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农”新闻人的心路历程
作者简介：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曾兼任农民日报社总编辑），高级编辑（正高二级），12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宣传文化战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获得第十七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撰有《小康不忘邓小平》《与中国农民同行》《要帮进城农民算好三笔账》《中国农民礼赞！》《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千万工程”二十年记》等重磅文章，出版《乡愁中国》《农民几何》专著，编著《黄金十年》《特困片区脱贫记》等书。40年前的一个夏日，当从村支书的喊声中得知自己考上了北京大学，正在插秧的我，当即跳到了田埂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从此我跳出“农门”了！但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还是要回到“农门”，跟“农”打交道。乡亲们见面问：“分哪儿了？”我说：“农民日报。”“人民日报？厉害！”“不是人民日报，是农民日报。”“一样的，农民也是人民。”“你当新华记者了？好啊!”“是记者，但不是新华社记者。”“新华记者厉害啊，报纸上总写着新华记者。”农民，人民，记者……几十年后，我恍然大悟：这是不是命运对我的某种开示呢？为农民当记者，一干就近40年。也正因此，我对“农”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掰不开揉不碎、热不得冷不得、浓不是淡不是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是血肉粘连般的感觉，是我可以说不好、别人不能说不好的执念。2022年，我这个一直为农民服务的记者，获得了长江韬奋奖。回味自己的记者历程，寻找“三农”新闻之路上若干坐标，虽然没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但也“记得斑斑点点”：我是一个观照现实主义的“三农”特写人，也是一个针砭现实主义的“三农”评论人，更是一个建设现实主义的 “三农”政论人。因为，苦吟也好，愤青也罢，终究绕不过理性；同情和批评到底不如改变，因为后者更直接、更有效、更根本。
2018年10月，正是苹果收获季节。本文作者（左）在陕西省延安市调研采访苹果产业品牌化建设。图为在安塞区南沟村苹果园里听专家解说。
我的记者生涯是从揭示农民生存现状开始的，这有它的合理性。试想，一个出身农家、干过农活、受过农苦的所谓“三农”知识分子，他是多么迫切地想用自己的一支笔为农民发声。但运气不好，报社把我分到刚成立的通联部。当时的通联部就是接收各地的来稿，由两名返聘老同志负责拆信封，我负责将来稿分门别类送给相关部门。当时的我十分郁闷，一起分来的同志，不是在总编室、经济部，就是在政法部、文化部，唯独我被分到一个新成立的非业务部门。不平之下，我曾经找人事处处长理论，但处长一句“大家都要轮着来”，就把我说服了。心静下来后，我就发现了这份工作的好处。不要小瞧分稿，每天数百篇稿件，把它分给哪个部门前，得先看看属于哪个部门的业务，不能把有关经济的分给政法部，也不能把如何养青蛙的内容分给文化部，还有的问题涉及经济与政法，那就该给群工部，至于反映普遍性问题的，就给记者部或总编室。在这一过程中，我开始整理阶段性来信的特点，看看有什么重点关注的问题，遇到认为有意义的问题线索我还“截留”下来，准备自己研究。1987年12月底的一天，分稿时发现一封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纪委同志的来信，反映该县沙坪区拖欠民办教师工资情况。我非常激动，觉得为民请命的机会来了。1988年1月2日，我从北京站出发，晚上8点火车到达襄樊；夜里11点从襄樊出发，在没有座椅的绿皮车里一路站到第二天早上抵达宜昌。从宜昌到巴东得下午4点才有客船，于是我在码头边找了个小旅馆，睡了几小时。去宜昌时船过香溪，我写下打油诗一首：“一水西来款款东，万壑千峰影随形，峡江不见云雾湿，楼船深处野人村。”晚上8点，在沉沉雾霭中，我踏上几十级的江边台阶，到巴东县城。巴东的夜晚，街上人影稀疏、灯火阑珊，只有若干卖卤猪蹄的摊位冒着热气。腊月天，招待所就我一个客人。第二天早上9点，从巴东出发，坐长途客车，外面不时飞着雪花，我不由感喟：“蛇形楚道接天日，甲凝冰雪向黄昏。”下午4点到恩施，在恩施住了一晚。1月5日一早，继续坐长途客车，中午才到宣恩县城，终于找到反映问题的纪委同志。1月6日早上，这名纪委同志开了一辆吉普车带我，颠簸一路到了沙坪区中心小学，下午开座谈会，当晚就住在该小学，在月光下继续采访民办教师。1月7日回到宣恩县城，再辗转返回宜昌，因冻病了，在宜昌待了几天，1月13日才回到北京。离开宜昌时在街上买了几斤蜜橘准备送给部门同事，回到北京却烂了一半。这一趟下来，几乎走了小半个月。回京后一气呵成写了一篇3000多字、标题为《SOS!救救沙坪区的民师》的调查报道，总编室编辑将标题改成《沙坪区民师的工资哪去了？》