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土地曾尝试过建立世俗民主化政权，但很少能取得成功。西方媒体热衷的“天鹅绒革命”没有出现，取代的却是更频繁、更残酷的暴力，革命并没有带来民主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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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序国家中的困兽》

文/马立明

儿童举起一个被割下来的政府军士兵的人头，照片被他父亲放到社交网站上；至少500雅兹迪人被杀害；数百名女性沦为性奴；连叙利亚的极端分子都为之胆颤……这就是伊拉克极端组织ISIS，突兀地出现在21世纪的新月沃土上。

尽管遭到了美国无人机的轰炸，但显然ISIS势力依然强大。其武装分子甚至在视频上称，“要血洗西雅图”“要在白宫升起旗帜”。

本·拉登之后，又一个恐怖制造者在迅速膨胀。

（一）

“巴格达迪领导着一个名称诡异的恐怖组织，仿佛从天而降席卷了伊拉克西北部辽阔的领土，速度堪比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征服风暴。”媒体这样描述着巴格达迪掌控的ISIS组织。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原名阿瓦徳·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赖。据报道，他出生于1971年，有伊斯兰学博士学位，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曾是一位学者。后来，他跟随着“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领袖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在后者遇刺后接过了领导权，并沿用了巴格达迪这一名字。他擅长伪装，经常带着面具。在本·拉登曾经号召追随者们忠于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但却对阿布·贝尔·巴格达迪心存异议。据英国《每日邮报》披露，拉登在死前曾授意基地切断与“新兴恐怖组织”的联系，并认为后者会“损害基地组织的名誉”——当然，基地组织能有什么名誉，但与使用氯气化学武器、轰炸寺庙的ISIS相比，基地已经算“仁慈”的了。

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胜利阵线”联合，是ISIS武装壮大之路上的重要拐点。这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最为强悍的一支力量，曾在叙利亚内战中声名鹊起。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伊拉克地区的恐怖主义走向国际化，中东各国的极端势力逐渐开始聚合起来。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争夺战中，800多名ISIS武装分子击溃了3万政府军，并夺取了城市的控制权。

直到现在，仍有大批“圣战者”正在从各国投靠ISIS组织，不少人来自西方国家。而BBC有报道称，一位来自印尼的ISIS成员正通过视频招募印尼“圣战者”。同时，不排除极端主义者在中东以外的国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

巴格达迪通过互联网与社交网络，已铺就了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网络。但ISIS绝不是真正的“伊斯兰国”，而是最凶狠、最残暴的恐怖组织。

（二）

历史陷入死循环。

11年前，乔治·布什的一场反恐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2006年12月，这个暴君被绞死。西方媒体对此评价道：“一个新的太阳在伊拉克升起。”

但是，11年来，恐怖主义的幽灵从未离开。事实上，在萨达姆政权崩溃后，伊拉克依然失序。恐怖袭击是伊拉克居民最大的梦魇。一位平民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伊拉克人而言，如果一个月只发生一起死亡10人以上的恐怖袭击，那这就是平静的一个月”。萨达姆的时候，人们生活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阴影下，敌人是谁清晰可见；但如今的伊拉克，敌人无处不在，“好像夜晚等待楼板上落下的第二只鞋子，这种恐怖不可预知”。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失败治理，无疑是恐怖主义滋生的原因之一。

从国家治理层面，很难说症结在哪里。当一套严酷的国家机器突然崩溃之时，常年被压制的各派力量反弹之大、来势之猛让临时政府猝不及防。推翻旧世界容易，建设新世界则太过困难。美国重建与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以及随后设立的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均未提供有效的法律和行政管理，这个长期受到高度禁锢的社会突然陷入了一片“混沌的初始状态”。

各种社会政治角色面临着重建和重构的任务，确立自身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方式就是暴力，各派力量开始重新组合和竞相斗争。在萨达姆时期受到专权压制的民众力量和教派冲突也一下子爆发出来。在重建的过程中，马利基政府被证明是一个低效、无能的政府，无法完成建立当代民主政治的使命，同时也对地方自治势力无可奈何。对待库尔德人及伊斯兰委员会的问题上，马利基一再让步。甚至连巴格达水电短缺问题，政府整整5年都没法解决。市民们在50度的高温下煎熬，不得不通过“偷电”开启空调、冰箱。对此马利基的表态是，该问题未来数年都不会得到解决，市民应该学会“省电”。

