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高级记者，专栏作家，荣获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2019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先后在中国日报总社商业周刊、上海记者站和上海英文星报工作，2009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日报美国版副主编，并先后兼任中国日报驻纽约和华盛顿首席记者。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传播力，使其与中国日益提升的大国地位相匹配，这和我们建立一支强有力的驻外记者队伍和完善相应体制机制有着密切关系。
2023年11月29日，我应邀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国际新闻专业的研究生交流。同学们踊跃提问，这让我想起了自己1984年至1987年在复旦大学国际新闻专业学习的场景。当时，这一旨在培养新一代驻外记者的项目，希望改变老一代驻外记者中有些不会外语、不会开车和不会摄影等短板。那时，不少驻外记者外出采访需要带翻译、司机和摄影记者，往往是一个“庞大”团队。今天的驻外记者，不仅要掌握这些技能，还要学会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的本领。作为一名驻外记者，应拥有丰富的采编经验，会写各类题材的报道，会写专栏和评论，会视频直播报道，会熟练应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有效发声，应在国际媒体舞台，特别是话语权争夺尤为激烈的欧美国家，展现中国记者应有的职业精神和水平。
善于提问，是我从事驻外记者14年来引以为傲的事情。1988年刚走上记者岗位不久的我，在上海锦江小礼堂漕河泾开发区成立会议上，当着1000多人现场提问，当时觉得自己还挺勇敢的。后来，驻纽约、华盛顿等地的中国同行都知道，我是善于提出尖锐问题的中国记者之一。无论是当年在美国国务院等政府机构新闻发布会和智库研讨会现场，还是在欧盟委员会等机构的发布会上，我都不会放弃任何提问机会。在我看来，作为记者，要保有好奇心和怀疑能力，要善于提问。2014年3月1日，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暴恐事件，我在美国国务院发布会上，向当时的发言人莎琪和副发言人哈芙提问，为何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反常规，没有立刻谴责恐怖分子？除此以外，其他几起疆独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也没有被提及。2023年10月、11月，我在欧盟委员会的发布会上，几次向负责外事和安全的发言人彼得提问：“为何欧盟不谴责以色列在加沙造成重大贫民伤亡的行为，甚至拒绝呼吁停火？”在过去两年中，我就欧盟在美国胁迫下打压华为5G以及欧盟对北溪管道爆炸调查含糊其辞，多次提问欧委会发言人马默。其实，大部分时间并不指望发言人会真正回答这类问题，因为他们只能照本宣科，但我的提问和他们的狡辩，至少会让世人看到他们的双重标准和虚伪面具。我驻华盛顿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每次只要你一举手，我就第一个点你。”要知道，国外发布会和研讨会提问环节举手的人很多，要被点到不容易。我提问包括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谈他对两岸最终统一的愿景和提问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董云裳有关奥巴马亚洲政策为何恶意针对中国，我依然记得两次被李成“特别照顾”的场面。提问是记者的技能，有时也需要提一些所谓“垒球问题”。比如2023年7月，我在发布会上提问刚刚访华回来的欧委会第一副主席蒂姆曼关于他访华的成果，他的回答积极正面，这在当今中欧关系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提问是对记者知识面、观察力、思考能力和实践经验的考验。长期积累、认真调研、做好功课和勤于思考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相反，如果一个记者觉得没有问题可提，可能是对相关话题不了解，甚至对新闻工作失去了热情。提问可以解答记者心中的疑惑，写出更准确和精彩的稿件。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今天，记者的提问还能起到在重要场合向大家提供第一手真实信息、揭露西方谎言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在当今国际形势下越发显得重要。就在撰写此文时，中国日报新媒体部的同事说，要帮我做一个2023年在欧盟委员会发布会上提问的集锦，我答应了。因为中国驻外记者积极提问，特别是提出有针对性的尖锐问题，目前仍是短板。我愿意抛砖引玉，引起大家重视。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同学问我，为什么2020年12月3日我在推特上回怼美国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我当时打破了习惯，用了罕见辛辣的词语。原因是该参议员发推文污蔑“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是偷盗的历史，这永远不会改变”。我相信任何中国人看到这样侮辱中华民族的种族主义言论都会义愤填膺。一些同行当时用惯常温文尔雅的语言指出她推文的荒谬，但我觉得给她最猛烈的抨击才更有效。我的推文引起广泛关注，被200多家国外媒体引用报道。我的全球推特粉丝数也很快增加3万多。国外甚至有人在推特、脸书、照片墙等最有影响力的社交平台建立了“陈卫华受害者纪念碑”，把被我怼过的一些西方反华政客放入名单中。在2021年一个网上研讨会上，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政治学教授拉迪卡·德赛介绍作为讨论嘉宾的我时说：“陈卫华是一个在推特上驳斥西方反华政客出名的记者。”我当时被逗乐了——第一次有人这样介绍我。我怒怼布莱克本的方式其实极少使用。我的推文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如同我在华盛顿参加过数百场智库研讨会遵循的原则，如同我不间断写了15年的每周专栏。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则，类似巴西总统卢拉、前瑞典首相卡尔·比尔特（现任欧洲对外关系协会主席）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等很多重量级人物和媒体及媒体人员才会在推特上关注我。推特等主流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是传统媒体远远不及的。自从2018年开始我在推特上活跃至今，我的推文被国外媒体引用已达上千次。这主要是因为推特的时效性是传统媒体远远不及的，很多我驳斥西方反华政客言论的推文都是在他们发布后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内，而传统媒体的周期很难做到这一点。此外，培养和保持自己推特账号的特色也是关键。我不是报社新媒体部门的，推特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最初用推特是为了获取更多新闻线索，但逐步成了推特上有影响力的中国账号。虽然目前只有21万粉丝，但推文的效果(互动和浏览量)往往超过一些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粉丝的账号。我们应该重视推特等社交平台，有效利用这样的平台来建设中国话语权和讲好中国故事。除了社交媒体，我这个传统纸媒记者还积极善用各类新媒体手段。2019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期间、2019年达沃斯论坛现场、2017年特朗普就职典礼当天、特朗普和金正恩峰会期间、2021年G20罗马峰会和2023年大熊猫从法国被运回中国现场，我都做了视频直播报道，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意大利西西里岛时，本文作者陈卫华在当地帕勒莫港做直播报道。我也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GTN Radio）等嘉宾，参加电台和网上的重大话题讨论活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观点和主张。