，很实，文字也压缩到1000多字，在头版刊出。当时，我觉得十分可惜，觉得对不起我顶风冒雪、翻山越岭的采访。后来，此文被农民日报科教部的林菲主任报了教育好新闻，直到获奖证书送给我，我才知道报奖的事。虽然与我之后的多项中国新闻奖相比，教育好新闻只是一个部门奖，但那是我获得的第一个新闻奖，我至今还因林菲同志的无私公正而心怀感激。就这样，我走上了为农民鼓与呼的新闻之路。但真正系统性地确定我的职业路径，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4年8月，我成为报社文化生活部记者后，提出要写一组反映农民生存现状的特写，初步计划10篇，每篇4000字左右。得到领导支持后，10篇文章在每周周末版头版头条发表。家乡农村纷纷扰扰的人和事，这么多年一直在我心里激荡，如今都排山倒海、喷薄而出。这里面有描述农民进城引发城乡变迁的《你使你的犁和耙，我去走天涯》，有聚焦农村女性艰辛的《春花未谢人先老，憔悴了红妆》，有描写农民对风水执著迷信的《执著风水求福康》，有反映农村医疗卫生缺失的《命若琴弦》，有关注农民养老难的《身如老树立秋风》，有针对农村赌博现象的《一掷粪土万户侯》，有揭示农村民办教师困窘的《蜡炬成灰泪始干》，有评析农民对算命、巫术、占卜迷恋的《问道于盲》，有提出农村人情“去亲戚化”的《人情是债》，前9篇文章发出后社会反响热烈。最后一篇《世事如棋局局新》有一些争议，没有刊发。这一组文章多数被转载，因为是跨年刊发，先后有多篇获得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这一奖项后来并入了中国新闻奖。这些深度特写，不仅厚植了我观照现实主义“三农”特写人的底色，锚定了我在农民日报社业务上的“江湖地位”，也标注了我在“三农”问题研究上的一个基点。借用一个文学术语——这就是我的苦吟岁月。
但这些，我总感觉还不够。反映了农民的现状，情感是得到了某种宣泄，甚至一定程度的满足。这是一个记者的职业上的小小自得，与农民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曾经有进城务工的农民读了我的文章后很感动，也有一个叫“淮生”的农民作者与我交流，但这仍然只是一种情感的共鸣。重点还是，我能为农民做点什么？聚焦农民所受的不公和伤害，帮农民讨公道、解难题，成为我新阶段的努力方向。2004年是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新世纪第一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发布。从此，“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就成为一直延续的传统，时至今日已发布20个了。记得2004年的“一号文件”发布时，我起草了《又一个“三农”发展的春天》的社论。在这个特殊时节，我关注到一个“三农”人物——熊德明，一名重庆农村妇女，因为向总理反映农民工被拖欠工资而闻名。2004年1月8日，我就熊德明和一位“三农”专家温铁军一起获选央视新闻人物，在农民日报上刊发了一篇评论《熊德明与温铁军》。文章最后一段写道：“从‘说话小声’到‘大声说话’，熊德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她为自己和乡亲们维护了合法权益，也为政府了解民意提供了帮助，她的‘说话’有助于全社会来关心‘三农’问题。”从关注熊德明开始，我把笔触对准了维护农民权益，并针对现实中一些对农民不公的现象和问题，及时针砭。2004年底，熊德明代农民维权引起舆论非议，认为她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名人影响力为自己的亲戚维权。一时之间，熊德明成为众矢之的。眼看舆情愈演愈烈，农民日报不能失语，但怎样发声？总编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当时，熊德明维权舆情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众多媒体都在跟进。作为“三农”主流媒体，再不发声就委实说不过去了。我细细研究了熊德明维权的前因后果，也看了一些批评的文章，觉得这些批评有问题，就写了一篇焦点评析《指责熊德明是社会的耻辱》，发在农民日报一版。文中写道：“替亲戚维权，又有什么不可以？她亲戚的权益没有被侵害吗？她的亲戚是众多患矽肺病农民工的一员，熊德明不是圣人，先替亲戚维权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对于熊德明这个‘堂吉诃德’来说，此行的目的是尽量解决问题，能解决多少是多少，至于从谁先解决，无关紧要，只要问题走上解决之途，同样的问题就有了可以援引的先例；还有，就算舆论说她有偿维权是事实，也无损这件事急公好义的性质。熊德明何许人也？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她没有月月固定的工资，可她也要养家，也要生活，有偿维权，本来就是理直气壮的事，又何需遮遮掩掩。倒是那些求全责备熊德明的人，那些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熊德明的人，应该问一下自己，我为农民工做了什么？”