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区，但和城市一样大

1970年，西班牙建筑师里卡多·波菲和他的工作室建造了一个名为太空中的城市 （La Ciudad en el Espacio）的巨大住宅区，它可以获得整个社区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城市。

项目“复杂且灵活”，体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思维，但以现实的方式开发合理的建筑系统，一个轻型预制系统允许综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发展。城市基于立方体积可以适应人口逐渐增长的趋势，可以通过“严格的几何定律”组合为模块，获得多样性的结果。

在几个较高的楼层插入街道、广场和拱廊，底层则由服务和停车位占据，综合体提供所有级别的混合功能，由一种集体合作社管理。

波菲将这个大型住宅综合体的开发项目设想为一个多功能社区，并受到当时社会现实愿景的启发。困难在于同时建立复杂而灵活的结构，能够快速吸收甚至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变化。

项目应用了波菲工作室团队开发的基于立方体积的组合模块化系统，所以不仅是相同的公寓楼彼此并列，无论是平面还是立面，体积的分布都基于严格的几何规律，寻求多样性，但避免任何结构自发生长。

太空中的城市代表了建筑工作室，未来的城市，为了达到预期的结果而提出的几何和体积配置的综合体。特别是在提出这一想法的社会背景下，工场开始涉足社区的住宅区，后来又涉足城市。完成特定数量、允许完全混合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各种用途的正式结构后，验证了产生具有创新美学的正式结构的真正可能性。

灵活性是关键因素，因为支撑结构与形式结构不一致，模糊和多余的区域是特别分析的对象。团队最初致力于立方晶格，因为构造方法基于三个正交轴；还寻求城市结构或邻里的扩散系统。方案原则上不是产生特定几何形式的并置，而是根据确定的几何规律在空间中有机地发展。

空间城市中的立方体模块的分组是使用一种专门研究的形式增长方法来实现的，以便每个单元与外部有最大的接触，避免遮挡使用人群的视线。此外，在不影响建筑成本的情况下，打造一个由真实街道、广场和拱廊组成的高架综合体。因此，随着密度的增加，区域会显得更加开放和蓬松，更加通风、体量细长。

太空之城保证了功能的混合；每层有50%的空间用于公共区域、流通和花园，足以容纳高架街道和广场、住宅露台，并通过高层走道保证区域之间的交流；一楼保留用于服务和停车。虽然密度比较高，但被垂直分布吸收了。

一年后，住房部将马德里莫拉塔拉兹附近的一些土地分配给了工作室，让波菲的乌托邦成为现实。

同时期诞生了很多类似的城市理论，1961年矶崎新的空中城市、1964年约娜·弗里德曼的太空城和1961年黑川纪章的螺旋城等，波菲工作室的设计使我们相信项目的完全可行性。

用同一个研讨会的话说：“这个大型住宅综合体的城市化项目努力形成一个多功能社区，其灵感来自对社会因素的愿景，非常符合时代的要求，困难在于建立既复杂又灵活的结构，能够快速吸收甚至促进日常现实的变化”。

太空之城并没有尝试吸收城市的形式上的任意性，而是建立一个难以察觉的潜在秩序，让这种自发性可以舒适地发展。结构矩阵将工业化生产的立方单元结合在一起，通过形成单元、核心和主体，产生其用户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提供的形式、物质和程序的多样性。因此得到了模仿历史名城的密度和复杂性的聚合形式。

项目没有取得成果，因为政治、官僚和经济环境，而不是技术环境不允许这个乌托邦存在。

对于里卡多·波菲建筑工作室来说，太空中的城市的想法代表了未来的城市。它综合了迄今为止提出的所有配置，它的关键词涉及：关于未来城市的笔记，可行的乌托邦，用作景观的城市，巨型-结构特征，聚合混合系统，项目机制，精确的直觉，形式知识，技术大胆，革命行动。

问题的核心是，只有在实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时，才认为城市发生了变化，这改变了空间中所有居民与其相关的方式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用H. Lefebvre的话说，空间只有在被改造时才存在，正是这些变化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意识到一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并且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当他们改变我们的空间时，我们才能感觉到这个地方属于我们，再重建与它的关系。

曼努埃尔·德尔加多（Manuel Delgado）在他对城市人类学的定义中描述了同样的概念，当他提到城市的真正本质时，人类或城市运动通过他们的权力关系不断改变他们居住的地方。

那么谁改变了城市？每一种人际关系每天都在改变着这座城市。城市可以在几分钟内发生变化，城市必须在时间上而不是在空间上建造，居民必须被赋予公民而不是客户的地位，必须修复居住在城市的人和经营城市的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信任的纽带，这样会使我们更容易在太空中建造城市。

我们必须反思那些极大地改变人类城市关系结构的大规模变化，当一个权力集团或政府决定在领土上进行大型工程，在空间上装饰城市，但不能保证对整个城市产生影响时，就会发生这种变化。

我们习惯于看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设施嵌入社区中间，但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居民围绕大型复杂结构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我们与社区合作为这些提供内容变化。也许这让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城市可以经历数千个相交的事件，这些事件有能力在人类城市规模和日常关系层面改变空间。

另一方面，权力集团或统治者产生的变化，突然改变了我们与领土的联系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在脑海中对这些地方建立的意义以及建立关系的动势。

城市的转变，远不是认为它们在地域、空间中，而是在人中，我们是及时赋予它们意义的人。变化的中心是预计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基础，因为我们是居住和改变环境动态的人，要么通过我们自己的关系，要么作为对这些强加基础设施的回应。

公共工作的效果本身就是拒绝或占用人们，它不是空间的美学，是对社区的及时占有。

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这些变化具有人类学的维度，市民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角，从他们的关系中赋予城市意义，理解这一点对于任何统治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