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天任

1月16日下午，在日本战败后仍然于菲律宾丛林中坚持了三十年的游击战，直到1974年3月9日才投降的原日本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在东京都的一家医院里因肺炎而去世，享年91岁。

震惊世界的“小野田宽郎投降事件”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在这四十年里，小野田一直因为各种理由而在日本社会受到注视。对于左翼人士来说，他是一块“顽固的军国主义化石”；而对于右翼来说他则是一个他们所需要的英雄象征，甚至“军神”。他逝世之后，在youtube有关的视频上立即出现了大量的歌颂或者怀念的留言。

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有一点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除了最后的陆海军无条件投降之外，日军在战时没有发生过排以上的集体逃亡和集体投降事件，这在参战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有了“日本兵勇敢不怕死”的说法，而小野田这件事似乎正好成为了一个佐证。

除了小野田宽郎之外，日本兵“勇敢不怕死”似乎还能找得出其他例证，例如滇西缅北战役中的松山战役和腾冲战役中，日本守军几乎都战到了最后一个人而全军覆灭。

笔者阅读过不少日本军人回忆录，感觉这似乎不是一个什么勇敢不勇敢的问题，而是当时摆在日本兵面前的选择就只有“战死”这么一种。

实际上最能说明小野田为什么会在丛林里坚持三十年的理由应该是他在2005年回答作家井户十月的“给你再活一次的机会有何打算”这个问题的回答。

他是这样回答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不少人在想到‘再活一次’这个问题时总是雄心勃勃地想干这个想干那个，实际上什么都干不了，再活一次也是被社会的浪潮卷着走。”

实际上这才真正描述了小野田的一生：仅仅是被社会的浪潮卷着走罢了。

对于被尊为“军神”的小野田来说，命运是很有讽刺意义的。他们家曾是武士，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有身份”的人家。但他父亲是老二，虽然无法继承家产，但还是成为了一名县议会会员；他母亲是一名小学老师，是当时日本很少的工作知识妇女，所以小野田兄弟四人中除他之外的三人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分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陆军士官学校、陆军经理学校等名牌院校。而小野田则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因为他一直和他父亲发生冲突，所以就干脆离开家庭远走高飞。1939年，十七岁的小野田在旧制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毕业之后，他没有继续升学，而是在汉口的田岛洋行找了一份工作。

当时正是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之后，有着日本军队的军靴和刺刀作为后盾的在华日本商社想不挣钱都困难，不到二十岁的小野田居然每月的工资有二百日元，要知道那时陆军大将的工资也就是五百日元，作为一个商社的小职员小野田在汉口过着很奢侈的生活，开着福特小汽车，爱好居然是摄影和业余无线电通讯。

但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1942年，年满二十岁的小野田依法要被应征入伍，他被编入原籍的和歌山第61联队留守部队接受训练。这时他通过了干部候补生的考试，被久留米第一陆军预备士官学校录取，半年后接到前往陆军中野学校二俣分校报道的命令。

这个二俣分校和本校的中野学校有点不一样。虽然都是培养特工，中野学校主要是培养宣传和情报方面的特工，而二俣分校培养的就专门是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工，之所以把小野田从预备士官学校调到中野二俣分校是因为小野田的档案上记载他有四项技能：会英文和中文这两国外语，会驾驶汽车，会摄影，还拥有业余无线通讯执照。这四项特长的第一项是在从事国际贸易的商社就职所必需的，而后面三项则纯粹是高收入所带来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业余爱好。当时日本是军国主义社会，警察保存着每一个人的档案，里面记载着这个人的一切有关的信息，而小野田的这四个特长都是进行特工活动所必需的。

这样在1944年12月，接受完训练被任官为少尉的小野田宽郎被分配到菲律宾的第41军情报部，配属于第8师团，12月30日，小野田带着三千日元的活动经费和可以使用几年的武器弹药去了在马尼拉以南大概160公里，东西长27公里，南北宽10公里的卢邦岛。

在整个战争就要结束的时候，小野田的战争却才刚刚开始。

那时候，麦克阿瑟已经在莱特岛成功登陆两个月了，美军为了攻占菲律宾最大的吕宋岛而进行的民都洛岛战役也已经开始，日本即将全面失败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而且小野田所在的中野学校对他们没有隐瞒任何事实，因为他们是被作为“残置谍者”派到菲律宾去的，之所以去卢邦岛是因为战前美军有过在那个岛上修建空军基地和雷达基地的计划，日本人估计美国人还会继续进行那个计划。小野田的负责人，被远东军事法庭马尼拉法庭判处死刑后来又莫名其妙没有执行的第八师团长横山静雄中将对他们的训示是这样的：“你们绝对不能玉碎，要坚持三年五年，我们肯定会回来。保留兵力，啃椰子也要坚持下去，再重复一次，绝不可玉碎”。

