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思考 | 家庭是女性的监狱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设计和建造房屋，女人们居住在房子里，穿过这些建筑的墙，用无数的时间奔忙，打扫，做饭，对她们来说建筑可能是庇护所，但也有可能是监狱，而男人却不停地走来走去。

弗吉尼亚·伍尔夫1929年在著名的论文《一个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几百万年来，妇女一直坐在房间里，现在她们的创造力甚至渗透进了墙壁。” 他在时代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宣称通过经济独立性和拥有捍卫集中力的私人区域，使女性创造力中的全部东西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是：“女人必须有钱，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写自己的故事”。

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是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多产的艺术天才之一，在她漫长的职业生涯开始之初，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空间。

古根海姆美术馆门前的雕塑为布尔乔亚的作品

相反，她的自主创作空间受到时间的限制，开始于丈夫和三个儿子离开家去办公室或学校，在他们回家时结束。一个潜在的无限的心理空间无论如何都会降低生产能力，布尔乔亚当时想像的是把它们固定在纸上，这样等到她有了真正的工作室时制作出雕塑。

艺术家描绘了自己的象征性自画像，以此方式代表着无数类似条件下的女性从裸露的身体，腰部以上被困在一间小型房屋中。这是在1945年至1947年之间绘制的标题为Femme Maison系列。

作品简单而有力的表示出压迫和挫败感，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算是保护，女人从有限的视野中获得外界信息，而妻子和母亲的行动和注视都在此范围内。孤零零的家务活很残酷，家庭主妇无法看到世界其他地方，但其他人却可以看到她，她不知不觉地暴露在外，因此很脆弱。

鉴于全世界为遏制新冠疫情而反复实施的封锁行动，今天重新审视的图像似乎是对被困在家庭奴役中的妇女所遭受的深深孤立的指责，而在这种家庭中，虐待现象也加剧了。

就生活空间和性别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而言，布尔乔亚所创造的意向非常典型，各种艺术家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地受她影响。八十年代末，美国劳里·西蒙斯（Laurie Simmons）拍摄了一张名为“步行之家”的照片，照片中的女人甚至没有名字，被简化成高跟鞋上站着的性感双腿。身体的其余部分被装在带有花园的房子的模型中，象征着美国梦的杰出表现，根据父权制营销策略，理想的家庭主妇会自我宣传：即女人像一个三明治可以随身携带。

劳里·西蒙斯，《行尸走肉》，1989年。162.5x 116.8厘米。

莫妮卡·邦维奇尼（Monica Bonvicini）1997年在视频表演《奥斯弗劳·秋千》中创作的版本同样绝对没有歧义，画面中是一个裸体的年轻女子，反复敲打着她的头，将头顶塞在一个房屋模型中，靠在墙上。

20多年后，邦维奇尼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装置，于2019年在都灵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Officine Grandi Riparazioni办公大楼中安装，建筑由两层楼的房屋的木框组成，从展览空间的黑暗中出现的是某种零度的家庭建筑：潜在的房屋或其残骸像是一个家庭的幽灵，很自然地将那些不存在或不再存在的墙壁和地板投射到一系列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中，另外还有性别在内的各种附加条件，以及对人们对家庭空间的影响已有数百年的期望。

正如Walls Keep Shifting一样，这是干预措施的口号，在开诚布公的前提下，干预措施的作用类似于英国艺术家Rachel Whiteread的做法——在雕塑与建筑之间的边界上进行。

如果邦维奇尼通过将结构简化为空来清空体系，那么怀特里德会采取相反的措施。带房子这项在1990年代初声名鹊起的公共工程，为围墙内部的空间提供了形式上的牢固性，即人们活动和物体所处的“空隙”。

这位艺术家得知俯瞰东伦敦街道的露台房屋即将被毁，在获得了当局许可后，用液态混凝土填充房子，以便一旦拆除墙壁，内部可以呈现为实心块状，且印有窗框，檐口和壁炉，以及其他私人故事的痕迹，这些痕迹在公众的关注下立即成为集体，成为一种反纪念碑，尽管在建造后几个月就被拆除了，但却设法为家庭生活的大气空间带来了雕塑般的坚固感和尊严。

Letizia Cariello，我，卡特琳娜，Palazzo delle Papesse，锡耶纳，2001年.

在这部作品中，个人私密性和匿名故事是一个整体，与特蕾西·艾敏（Tracey Emin）1963年至1995年的自传体著作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类比，作品出现在与怀特里德（Whiteread）相同的场景和同一时期，这两位都是英国青年艺术家协会的成员。

露营帐篷是小屋的现代版本，是被艺术家覆盖的原始生活空间。凭借这部作品的标题寓意，艾敏通过“谈论”男人，通过宣布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们的名字，掀开女性气质的神秘面纱。帐篷小屋不再是女性的笼子，而是解放的地方，这种方法使人想起了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和米里亚姆·沙皮罗（Miriam Schapiro）等激进分子，后者在1972年通过创建“女人之家”推翻了父权制住房模式。

他们聚集了极少数的女权主义艺术家，将一所废弃好莱坞大宅的每个房间变成了一个装置。例如，“让鸡蛋变成乳房”，其中厨房装饰着无数小雕塑，覆盖了天花板和墙壁，又对护士的角色提出了明确批评，妇女应该由生物学定义并得到社会的认可。

在变革的关键时期，女人之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在解构性别陈规定型观念的过程中，国内领土如何发挥关键作用。从一个从属和顺从的地方，家庭取代社会变成了创造性解放的前哨，即使在今天，房子内部的陈设也会在局限性和可能性这两个维度之间波动。

双重锁定强调了各种禁闭措施，这些禁闭措施使许多妇女和男人陷入极大的心理不适，无法通过例如利用想象力和创造力来破坏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其他人已经能够在建筑内部构建空间，在房子的墙壁内构建精神空间。

“不是人们将我锁定，而是我将人们锁定了”，这就是莱蒂齐亚·卡里耶洛（Letizia Cariello）总结这种观点转变的方式，早在2011年，她就在Palazzo内部设计了一个装置，即艺术家自给自足的住房，艺术家通过这种住房将自己分配给了自我管理的命运，由十四世纪的圣徒通过家庭自我隔离来实现，将其转移到世俗的水平。

这个自由单元本身概括了所有地方，并在这些地方做出了故意的孤独选择，消除对外部适应的任何尝试，因此实现最大的内部自由。

不仅圣人和神秘主义者都采取了这种策略，而且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妇女也采取了这种策略。存在于我们内部的不可侵犯的空间，在我们居住的空间之前，有可能在主张我们的自治权之前对其进行设计。

编辑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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