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习仲勋的青年时代（下篇）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离开我们已经十三个年头了,他的光辉业绩依然闪耀在我们的事业中,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习仲勋为党为人民奋斗的一生,已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载入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至爱齐天,宠辱不惊,大道于怀的理想、信念、情操,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仲勋在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运动,作为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是革故鼎新的探索者,是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楷模,是胸怀天下,情系苍生的思想者,他身上凝聚的奋斗精神和高尚品格,已通过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血火淬炼,通过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
今天,我们学习习仲勋,就要像他那样去生活,去奋斗,去担当,继承他的遗志,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他担任的职务越来越重要。从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到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再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始终肩负着两重任务,一是赴前线指挥作战,二是主持西北局后方工作。
习仲勋配合张宗逊指挥了爷台山反击战和西华池战役,成功策动“横山起义”,协助彭德怀指挥了解放大西北的重要战役战斗,展现了出色的军队政治工作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开展以选举、减租、生产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推动参议会普选更具有开创性。为适应战略大反攻的形势,他适时将全民转入战争状态,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关于老区土改避免“左”的倾向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并被推广 。1949年,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彭德怀、贺龙挥师大西北和大西南时,他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之后,习仲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习仲勋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大会制定了党的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巨大作用。
七大刚刚落幕,习仲勋又参加了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朱德、任弼时、陈云的指导下召开的,从6月26日至8月2日共开了38天。7月11日,习仲勋在座谈会上发言。他的发言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斗争历史,更侧重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党组织活动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指导当前和今后的革命斗争。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延安
1945年7月,国民党军突然向淳耀县爷台山发动进攻,我方展开反击战。习仲勋作为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一面亲临前线配合司令员张宗逊指挥作战,一面在后方动员人民积极支前。爷台山战斗大获全胜,这是习仲勋参与指挥大规模作战的开始。
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习仲勋和所有抗日军民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陕甘宁边区选派大批干部奔赴各地。习仲勋被委以重任,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开展以选举、减租、生产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习仲勋周密部署和精心指导的参议会普选,在全国属首次,意义重大。
1946年4月底至5月中旬,习仲勋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并作总结报告。他特别强调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的六项重要措施:一是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有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二是发展农业为第一,增产粮食。三是发展手工业。四是发展畜牧业。五是合作社问题。六是发展工业、建设工业的问题。
在西北局书记任上,习仲勋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积累了主持大区全面工作的经验。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撕毁一切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7月至8月,习仲勋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组织陕甘宁边区部队,接应从中原突围返回陕北的三五九旅。
9月27日,当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次长征”的三五九旅将士回到延安时,习仲勋同其他边区领导和延安各界群众一起,夹道欢迎南下支队胜利归来。9月30日,习仲勋随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出席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望着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的三五九旅将士,听着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回忆起受命组织指挥接应这支部队北返边区的日日夜夜,习仲勋不觉心头一股热浪涌动,发出由衷的赞叹:王震劲旅,胜利归来。
习仲勋号召全区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夺取战争的全面胜利
1946年10月,习仲勋奉命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动榆横战役,并策应爱国将领胡景铎率部起义,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月底,胡景铎起义成功,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习仲勋等发电致意,称其义举“深慰三秦父老之期望”。
1947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2月,胡宗南部分三路向陇东进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与敌激战于陇东重镇西华池,重创国民党整编第四十八旅,歼敌1500余名,收复庆阳、合水二县。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称此役为“延安保卫战序战”。
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经过8个月的英勇奋战,至1947年2月,共歼敌71万余人。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上的危机,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1947年3月起,集中了94个旅,向山东、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