美国呢？能否向伊拉克植入现代秩序，就像曾对日本所做的那样？实际上，美国在伊拉克则陷入了一种困境，那就是“反叛乱”。同样是军事行动，反叛乱要比推翻一个具体的政权困难得多。为何美国的反叛乱斗争难以奏效？因为反抗理论的第一原则就是“人民”。在低烈度战争中，人民就是袭击的主体，只有赢得伊拉克人民的信任才能取得成果，美国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

由此可见，美军试图以植入方式为伊拉克灌输民主，在目前状况下完全无法实施。伊拉克不认可美国的民主建设者地位，各派力量之间相互倾轧，马利基政府都无法驾驭，更何况美国人了。在战后建设中，美国人根本找不到抓手，有力使不上；同时，在“反叛乱”的斗争中，不停地损兵折将，在国内遭受着巨大压力。这令人想到了著名历史学家A·J·P·泰勒的那句评论：“历史到了转折点，却转不过弯。”

更重要的是，伊拉克大多数青年人都处于失业状态。有数据称这个比例高达30%，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过了50%。在2011年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巴格达就爆发过民众抗议高失业率的示威，一位年轻人对着镜头说：“伊拉克政府年度预算超过800亿美元，我一天的预算连5美元都不到。”另一位年轻人则大喊：“我要冰箱！”谁知道他们会往哪里去。

值得留意的是，在被占领的摩苏尔等城市，ISIS受到了当地一些民众的拥护。与民主等口号相比，也许伊拉克人更渴望“秩序”的建立。就像狼群横行的丛林里来了一头狮子，ISIS虽然残暴，但带来了“秩序”。

（三）

ISIS的案例似乎说明：中东土壤不适合建立民主政治。塞缪尔·亨廷顿就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将发生激烈的冲突，9·11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向中东输出民主，恐怕难度极高。

中东土地曾尝试过建立世俗民主化政权，但很少能取得成功。哪怕是2011年被西方媒体点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西方媒体热衷的“天鹅绒革命”没有出现，取代的却是更频繁、更残酷的暴力，比如埃及和叙利亚。革命并没有带来民主的降临，相反，族群间的争端、极端宗教主义的兴起，都让中东多个国家陷入混乱之中。混战的结局是，要么是卡扎菲此类的政治强人必将上台，重新走向军人统治，要么是走向伊斯兰复兴主义，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如今历史的发展，令人想起了伊朗1979年革命。当时伊朗民众推翻了美国支持的世俗主义的巴列维王朝，宗教领袖霍梅尼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回到德黑兰，受到了百万伊朗民众的热烈拥戴。伊朗民众一夜之间全部披上了黑纱，在“神圣伊斯兰”的号召之下，终结了他们不情愿的世俗主义道路。此事说明，伊斯兰复兴主义对于中东民众的魅力远远超过了西方民主。当时如此，现在依然。数据不会骗人，在近两年的中东各国大选中，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的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政党都获得了大量选票。

这就像那句老话：“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西方式民主无疑是一双漂亮的“鞋子”，但至少目前，中东国家的“脚”，并不适合这双“鞋”。民主的发生需要一系列客观条件，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在中东的社会土壤中似乎并不具备——经济落后；文化水平偏低；强调君权、男权、父权、夫权；对西方的仇视心理……

如果是开明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政党上台，那也算是人民之幸。但最怕的就是，在一系列动乱之中，美国的揠苗助长可能带来一系列副作用。糅合了对外界的敌意、对失序社会的不满、对前任独裁者的仇恨以及恐怖大亨的极端理念，伊拉克的民族情绪已经表现得非常偏激。历史表明，失败国家中埋藏着巨大的暴力倾向，从残破的躯体中会孕育出法西斯化的巨兽。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形容第三帝国的话在ISIS身上适用：“整个国家机器强制人们去做一些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没有一个国家行为根据通常标准来讲不是犯罪。”

历史总要经过千辛万苦才能迈出一步。有时候，它会退回原点……但谁知道，这一步什么时候能迈出呢？

（注：本文发表时有删节；刊发此文仅为传递信息，不代表《大家》认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关于作者

马立明，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政治学博士，奇葩，夜里不睡，逼格无限大。南方血脉，于广东某报及某电视台担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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