我在推特上的表现归功于自己2008年以来坚持不懈写专栏。至今我已成为中国日报社历时最长的专栏作家，如果要加上原来在中国日报旗下上海英文星报写专栏的历史，我已写了20多年专栏。很多专栏都是熬夜和凌晨截稿前写好的，和推特一样，专栏并不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我的坚持或许已使我成为评论部最主要的编外人员。究其原因，我觉得专栏是我最喜欢的新闻形式之一，正是因为喜欢才没有放弃，才会无怨无悔付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我在推特上驳斥西方敌对势力之所以比较有效，也得益于我长期写评论和专栏，对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知道如何用简短有效的表述去驳斥对方。我喜欢阅读专栏文章，无论是我见过多次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还是已故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哈默，虽然我时常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也非常佩服他们分析问题、辩论和写作的能力。2015年3月7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中国分崩离析的长篇文章，我针对其文章的漏洞及时写专栏文章予以驳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也发表在我时常参加讨论的亚洲协会著名的中参馆（ChinaFiles）网站上。我的这个专栏也因此获得了第二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在媒体报道越来越趋于细分化和西方政客冷战思维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需要培养更多了解西方受众习惯、用外语写作的专栏作家，让他们在各种平台有用武之地，为争取更多话语权作贡献。
很多人对我这样工作了30多年的记者仍奔波在采访一线表示不解。而在国际媒体中，像我这样的年龄仍在一线报道是司空见惯的。我见过的最著名的，是已故美国白宫记者海伦·托马斯。她1972年随尼克松总统访华，一直工作到2010年，当时90岁。半个多世纪，她在白宫发布厅向历任10位美国总统提问过。这样的例子非常多。2010年1月12日位于加勒比地区国家海地发生重大地震，导致10多万人死亡。我和同事霍永哲在所有通往海地航班都取消的情况下，经多米尼加陆路辗转坐大巴进入海地首都太子港。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从现场发回报道。大多数时间晚上都睡在中国维和警察营地的水泥地上，深深体会了重大灾难报道的艰辛。2009年上半年，由于我在四川震后灾区德阳红白镇小学支教过，相比中国的救援和重建，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抗震救灾中的巨大优越性。2011年至2012年，美国纽约等城市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我当时常驻纽约，去现场观察和采访20余次。2011年10月1日，我随着上千人的游行队伍行进在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上。我走在最前面，以便抓到最好的镜头。但警察以阻碍交通为由，共逮捕700多人。幸亏我带着记者证，才没有被戴上手铐。而纽约时报一自由撰稿人因没有记者证，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送去关押。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而2018年12月，我去巴黎报道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正巧碰到声势浩大的黄马甲运动，采访和见证了法国的社会问题和法国警察的暴力执法，也让刚到任欧盟分社才一个月的我，对法国社会有了新的认识。除了采访突发新闻事件，驻外期间最让我得意的是采访了数十位“中国通”，我为他们每个人都写了长篇人物稿件。其中有些人，如傅高义、索乐文、贝德、杜大伟现已过世。我不仅通过他们了解中美关系更多的历史，也通过描写他们研究中国的经历，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之后的采访起到了很好的帮助。
本文作者（左）在纽约采访欧委会原主席普罗迪。
我采访布鲁金斯多位专家的文章都被放在了该学会的网站上，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他们对我报道的认可。这是我们对外传播应该达到的目标。索乐文还专门给我写信，说他可以很骄傲地把我采写他的稿子给他的孙辈们看。而贝德当时曾说，他已关注我的文章很多年了。
1993年至1994年，在夏威夷参加自由论坛访问学者项目的我，选学了多门经济学课程，弥补自己知识的短板。1987年进入中国日报时，第一站是商业周刊，后来到上海记者站，主要从事财经报道，关于证券市场、外资银行、保险公司等等要学的实在太多。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国际财务管理课程，帮助自己充分了解企业的财务信息报表，为做好财经报道做好准备。1998年，我作为美国明尼苏达州世界新闻研究所访问学者，与世界各国记者一起环美考察了125个机构组织，还与美国农民、非洲裔美国人家庭同住，对美国社会有了广泛深刻的了解。2004年至2005年，我参加奈特访问学者项目，在斯坦福大学从事一学年研究，参加很多高层次的交流活动，对美国和国际事务的了解更上了一层楼。当年参加该项目的多位记者都是刚从伊拉克战场前线报道回来。每参加这样的新闻同行访问学者项目，不仅加深了我对美国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了解，也为今后的驻美报道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通过与国际优秀同行的深度交流，更坚定了自己做好新闻工作的信念。在常驻华盛顿期间，我参加过无数的智库活动，大家戏称，我是马萨诸塞州大道（这是华盛顿一条顶尖智库云集的大道）大学的博士生。在过去10多年里，我为《对外传播》等杂志撰写了10多篇新闻业务探讨文章，不断总结关于国际传播的经验体会，希望发扬优点，取长补短，更加明确方向，把对外传播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