2月28日,蒋介石飞至西安,确定了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要求部属对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以摧毁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并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或逼迫中共领导机关和部队东渡黄河,进而达到将人民武装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
国民党在西北总兵力有30万,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共34个整编旅25万人。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只有6个旅2.6万余人。国民党军有飞机、坦克、汽车和现代化装备,解放军是“小米加步枪”,每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形势异常严峻。为了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在中央军委和西北局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进行了紧急动员和紧张的备战工作。
中央军委作出主动放弃延安的决策,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和缺粮困境后,集中优势兵力歼敌。
1947年3月12日,彭德怀检查南线防务后回到延安,向刚刚由枣园搬到王家坪的毛泽东作了汇报,并主动请缨担当指挥边区部队反击国民党重点围攻陕甘宁边区的重任。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他还考虑面对危急的情势,应当尽快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指挥机构,需要有一位能孚众望、坚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帅边区部队。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出任此职,当然是合适人选。但是,还需要有一位熟悉当地地理民情,便于协调边区党政军民关系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以更好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由此,毛泽东想到了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发起全线进攻,延安保卫战打响。
3月14日,中央军委就当前敌情和新的部署电示张宗逊、习仲勋,对集团军领导干部另行做了安排。习仲勋随即前往延安接受新的任命。
习仲勋飞马急驰两天两夜,3月16日由南线回到延安王家坪。彭德怀看到一身征尘的习仲勋,没顾上问候,便将手中的电文递了过来。习仲勋翻开一看,原来是当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指出“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各防御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小部”。同时要求“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命令最后指出,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对于新的任命,习仲勋深感责任重大,因为陕北战场的形势与党中央的安危,同全国的战局变化,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彭德怀、习仲勋受命后,迅速调整了抗击胡宗南集团进攻的战术,即前线部队白天以少量兵力守备要点,适时组织反冲击;天黑以后发挥夜战的特长,袭击敌人。
1947年3月25日，习仲勋（左三）和彭德怀（左二）在青化砭查看地形，左一为徐立清， 右一为张文舟
3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成员在王家坪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战军作战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讲了全国战争形势和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特别要求注意向那些对撤出延安想不通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多做工作。习仲勋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尽管给大家讲了主动放弃延安的意义,但是告别居住了10年之久的延安,他们不免还是依依不舍。直到黄昏,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愈加迫近,毛泽东得知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及群众已安全转移疏散完毕,才走出窑洞。彭德怀、习仲勋等一直送毛泽东、周恩来到了延河边,深情地望着他们上了汽车向东驶去。习仲勋对这次送别记忆尤深,毛泽东离开延安时殷切嘱咐的话语时常回响在耳际:“延安我们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一直到把它拖垮。只要一个月能消灭一个团,保证三年收复延安。”
彭德怀、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返回王家坪时,胡宗南部已进至延安城七里铺。炮声隆隆,处处吃紧,形势至为紧急。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对部队行动作出部署,派出一支部队在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吸引敌人,主力部队统统向延安东北六七十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相机歼敌。深夜时分,枪炮声更加迫近,延安城东的机场和大路屡遭炮弹袭击。在场的同志焦急催促彭德怀、习仲勋赶快撤退。彭德怀仍镇静地说:“你们不要催,看到敌人进了延安城我才走。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才撤退,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直至19日拂晓,彭德怀、习仲勋把一切安排妥当后,才沿王家坪北山一条小路向东北方向离去。
边区部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在19日上午有序撤离延安,延安保卫战胜利结束。
21日,彭德怀和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敌占延安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力求隐蔽,自22日起暂休7天。边区全面部署请中央批示后再发各区。这是彭德怀、习仲勋联名发出的第一份电报。此后转战陕北期间,他们联名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央、中央军委拍发彭德怀、习仲勋或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电报达百余份之多。由此,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名字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浴血奋战一起载入了史册。
1947年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合影。前排左起：林伯渠、贺龙、赵寿山、习仲勋、张邦英、曹力如；后排左起：王维舟、贾拓夫、杨明轩、马明方、马文瑞、姚静尘
1947年,西北野战军与胡宗南部在陕北斗智斗勇,先后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次大捷。随后又挟风雷之势,相继取得陇东、三边战役的全胜。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后,习仲勋奉命回到后方,同贺龙赴绥德主持西北局工作。后方工作虽极为复杂和繁重,习仲勋仍参与西北野战军的重要决策。8月,与贺龙率部东渡黄河,调动敌军追击,配合彭德怀取得沙家店大捷,扭转了整个陕北战局。