横山师团长只注意了叮嘱小野田们不要随便自杀，但忘记了叮嘱他们投降，这是因为横山静雄中将自己也没有想到仅仅八个月之后天皇就决定无条件投降了，而下达投降令的时候菲律宾的日军已经被美军打得溃不成军，卢邦岛的二百余名日军中只剩下了四十几个人，化为三个人一组分别活动。

知道日本战败的消息之后，其他日本兵都向美军投降了，而小野田组则没有投降，小野田们不投降的理由也很古怪：别人投降是因为从来没想过日本会战败，而小野田不投降则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日本要战败。

在小野田去菲律宾赴任的时候，军部甚至连美军将在日本本土登陆，战斗将在日本本土进行的预测都告诉了他们，军部也没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所以对于小野田来说战败不意外，都是想定之中的，他到这里来就是因为会战败，所以，就是因为日本即将战败，现在他们才要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了！

“残置谍者”的任务基本上是这样的：既要保存自己等待大部队反击回来，又要时常出击以显示自己的存在，牵制敌军军力。小野田带着自己游击组里的两个部下和半道上拾来的另一名掉队日本兵就开始了打游击。后来那个掉队日本兵再一次掉队了，在1950年被美军俘虏了之后大家才知道卢邦岛上还有小野田宽郎等三名日本兵的存在，而这几个人本来是在1945年日本战败当时就已经作为战死处理了的。但当时菲律宾的形势不太稳定，日本政府也没有心思去管这件事。

正好这时候朝鲜战争开始了，驻菲律宾的美军的调动非常频繁。看到美军飞机和军舰的活动，小野田想起了师团长“三年到五年”的训示，觉得大部队要打回来了，于是就开始主动出击攻击当地的警察以及美军基地，这样在1954年又丧失了一名部下。

此时日本政府就派了人去找他们，但小野田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来人，他们认为日本已经被美军占领，现在的日本政府只是美军的傀儡，而真正的日本政府还在满洲坚持，美军在进行的战争行动就是证明。

多方搜查未果，于是在1959年，日本政府再次判定小野田少尉已经死亡，于是小野田又进了靖国神社。因为小野田已经成了名人，这次的葬礼还挺隆重的，留下了视频资料。

但实际上小野田仍然没有死，他还在继续抵抗，还把缴获来的收音机改造成了无线通讯设备，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和“真正的日本政府联系”。他们通过缴获的收音机了解外界的信息，他们知道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也知道日本的经济发展的不错，在从前来讨伐的菲律宾军方有意留下来的画报上，他们都看到了皇太子结婚的彩色照片，甚至他们还收听赛马节目，没事自己赌马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东京是“傀儡政权”这个信念一直没有变，因为越战而再次开始频繁调动的美军再次给了他们信心。直到1972年10月最后一名部下小塚金七被菲律宾讨伐队击毙事件才发生了变化。

我们完全可以把小野田的抵抗看做是一种“敬业”行为。因为给他的指示就是在这个岛上坚持等待日本反击军的到来，但是其实小野田自己也承认那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不能投降，首先东条英机制定的“战阵训”里讲的清清楚楚：“决不能生受虏囚之耻，宁死不留罪祸污名”，投降了会给家族留下无法洗刷的污点，构成日本文化中心的“耻文化”使得一个日本人无法选择让家人蒙羞。再者，小野田也知道他即使投降，也会被作为战争罪犯受到审判，能不能活下来不知道，唯一的解脱就只能是自杀，可是求生的欲望使得他不想去选择自杀。

实际上当时在各地战场上都有这种情况，面对着强大的敌人而还没有后方支援的日本兵除了继续抵抗之外实际上是没有其他选择的，反正都是一个死，还是选择一个让家人不为难的死法吧：要不然被敌人打死，要不然自杀。

小野田当然没有从一开始就准备自杀，师团长给他们的训示就是不准自杀。但小塚死了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已经五十岁的小野田知道他的时间是有限的，随着年纪的增大、体力体能在不断在衰退，他一个人已经无法面对不能搭天蓬防雨、不能接连两天在同一地方过夜的游击生活。他已经决定如果抵抗到六十岁，如果日本反击部队再不来的话就向美军的雷达基地发动玉碎冲锋来自杀。

