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双年展 | 因为过于正常而与双年展宇宙格格不入

威尼斯双年展于1895年首次举办，并立即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展览之一，双年展能够预见艺术的新趋势，同时以新的视角展示各个时期的作品和艺术家，至今仍保持着这一形象。无数大师应邀在国际艺术展上展示他们的作品，重要的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策划了主要展览和国家馆，由此诞生了一长串20世纪艺术史上的核心人物，他们促成和发展了“声音的多元化”，这是威尼斯双年展自成立以来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的双年展展览开始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争论，既是由于受邀的艺术家人数众多，也是由于后来人们说的“评论家的权力过度”，被视为强加了模式和风格。许多人认为，1960年双年展上非正式运动的兴起是由批评家决定的。

1964年波普艺术轰动的到来为双年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68年又充满了示威和混乱，因此1966年是威尼斯双年展最被忽视的一期，它回归了理性和严谨，是光学和动态艺术集合反而让它显得平平无奇，但这是一场同样引人入胜的双年展，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年标志着其流行辉煌的巅峰的西方文化：从街头文化到音乐，以及不可避免的艺术和设计。 

法国评论家Pierre Restany在1966年8月一篇报道中指出，第33届双年展向新发现的艺术趣味致敬，并强调了游戏（Homo Ludens）战胜了人类智慧（Homo Faber）的结果。

（Homo Ludens是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创作的社会学类著作，首次出版于1938年 ，也是第一部从文化学、文化史学视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游戏的专著，阐述游戏的性质、意义、定义、观念、功能以及与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

Homo Faber是指在柏格森主义中人类与智人相比在道德和物质事物上都参与了自我改造。）

Roy Lichtenstein在照片中，1966年8月

摄影师Ugo和Nini Mulas到威尼斯捕捉了这种创意爆炸如万花筒般的氛围。他们的摄影报道得到了雷斯塔尼的话语补充，他拥有当代所赋予的特权，这位法国评论家在吉奥·庞蒂执导的杂志上争辩道：在双年展上，“只有民间传说”。

“当意大利无意识地走向经济奇迹的尽头，忙于庆祝其前所未有的流行地位而没有意识到消费主义社会的重要性时，雷斯塔尼观察到艺术是如何“今天改变了它的方式，因为它开始进入其他范围。”

紧随其后的是，在波普艺术在威尼斯首次亮相两年后，对定义当前潮流的消费主义的批评变成了纯粹的消遣。

第33届威尼斯双年展，1966年8月

“在第二次文艺复兴初期，艺术似乎出现了空闲时间诗人的功能，同时也是游戏专业人士的功能，”雷斯塔尼写道，他在第33届双年展上发现了一种已经成为游戏的艺术，“它是一种高度精神的活动，是对精神和感官的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双年展标志着玩游戏的人对物体的绝对控制。”

有一种有趣的说法从广义上定义了6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风气——对漫画的痴迷，蝙蝠侠和芭芭拉，罗伊·利希滕斯坦的作品，以及充斥着当时喜剧的几十个华丽角色。甚至荷兰馆为新巴比伦项目之父康斯坦特（1956-1974）所做的回顾展也强调了，在游乐场和普罗沃斯的（反）文化中，游戏作为设计和建筑的共同基础的中心地位。

但最重要的是，文化和消费的大众化似乎比时代精神本身更创造了“艺术的娱乐功能，成为其他明显不同的实验研究的唯一共同点。人们眼前突然出现了来自各国的普世前卫：从拉丁美洲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再到巴黎、伦敦、纽约、洛杉矶或东京。”

双年展大奖之一的获得者Julio Le Parc，1966年8月

Ugo和Nini Mulas拍摄的照片完美地捕捉到了这位法国评论家所认定的俏皮精神。但1966年也是从东到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机地分布技术、社会和经济进步的象征性年份，并且能够以优雅的方式在现代主义异化和太空竞赛梦想之间来回转换。

其中包括Eugenio Carmi的SPCE，这是一种电子控制多环结构，年展电气系统的故障“注定要彻底阳痿”。 

第33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齐林斯基和卢西奥·丰塔纳的作品，1966年8月

这一决定“绝不能被视为一种反流行的姿态，也不能被视为对新几何的官方认可，而主要是对艺术领域实际情况的一种非常敏锐和现实的判断。”

但是最重要的是，那是草间弥生如今备受追捧的《水仙花园》首次亮相的那一年。这位日本艺术家并未受邀参加双年展，她在书亭的花园里放满了1500个银色塑料球，路人可以在其中无休止地镜像他们的形象。

Restany戏谑地调侃，在花园的另一边，人们可以看到用来包装球体的盒子，草间弥生以2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游客。“她做得很好，虽然双年展本身否决了它。”

第33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照片捕捉到了波普艺术的高峰，1966年8月

是消费社会艺术变异的征兆，还是日本艺术家适应意大利企业家精明的能力，更确切地说是开篇提到的Homo Ludens战胜人造物的断言，以及将艺术当做游戏的观念。

这是一种我们习惯性认为在艺术话语中与以往一样需要的方法，在这种话语中，愤怒始终会被中和，但同时对磨灭文化的恐惧有可能扼杀天才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