习仲勋回到后方主持工作后,以极大精力投入到对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调查研究和组织领导之中。他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边区实际相结合,适时提出和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及时纠正“左”的偏差,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为其他各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史称“十二月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回答了怎样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怎样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大课题。
会议期间,习仲勋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
1947年,西北战场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战略转折。为配合主力作战,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等一起,及时部署转入全民动员状态。发动150多万群众,扩大地方兵团,开展游击战争,保障军粮供应,救护伤员,传递情报,站岗放哨,坚壁清野,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948年4月22日,延安收复。
1949年,全国胜利在即,习仲勋更加繁忙。2月,他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5月,策动榆林起义。6月,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的西北局成立,彭德怀、贺龙在前线,习仲勋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习仲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决定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分别建立军政委员会,实行党政军一体化管理。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
1950年,彭德怀奉调入朝作战,习仲勋代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主持陕、甘、宁、青、新等西北五省党政军全面工作。他依据《共同纲领》和中央指令,开展清剿匪特、镇压反革命,妥当平息地方叛乱,因地制宜实行土改等民主改革,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维护了大西北的稳定。根据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习仲勋提出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改善交通状况,发展对外贸易的构想。他和彭德怀提出的与苏联合作开发新疆资源的建议是新中国利用外资的最早尝试。
1949年10月2日下午4时,西安20万各界群众冒雨从四面八方聚集城内革命公园广场,举行响应国际和平斗争日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
盛大集会在礼炮轰鸣中隆重开始,习仲勋以《建设新中国争取世界和平,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为题发表演讲,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和各项政策,提出要珍惜每一个有用的人才,尽快经过各界代表会议或其他适当组织形式,实现西北人民的大团结,共同担负起解放与建设大西北的伟大使命。
11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在兰州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决议》,决定了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彭德怀兼西北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军区政委。11月30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西北局扩大会议决议。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先后致辞。习仲勋在致辞中表达了做好人民公仆的决心,他说:“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普通的为人民办事的勤务员,这次蒙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本会副主席职务,深感责任重大。当一本过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全党同志一起,和各民族、各界党外人士一起,彼此共策共勉,当好西北人民的忠诚勤务员。”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各族代表向大会献旗，右二起：习仲勋、彭德怀、张治中
1950年6月,习仲勋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大西北党政工作更多地压在了习仲勋身上。
习仲勋潜心研究《共同纲领》,思考如何建设人民政权,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遵照中央指示,西北局所辖各地先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习仲勋向干部们提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要求,推动了西北的民主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关注地方人民政府的筹建。1949年10月13日和30日,他先后批转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北局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总结经验教训。
与其他中央局一样,习仲勋及西北局已经按照《共同纲领》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意图,抓紧各级政府的筹建工作。10月8日上午,习仲勋来到西安东大街群众日报社礼堂,出席了在这里举行的长安县第一届农民代表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10月12日,长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习仲勋莅临会议并讲话,强调人民政权必须通过全体人民代表选举出来。
习仲勋强调说,今天我们的政权——新政权,还不是真正从人民中间选举出来的。真正的人民政权,就是全体人民代表选出我们自己的乡、区、县长。这样真正的人民政权,我们今天需要,就是将来也需要,永远都需要。
习仲勋说,过去我们和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团结,解放了西安,打走了胡宗南,解放了西北五省,取得了今天的胜利。今天就是要巩固这个团结。我们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政府的协议机关,我们可以说是人民的初步政权,初步的权力机关。
习仲勋深入市、县农村,调查研究如何在农村建立完善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他分析农村工作现状认为,转入建设时期的干部很多对面临的情况不熟悉,和群众联系少,要去团结人民,贯彻政策,做好各种工作,困难很多。但有了各界人民代表会、农民代表会,事情就好办了。可以通过代表们去向广大群众宣传政策,同时还可以倾听代表们的意见,来丰富领导干部的知识和经验。