而在小塚金七被击毙之后，日本政府也加大了搜索的力度，小野田的父亲和哥哥都到了卢邦岛喊话，而实际上小野田也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但多疑的小野田还是没有出面。

后来一个叫铃木纪夫的日本青年冒险家独自一人到了岛上，带着帐篷在密林里宿营，企图接近小野田。一天晚上，小野田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如果要他投降一定要通过原有的命令系统向他发出解除任务的命令，这样才是军队的做法。

这样，外界才找到当时向小野田发出命令的第十四军参谋部别班班长谷口义美少佐，发出了撤销以早就被美军绞死了的代号“尚武集团”的第14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名义下达给小野田所属的“尚武集团参谋部别班”的作战命令，小野田这才正式向美军以及菲律宾军投降。

（1974年3月9日，小野田宽郎投降时的情景。资料图。）

但是被菲律宾当局赦免之后，小野田少尉发现他已经无法融入这个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日本社会了。

回到日本之后就有记者问他是否有向菲律宾人谢罪的想法，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很荒唐的：是日本政府派他去的菲律宾，又不是他自己要去的，现在日本政府并没有向他谢罪，怎么反而有人向他问出了要不要向菲律宾谢罪的问题了呢？实际上，他觉得日本政府欺骗了他，还拒绝了日本政府发给他的100万日元的慰问金。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在日本出现了一个“向小野田捐款慰问”的运动，但是小野田把收到的这些捐款全部捐给了靖国神社。

当时虽然还没有发生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合祀事件，但在主流传媒和知识阶层看来靖国神社就是一种军国主义的象征，因此回来的小野田宽郎就成了“归来的军国主义亡灵”。实际上也不一定就能这么说，对于小野田来说，那可是光他自己就进去了两次的地方。再加上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相会于靖国神社”，因此他就是认为他的战友们全在靖国神社，而对于一个战士来说，战友的分量是非常重的。何况，他认为自己还能劳动挣一份工资，为什么要拿别人的捐助呢？

对于小野田来说，回国之后第一件让他毁三观的事情，就是他一下飞机就立即被强迫安排住进医院里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身体检查和观察。这种在战后变得理所当然的人文关怀在从军国少年成长起来的小野田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当时他最着急想去干的是去为他的战友扫墓。

这样再三发生的文化冲突使他觉得在祖国日本无法继续生存了，可能他的身体也更加习惯了荒野的生活，都市的噪音使得在丛林生活中随时随地处于恐怖状态中的他像个惊弓之鸟，于是在回国半年之后就去投奔已经移民巴西的二哥，到那儿去开垦牧场。

移民巴西十年之后，他慢慢习惯了战后的文明。那时开始小野田才开始回日本。1980年川崎市发生了一起预备校学生用金属棒球棒杀死了自己的父母的恶性案件，小野田认为这是战后才有的“考试战争”的产物，觉得还是应该回归战前的价值观，这样就回国办了一个名为“小野田自然塾”的传授野外生存技巧的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经常让人怀疑其目的——小野田确实参加了不少右翼组织的活动，其中最多的是有关靖国神社的活动。但他的理由也很有说服力：“如果我真的死了不就在里面吗？”，这个理由也不是不能理解：如果谁都不去靖国神社看一看，那他在里面也实在太孤单了点。

三十年的丛林生活，已经确实把小野田固化成了一块军国主义时代的化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不是小野田自己能够选择的——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应该是一个商人，不应该在丛林中当三十年野人。他甚至都拒绝了接受天皇的接见，理由是他坚持不投降是没有接受天皇的命令，所以无脸见天皇。而真正的理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为真的信奉“绝对天皇论”的人，是不可能拒绝天皇的。

实际上从小野田晚年笑呵呵地回忆在中野学校的生活，就可以推知到他不是绝对天皇主义者。小野田对人说中野学校实际上并不强调意识形态，因为是为了培养特工，所以需要让他们知道各种各样的知识，就连“天皇机关论”甚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当时属于大逆不道的学说在中野学校里也是可以讨论的。

他在军国主义时代被裹挟而走，被时代所改造，又被时代隔绝成化石，最终还不得不活着面对时代的又一次改变。小野田之所以成为了那些右翼口中的所谓“军神”，只是个人面对时代的无奈。真让他再来一次，还真不见得他一定会那么遵守《战阵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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