文章最后点题：“如果一个社会，老老实实干活领不着工资，那是这个社会的巨大尴尬；如果有人对此看不过去，肯出头为老实干活的人打抱不平，却要被舆论横挑鼻子竖挑眼，那就只能说是这个社会的耻辱。如果不是农民工领不着工资，甚至也讨不来工钱，他们的权益被一次次侵害，熊德明这样的普通农妇又怎么会浮到舆论的中心？她完全可能还在重庆的乡下安安静静养猪，又何需舆论的指指戳戳。”这篇文章后来获得中国新闻奖评论类二等奖，并被一些新闻院校教师指定为赏析文章。此后，从2005年到2010年，我陆续撰写了近百篇针砭“三农”时弊的言论，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写5篇。这些文章主要聚焦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城市化的问题，如《禁止瓜车进城是根深蒂固的城市意识》《“小城管羞辱大城管”，谁的尴尬？》《“民工大米”拷问社会“道德底线”》《农民工的安全投资该谁埋单？》《张榜公布“血汗工厂”的震慑效应》《流动摊贩是自我就业，也是一种街头文化》《要城市化，但不要损农伤农的城市化》《农民工为维权“开胸验肺”凸显了什么？》《对农民工的学历要求还是让市场说话》等；二是关注“三农”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铁本事件”的三重警示》《“嘉禾事件”的负面遗产》《警惕以发展的名义侵蚀农地》《发展农村到底以谁为主？》《农村市场为什么启而不动？》《认识贸易纠纷常态化趋势》《关注CPI高企下的农村民生》《不要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万斤橘子抵学费凸显农民收入窘境》等。总体上看，这些文章紧贴“三农”时事，评析“三农”话题，探讨“三农”难点，批评损害农民利益行为，一针见血，警示性强；为农民工维权，宏观着眼，启示性强；为农业发展建言，视野广阔，针对性强。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力争每一个标题，都是一个“三农”时事的缩影，一个“三农”观点的浓缩。这些文章发表后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我多次获奖，从2006年到2011年，我就不再报评中国新闻奖。2016年，时隔10年，我再次参评中国新闻奖，《承包地有偿退出试点——要帮进城农民算好三笔账》《“农改居”：农民的权益只能增不能减》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奖评论类二等奖，2020年我主创的农民日报“三农微评”评论专栏更是获得中国新闻奖名专栏奖。一个“三农”评论人的思想历程，由一件件作品串联而成。而这些作品，是他过往路上的标记，也是他前行路途的警钟。闹钟嘀嗒，在时刻提醒：哪些没有做，还有哪些做得不够好。
在时代面前，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尽管我一直以为农民鼓与呼自励、自惕，也因此获得了一些荣誉，但如果没有赶上时代的浪潮，个人终究只能是历史烟尘中连“粒”也算不上的尘埃。如果没有脱贫攻坚，没有乡村振兴，哪怕个人再鼓再呼，哪怕嗓子喊破了，于农民的命运，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如果抓住了时代机遇，把握住了历史大势，则个人价值必然在时代与历史进程中得到更好实现。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命运，需要把“三农”问题放在现代化进程上来考量解决。“中国梦”的提出，为农民带来了亘古未见的命运改变机遇。作为“三农”媒体人，眼看“三农”最好的时光来了，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要把方针政策宣传好，为亿万农民更好地获得时代福祉、尽快地过上美好生活营造良好氛围，创造优良舆论环境。借用我2005年撰写的《与中国农民同行》中的一段话：“作为长期依托9亿农民的农民日报，作为一家始终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的报纸，在农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发挥好见证者、促进者和参与者的作用，客观见证并记录农村振兴的恢宏历史，热情讴歌统筹城乡发展的壮丽篇章，努力促进并参与城乡社会的和谐建设，我们相信，借着农村振兴的历史机遇，凭着强农惠农的政策东风，我们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
2019年4月，本文作者（右一）在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高台村调研脱贫攻坚有关情况。
新时代来临，怎么看，怎么干？2013年，我牵头推出“七论‘三农’中国梦”系列编辑部文章，在这之后，每年都围绕重大“三农”思想、理念、决策、举措，推出深度政论文章，如“新时代‘三农’启示录”“五大理念新实践”“七论乡村振兴”“九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等。2021年1月，我接任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并继续担任总编辑后，借鉴其他媒体的经验，在农民日报创设“仲农平”政论品牌，提出的口号是“欲听重农音，要看仲农平；‘三农’有大事，必看仲农平”，这是农民日报的自我加压，也是自我期许，更是自我担当。