习仲勋特别重视对广大干部进行“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教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就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他说:“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号召党的干部要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把工作同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结合起来;搞好工作最适当的办法,也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任务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革命中的“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
在西北局和习仲勋的指导和督促下,西北各省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各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召开。比较成熟的市、县各界代表会议开始履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这种会议形式有效地把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在组织上确定了下来。1951 年年初,习仲勋向毛泽东报告了西北地区召开各级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全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实行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提供条件和奠定基础。
1949年9月底,西北全境解放,土改问题提到西北局的工作日程上。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既有陕甘宁边区老区的土改,又有解放后全西北的新区土改;既有汉族地区的土改,又有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示范性。习仲勋努力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领导土地改革,特别注意防“左”纠偏,使土改工作在健康的轨道上推进。
1949年冬,习仲勋接到中央关于征询土地改革时间的电报后,即对西北地区的土改作了初步筹划。他设想:1950年秋收以后,在陕西大部地区,甘肃、宁夏部分地区,青海个别地区进行土地改革。1952年春耕前全部完成陕甘宁三省、基本上完成青海省的土地改革工作。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广大西北新区的土改,西北局和习仲勋着重抓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教育干部掌握土改的总方针、总政策。1950年6月,中央提出的土改总路线、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与此前的土改政策比较有一个重要改变,就是要“中立富农”。
1950年7月10日至1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安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土地改革、财政经济以及民族工作等事项。习仲勋作了《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计划》的报告,提出了准备秋后实行土改地区的初步意见,以及土改中若干具体做法的考虑。他强调指出,必须进行深入的群众工作和充分的准备工作。
1950年7月，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和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人士。
前排左起：赵寿山、汪锋、马鸿宾、贾拓夫、喜饶嘉措、张治中、彭德怀、习仲勋
1950年7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安举行，彭德怀（右一）、习仲勋（右四）、张治中（右五）出席了会议
第二个问题是要按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政策和进行工作。
西北广大地区居住着十几个少数民族,其中有些民族是从事畜牧业的,在他们那里,土地问题有着与汉族农耕区根本不同的性质。根据这种情况,西北局决定,土改“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在汉族集中居住的农耕区进行,待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具备时,再在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农耕区进行;第二步,根据地方实际和贯彻民族政策情况,在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解决少数民族牧区的土地改革问题。
经过土改,满足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要求,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土改运动中收缴了大量地主的枪支弹药,彻底摧毁了封建政权及其武装力量,为安定局势创造了条件。
陕甘宁和大西北土地改革中形成的一些系统做法,为各解放区的土改提供了经验,起到了示范作用。
全国解放之际,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成为当务之急。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妥当解决了新疆问题、甘肃平凉西事件、阿木去乎事件等,特别是平息昂拉部落叛乱、争取项谦归向人民的经验,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毛泽东称赞习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新中国成立前夕,西北局召开关中新解放区地委书记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作《关中新区的工作方向》报告时指出:“剿匪是当务之急。剿匪要有重点地追剿股匪,普遍清剿散匪,收缴反动武装,两者结合进行。剿匪要讲究战术,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要严密侦察,充分准备,长途奔袭,包围聚歼,已击溃者,要追歼搜捕,务求消灭干净。”
1951年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领导在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即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习仲勋卓有成效地领导了西北地区的运动。
此间,随着朝鲜战争持续,军费相应增加,国家财政压力很大。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1951年11月下旬,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贯彻落实毛泽东的号召。习仲勋在闭幕会上作了《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的总结报告,提出六条措施:一是把注意力转到领导工业生产及经济事业上,管好现有企业;二是重点发展农业,增产粮食,发展畜牧业、林业生产;三是金融贸易工作必须紧紧地与生产结合,为生产服务;四是加强财政工作,保证公粮、税收任务的完成;五是调整机构,提高工作效能;六是厉行节约,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时,东北和华北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来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特别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老革命干部也出现了贪污腐化问题,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
1952年1月4日,西安市在革命公园举行宣判贪污罪犯大会,西北区、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军各单位工作人员以及群众7万余人参加,会上宣判了14名犯罪分子。
1月6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机关处长以上干部大会,习仲勋作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讲话,号召机关全体干部:“坚决地把侵蚀到我们肌体中的政治微生物来一次大清除、大洗涤,让阳光普晒一遍吧!”
