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参评项目 | 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

发掘单位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

黄  伟

项目概况

为加强现场发掘和保护工作，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成立了武隆关口西汉墓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队，成员涵盖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数字测绘、摄影摄像等20余人。为强化专业指导，还成立了20人的专家团队，涉及考古、科技、文保、简牍等领域，开展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咨询工作。

在工作开展过程中，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荆州文保中心、四川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多家科研单位进行了实验室考古、出土木牍识读与研究、出土漆木器修复保护、椁室及出土器物生物病害前期检测及病害防控保护研究、出土器物残留物分析等多领域的深入合作。

主要发现

一、墓葬概况

关口一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方向81°。建造方式为先挖竖穴墓圹，墓圹内置木椁，后于木椁顶部及四周包裹白膏泥。墓圹长6.50、宽4.25—4.30、距现地表深4.13—4.78米。由于墓内常年处于满水状态，且未被盗扰破坏，故椁室、木棺及随葬品均保存较好。

关口一号墓俯拍

关口一号墓位置示意图

木棺X射线扫描

椁室呈长方形，长5.07、宽2.72、深2.03米。整体由三层盖板、四壁围板及底板组成。其中四壁围板顶部外沿各加设两根未经修整且略高于围板的条状木板，用于承托第一、二层盖板。椁室内部则由横梁、纵梁各一及立柱若干组成，并将椁室分为头厢、边厢和棺室三部分，且均以榫卯结构镶嵌连接。头厢、边厢及棺室各部分以门相通，其中边厢与棺室之间另设两处窗棂相隔。头厢南部、边厢西部皆发现用以放置器物的隔板。棺室北壁、西壁、东侧立柱下方及窗棂均有彩绘。

边厢器物

木棺呈长方形盒状，长2.38、宽0.86—0.90、高0.8米，木棺四壁板以透榫相连接，壁板与盖板、底板之间则以暗榫连接。木棺现已完整套箱提取至现场文物保护实验室进行清理。棺盖表面有4道横向棺束，棺束宽约17厘米，均匀分布于棺盖表面。棺盖与棺体之间的缝隙使用夹纻工艺封缄，共使用宽约4厘米的条状纺织物7条，其中6条长0.96米，1条长0.62米。

盖板清理后

二、出土器物

目前椁室、木棺内共出土器物680余件，可分为实用器、模型明器两种，包括漆、木、竹、丝麻、铜、陶、玉、角质、朱砂九类。漆木器以耳杯、漆盘为多，另可见漆几、漆案、漆圆壶、漆扁壶、漆樽、漆卮、漆圆盒、漆耳杯盒、漆盂、漆奁、漆平盘、漆匕等；木器以木牍、木俑、木车、木马、木牛、木猪、木伞、木船、木璧、博局、木戈、木槊、木剑、木盾、木勺、木篦、木梳等为主；竹器可见竹筒、竹笥、竹弓、竹排箫、竹席等；丝麻制品见有编织履、香料包、棕绳等；铜器包括铜矛、铜鼎、铜壶、铜钫、铜洗、铜釜、铜鍪、铜鋗、铜釜甑、铜灯、铜熏炉、铜镜、铜钱币等；陶器见有陶罐、陶盆、陶釜甑等；玉器为木棺内出土的玉剑珌；角质器见有棺内出土的簪；另在椁室壁板及棺内出土的漆奁内见有大量朱砂。

关口一号墓出土漆耳杯

关口一号墓出土漆壶

关口一号墓出土漆盘

关口一号墓出土漆平盘

关口一号墓出土木船模型（未复原）

关口一号墓出土木璧

关口一号墓出土竹席

关口一号墓出土编织履

关口一号墓出土铜釜铜鍪

关口一号墓出土铜质水容器

植物遗存（部分）‍

头厢内最为重要的发现为木牍，可分为干支木牌和遣策两类。干支木牌共23枚，其中1枚书写“令日”二字，余22枚皆单字书写十天干及十二地支；遣策共8枚，其中1枚内容为告地书，墨书题记“二年二月己未朔丙戌 涪陵盧敢告地下主/御史昌案掾地下狱疎书/所£及从者一人/可續食与从事/敢告主”。4枚则主要记录了随葬品的名称、数量及尺寸等，其余3枚无字。

