂,此刻是鲍勃·迪伦。


  • 鲍勃·迪伦是谁?

    扑朔迷离。

  • 现在,世人对他的最新认知是什么?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


  • 从前,大家怎么说他?

    诗人、抗议歌手、美国的良心、60年代的代言人、民谣教父、摇滚宗师……


  • 从前,他怎么说自己?

    “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 现在,他怎么说自己?

    “先生女士们,让我们一起欢迎摇滚乐的桂冠诗人,60年代亚文化梦想的代言人。他在70年代化过一脸浓妆,而后在药物滥用的迷雾中销声匿迹。接着他重现人间,信了耶稣。80年代末期,他被当成过气角色一笔勾销,却又忽然改弦易辙,在90年代末开始推出他毕生最强的若干作品——先生女士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艺人,鲍勃·迪伦!” 


一个从来“都只是我自己”的美国人鲍勃·迪伦,在音乐中吟唱诗歌。他的歌词契合了保罗·策兰赋予诗歌的使命:诗人应该穿越这个时代。

 

然而,穿越了整整半个世纪,鲍勃·迪伦的灵魂去往何处?

鲍勃·迪伦在上世纪60年代的经典形象。


狂飙突进的“酒神”歌者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祖父母是犹太裔的移民,十九世纪末从立陶宛和乌克兰移民到美国。

 

少年时期的迪伦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时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1959年,他来到明尼苏达大学继续学业。

 

也是在1959年,迪伦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从巴黎空运来的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

 



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出走了。电影《醉乡民谣》的片尾,男主角走出纽约著名的民谣酒馆“Gaslight”,他的背后躲藏着一个被虚化的身影,拿着口琴,抱着一把木吉他,这个身影就是鲍勃·迪伦。他刚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他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

 

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部分灵感据说源于威尔士酒鬼诗人迪伦·托马斯,那个将生命浓度增加到最强的疯子。

 

诗意的荷尔德林说过,在贫困的年代,诗人是酒神的祭司,在黑夜中走遍大地。

 

一首歌就像是一个梦,你努力想将其变为现实。它们像是你必须要进入的陌生国度。你能在任何地方写出一首歌,在火车车厢,在船上,在马背上——动着是有帮助的。——鲍勃•迪伦


上世纪60年代是“酒神”景观的年代,也是一个精神贫困的年代。那是美国疯狂时代的开端,冷战、越战,美国已经疲乏,怀疑日复一日增长,年轻人在酒馆里歌唱或者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某种变化正在发生。鲍勃·迪伦赶上了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致敬美国最伟大的民谣音乐人之一、可以用“政治民谣”做标签的伍迪·格思里。他对迪伦的影响延续到1963年的第二张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中,《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1963)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

 

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甚至用“撒谎扯淡,吵吵嚷嚷”来形容那个年代。

 

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1964)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

 

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

 

辍学者与嗑药者纷涌而至……我家门口总聚集着希望我能带领他们去炸掉白宫的革命者,我被称作叛逆的佛陀、抗议的牧师、持不同政见的沙皇、拒绝服从的公爵、寄生虫的领袖、变节者的国王、无政府主义者的主教……我心里明白,这些头衔本应全部属于亡命之徒……俄狄浦斯去寻找真理,当他找到时,真理摧毁他——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笑话。——鲍勃•迪伦


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

 

鲍勃·迪伦与艾伦·金斯堡在凯鲁亚克墓前。


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T.S.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1966年,迪伦发生了摩托车事故,这成为他彻底走入自我内心的契机。他从热闹的格林威治搬到安静的伍德斯托克,静养、戒毒、生子,家里常摊开一本《圣经》,宗教开始影响他的音乐。

 

当1970年的新年钟声敲过,疲惫的美国年轻人终于意识到,火红的60年代只不过是一场梦。此时,复出的迪伦以乡村音乐新面孔示人,专辑《纳什维尔地平线》在混乱局势中用温情抚平了褶皱的人心。


70年代末,迪伦回归基督教,和“猫王”一样摇身变成半个福音歌手,歌词中充满《圣经》的语句。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再次发现他的诗歌天赋。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我活着像个诗人,死后也还是个诗人。实际上,无论是死是活,我都是一个一般人。——鲍勃•迪伦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奥登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美国诗歌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瑞克斯著《迪伦的原罪观》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回顾迪伦这十多年的唱片:《很久以前》、《爱与贼》《近代》……其间挥之不去的是老年迪伦对逝去年代的怀旧。

 

后人按照自己的想象,把他塑造成了各种模样,惟独不说他是个怀旧的人,问题却是,鲍勃·迪伦比谁都喜欢怀旧。“我喜欢旧新闻,不喜欢新新闻,一个二十四小时都是新闻的世界就是地狱。”

 

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本文刊载于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1-B02版。作者:柏琳;编辑:孔雪、小井。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0月15日《新京报》B01版~B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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