1月20日,习仲勋再次召开西北区机关、陕西省和西安市三级负责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再推进一步》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下一步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月19日和2月2日按照中央有关指示,结合西北具体实际情况,先后制定了《严格处理贪污分子手续的有关规定》和《关于“三反”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处理规定(草案)》。中共中央对这两个文件予以肯定并转发全国,通知“各地均可采用”。
习仲勋和西北局对如何开发西北五省进行了一系列构想和探索,提出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改善交通状况,发展对外贸易,为大西北经济发展奠基。根据彭德怀、习仲勋的建议,毛泽东访问苏联时与苏联签署了建立两个合资公司的协定,合作开发新疆的石油和有色金属,这是新中国利用外资的最早尝试。
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全面工作,对如何建设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进行了一系列构想和探索。
随着西北各省的相继解放,党在西北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恢复和发展经济。习仲勋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经济建设领导骨干和专门人才,包括培养大量少数民族干部,成为一项最为紧迫的任务。经过习仲勋等西北党政领导和各级政府的努力,这项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培养了近万名少数民族干部。
大西北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宗教多元。搞好民族关系,团结民族宗教民主人士,做好统战工作,是稳定西北大局的一大法宝。习仲勋秉持《共同纲领》规定的原则,重视民族问题,与党外民主人士肝胆相照,合作共事,推动西北局的各项工作。
大西北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多元,如何开创大西北团结的社会局面,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习仲勋以其在战争年代积累的统战经验和对新形势的把握,慎重处理民族宗教关系,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积极吸纳有声望的民主宗教人士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为了搞好民族工作,习仲勋在主政西北期间,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他还曾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
1950年7月21日,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市人民政府大礼堂召开。彭德怀致辞后,习仲勋讲话,他特别指出:随着人民战争的胜利,西北各民族过去的相互仇杀的历史,已经转变为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历史。但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在民族工作上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他希望在这个会议上,用认真负责的精神来讨论各民族人民的重大问题,慎重稳步地推进各民族人民的建设事业。
7月28日,在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习仲勋进一步指出:各民族的人士来商讨各民族发展的大事,是解决各民族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团结是一切之本。为了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习仲勋与西北民族、宗教、民主人士真诚交往,合作共事,肝胆相照,留下了许多感人佳话。他与张治中、邓宝珊、十世班禅、喜饶嘉措、黄正清等,在民族宗教工作中,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8年9月，习仲勋与余心清、邓宝珊在敦煌莫高窟
1986年4月，习仲勋与班禅（右）、阿沛·阿旺晋美在一起
为了早日解放西藏,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邀请班禅到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协商。班禅一行去北京路过西安时,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习仲勋的迎接。习仲勋在为班禅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致辞说: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早已决心解放西藏,要援助藏族人民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让西藏人民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班禅听了习仲勋热情洋溢的话语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班禅的爱国热诚和坦率豪爽的性格,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班禅一行抵达北京后,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5月23日,签订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和平解放西藏协议。
习仲勋高度重视十世班禅返藏和欢送工作,把它看作贯彻和平解放西藏协议,促进西藏上层内部团结,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举措。1951年12月14日,习仲勋亲往塔尔寺拜访班禅。他对班禅说:“我此次来西宁,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欢送佛爷返回西藏的。”班禅连声致谢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们是回不了西藏的。”习仲勋与班禅进行了亲切交谈,并就返藏事宜再次征求意见,习仲勋希望班禅为建设新西藏作出重大贡献。
12月16日下午7时, 欢送班禅返藏的大会在青海省政府礼堂隆重举行。习仲勋代表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致欢送词说,班禅大师在西藏人民中的威信是很高的,此次返回西藏一定会受到西藏人民的热烈欢迎。班禅大师返回西藏说明,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西藏人民团结起来了。从此,我们祖国的各民族都亲密地团结起来了。班禅在致答词时发自肺腑地表达了感激之情。12月19日,班禅及其随行人员启程返回西藏,于1952年4月28日平安抵达拉萨。
1954年9月,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秘书长,班禅大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自那时起,习仲勋受中央的委托,一直负责同班禅大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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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习仲勋画传》编委会供稿,主编:阎启英,副主编:李玉泰、孙新阳、蔡东士、董俊山、李路,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双梅、王春明、王林育、王金彪、王永存、吕勇、江溶、孙新阳、李玉泰、李辉、李路、李朝鲜、李俊杰、肖冬连、辛拴明、沙波、启瑄、张占斌、吴向英、徐令义、陈宪宇、林进挺、杨元忠、贾巨川、钱彦琮、黄如军、崔伟、阎启英、梁振球、董俊山、董保生、彭新云、韩晓明、焦白、温宪元、蔡东士、彭顷)
（原载《中华儿女》杂志2015年第10期总第401期，如转载请注明微信ZHR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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