关口一号墓出土干支木牍

关口一号墓出土遣策

棺室内共出土遗物以模型明器为主，包括人物俑、动物俑、木船、木戈、木槊、木剑、木盾等。其中人物俑可分为立俑和坐俑。大型俑高约25厘米，小型俑高约8厘米，俑头和俑身大多以整木雕刻成型，手部及足部则以榫卯结构与俑身相连，面部轮廓以墨、漆勾勒，通过对遣策识读可知人物俑身份不仅有奴仆，还有墓主亲属等，在考古发现中尚属少见。

关口一号墓出土人物俑（部分）

关口一号墓出土骑马俑 

三、墓主情况

棺内骨骼、骨质整体保存较差，提取和保护难度极大。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明辉研究员鉴定，关口一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40岁以上，上限不超过60岁，初步判断身高在175厘米以上，肢骨极为粗壮，存在骨质增生和贫血的现象。推断墓主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身材匀称。

根据告地书的内容可知，墓主名昌，姓氏暂不可考，其官职为“御史”。《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时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制度。御史大夫属官有御史丞、御史中丞。其中，御史丞领御史三十员，御史中丞领侍御史员十五人。虽然御史大夫、御史丞、御史中丞有时候也简称御史，但从关口一号墓的规格看，其墓主官职当为御史或侍御史。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西汉御史“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也就是说御史是不受印章的。这与该墓不见印章的情况相一致。

学术价值与意义

（一）关口一号墓是极为少见的有明确纪年的西汉初期墓葬，是西南地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西汉木椁墓，是长江上游地区一次性出土漆木竹器最多的墓葬，也是重庆地区发现的罕见“清水墓”，是乌江流域秦汉考古的重大发现，填补了相关空白。

（二）关口一号墓有利于修正人们对巴蜀地区华夏化的传统认识。巴蜀地区华夏化进程应该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一是地域性的，二是阶层性或行政性的。通常认为，巴蜀地区西汉早期仍具有浓郁的巴蜀文化特征，至西汉中期时巴蜀文化才完全融入汉文化。乌江流域传统上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世居地，但关口一号墓展现了高度的汉化特征，又具有木船和铜釜、铜鍪等部分本地文化特色，对研究汉代“归葬”制度有重要价值，是探究巴蜀文明融入汉文明的生动案例。

（三）关口一号墓展现了汉文化确立过程中巴、蜀、楚、秦文化交汇融合的时代特征。一是墓葬中仍然出土了少量釜、鍪、釜甑等传统巴文化铜器；二是出土漆器烙印文字显示大多应来自于蜀地成都，反映了西汉初全国一统大市场的形成；三是墓葬中的物疏等是楚文化传统的遗留和发展；四是出土的漆扁壶、铜蒜头壶等具有秦文化传统因素。

（四）关口一号墓是西汉初期墓葬断代的重要参照标志，“二年二月己未朔丙戌”有公元前186年、公元前155年，结合墓内随葬的植物种子碳十四测年以及随葬器物形制特征等判断，当以公元前186年为宜。这个精确年代对研究秦、汉转换时期的墓仪、随葬品形态与组合有重要参照价值。

（五）关口一号墓是西汉初期等级制度确立的见证。该墓尺寸大小、棺内头厢和边厢数量均体现了典型的西汉中型墓葬的特征，其官秩六百石而不授印也与规制相合。墓中出土漆扁壶、漆圆壶、铜釜、铜钫、铜灯等均为两套。出土舆车及手持剑、戈、盾等兵器的护卫俑与散落至边厢的骑马俑等形成一整套墓主出行仪仗。西汉的丧葬制度在惠帝和吕后时期得到了完善，关口一号墓严格执行了这样一套制度。

（六）关口一号墓简牍具有重要价值。该墓出土简牍是秦篆向汉隶转变的重要文字资料。遣策中关于随葬品的记录可与出土进行对比，对考证西汉初的名物有重要价值。另外此前发现的告地书大多在西汉中晚期，此次告地书的出土对于开展告地书发展演变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出土遣策中关于木俑身份的记载有利于推动西汉出土人俑问题的研究。简牍中关于“涪陵”的记载，则进一步明确了涪陵设县的历史。

（七）椁室板画目前可辨题材包括云气纹、云虚纹等，由红、黑、白彩绘制，线条飞旋流动、轻盈飘逸，对认识西汉初期丧葬观念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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