2018年7月，本文作者（前左一）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采访兰考脱贫攻坚经验。图为在当地种苗繁育基地听技术人员讲解种苗情况。“仲农平”从宣告脱贫攻坚胜利之际推出《中国奇迹，中国震撼》开始，两年多来，先后推出《赶考路上新一程》《大转折，中国命运百年逆袭》《大跨越，中国历史乾坤再造》《大智慧，中国道路开天辟地》《复兴之路中国粮》《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中国粮食自信从哪里来》《日出东方，农道大光》《中国道路，三农自信》等十几篇重大政论，有的还是头版整版推出，极大彰显了农民日报“在党言党，为农代言”的使命与情怀，更体现了媒体融合发展形势下，党报政论守正创新、大有可为的价值所在。时代在出题，初心在提醒，农民在发问。作为“三农”媒体人，我在2017年底出任农民日报社总编辑伊始，就决定第一次调研采访去浙江。浙江既是红船的出发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思想框架的形成地。这些年来，浙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实践既是我们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生动课堂，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鲜活范本。站位所在，我必须到浙江现场感悟领袖的思想伟力、爱农深情、兴农思考，领悟总书记的思想和垂范，感受浙江的贯彻与落实。2018年5月，我带队去浙江进行了8天的密集采访，白天采访、座谈，晚上赶路，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足迹，在余村聆听“两山论”录音，在千岛湖倾听“金山银水”轶事，在下姜村感受村民“望习”深情，在越丰村采访“三治合一”探索，在金华领略“和美乡村”意涵，最后在杭州听“省级农民”讲“千万工程”缘起……访旧地、忆当年、话新语，满当当的都是新闻的收获、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洗礼。这次浙江行汇成一篇14000字的长篇通讯《梦开始的地方——学访习近平“三农”思想的浙江实践》，于2018年7月2日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7月4日，此文被新华社作为通稿播发，多地党报转发，全网推送。浙江之行让我深刻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主政的浙江，堪称乡村振兴的试验田、中国梦的起手式。2023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万工程”20周年。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之际，作为农民日报社的党委书记、社长，我于4月10日带领农民日报社最强写作阵容再赴浙江。在连续8天的密集采访中，深入浙江11个地市的30多个村庄，基本上每个地级市都要采访3个以上的村庄，现场感受“千万工程”给浙江农业农村农民带来的历史性变革，亲耳聆听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千万工程”的感激、感怀、感慨，也把我们这些 “三农”新闻人的感动感佩、启迪受教烙在心上。采访结束后，“我们浙江农民有福气”“我们赶上了好时代”的话语，久久在我们心头回荡。文章该怎么呈现？我们用1个月时间沉淀思考，却总是感觉文字的表达不及实践的万分之一。5月29日起，我们连续3天在农民日报头版以近整版篇幅推出“‘千万工程’二十年记”系列通讯——《初心如磐》《使命如山》《道路如砥》。中宣部《新闻阅评》给予评价：“农民日报‘千万工程’二十年记系列通讯立意深远、视野宏阔、情感充沛、多含哲思”，是“站在乡村振兴、民族复兴高度，在历史与现实穿梭中对‘千万工程’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再认识、深挖掘，进一步打开人们的视野、提升人们的境界”。文章当天全网推送，得到中央领导、相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批示肯定。“希望我们的主流媒体都能像农民日报这样，写出更多深入基层、贴近实际的走心之作。”“走心”，这是对我们的鞭策，也是我们的目标和期许。因为“走心”，我们坚信，躬逢民族复兴和乡村振兴的大历史进程，乡村和农民必将开启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而我们，“三农”知识分子和“三农”新闻人，我们曾经的梦想，我们一直的奋斗，也必将在这大历史中得偿所愿。也因为“走心”，我不悔那个40年前跳出“农门”少年在人生起点的选择，我也可以告慰在田埂上扯着嗓门报喜的村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