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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志在昆仑河
by 李长声

题记：陈舜臣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解释给日本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发源黄河的昆仑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

陈舜臣是东汉陈寔的后裔；陈寔，就是把窃贼叫作梁上君子的那位。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虽然日本生，日本长，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萃的日本小说家。或许这足以教那些老大不小才渡来日本，却拼命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的中国人脸红。

呱呱堕地陈舜臣是日本人，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又变回中国人。读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辽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年才打破)，只好走别的路。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写历史小说《大江不流——小说日清战争》也是要探究这个问题。1990年陈舜臣加入日本国籍。关于台湾，他写道：“也听到有人说还是日本统治时代好些，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统治云云，怎么说也是被外国控制。这种屈辱，朝鲜人也是有同样感觉罢。”

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四地(日本、韩国、大陆、台湾)，而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是推理小说。那是1961年。帮父亲经商十多年，用汉文写商业尺牍，但安能久事这种笔砚间乎，于是写小说。任何小说都含有推理要素，从日本小说史来看，今后受欢迎的，非推理小说莫属，这么一想便创作了推理小说《枯草根》。上大学时英语教材是柯南·道尔，几乎耽读了福尔摩斯的全部探案，这应该是他与推理的宿缘。

写《枯草根》那年三十六岁(生于1924年)。当初曾想用笔名，叫“计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放弃学者梦，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经历这样一件事：和几位朋友聚议开书店，其中二人不幸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夭夭。1963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架傲骨。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仍信奉作家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决不媚俗，决不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摩登女郎。

陈舜臣以推理小说成名，连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三大奖，但实际上，不仅其推理小说取材于历史，如《枯草根》就是以19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兴衰为背景，而且出道不久就接受讲谈社编辑的建议转向写中国历史小说，1967年出版长篇巨著《鸦片战争》。名为舜臣，大概也别具魅力，写中国的历史令人望而生“信”。

他调查史迹，搜集资料，从不假手于人。他知道同为历史小说家的井上靖所用史料出自何处，更知道用别的史料来写会更好。接着写《太平天国》《大江不流——小说日清战争》，而《桃花流水》《山河在》写的是中日现代史，再后来写《十八史略》等，从时序来看好像倒着来，其实写近代以前也是为考察历史如何走到近代这一步。日本小说家写中国故事大都盯住唐代以前，例如三国，恐怕也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处于原始状态，笔下只好把历史的久远上接到中国。陈舜臣的文学功绩更在于写中国近现代史。

（江户川乱步奖历年获奖者合影，右三为陈舜臣先生）

《大江不流——小说日清战争》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近代史。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名为“大江不流”，他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中国人把对于时局的焦躁表现为‘山睡江不流’，我要铭记这句话写下去。”典故出自谭嗣同的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这表明他要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打败，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氛，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

“日清战争”，我们叫甲午战争，“小说”二字就好像我们把报告缀以文学，偏重的却是纪实，小说里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虽有所加工渲染，但基本上不予褒贬。诚如他自己的感觉，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以致小说有一点被史料拉着跑。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深重，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的推理和虚构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两种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作“司马史观”，他死后更被人张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日本还没人归纳，或许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说：“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产生他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教人惊奇。”

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旧两唐书都没有立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可释怀。

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004年终于出版了Omar Khayyám的《鲁拜集》。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小说家陈舜臣也写旧体诗。日本人一般是喜爱杜甫，有一种读“私小说”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种夸张的表现，动不动白发三千丈，但陈舜臣自称是李白派。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解释给日本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发源黄河的昆仑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

陈寔的儿子们非常贤德，有“难兄难弟”之誉，更难得的是这种贤德遗传到陈舜臣，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

他让日本人真正了解中国历史
by 姜建强

题记：历史一般都被定义为时间的老人，但这位时间老人在陈舜臣的笔下并不总是表现为远久时代的古色古香，铜锈铁錆。这就需要有一种历史哲学来关照。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看来他是谙熟其韵。

以描写中日两国历史为一生己任，并为此积极寻求双向间互信互认的著名华裔作家陈舜臣先生，以90高龄在日本病逝。陈先生著作等身且影响力巨大，无论从哪个角度无论用怎样的文字评价他的笔墨生涯，恐怕都不为过。

他表征了一个时代，一个用笔墨开启中日两国认知的时代。而这个时代，随着他的病逝而告终焉。并不是说这个认知的必要性已经终焉，并不是说这个认知的过程已经完结，而是再无后人能用陈先生的这支巨笔，出色地接续这个话题了。正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能让日本人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只有陈舜臣。”这是最为惋惜也是最令人伤感的地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这句话送给骨髓里都流淌着中国历史血脉的陈先生，我认为是最为适合的了。

纪念与哀思，最为要紧的是纪念什么，哀思什么？是罗列他的作品？是陈述他的生平？或者是找一部小说，评说他如何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如何为中国历史验明正身？在我看来这不是最好的纪念与哀思。我认为最好的纪念与哀思，就是要找到他写了一辈子的文字中，究竟想诉诸什么想表示什么？那么，透过陈先生的文字，我们究竟发现了什么呢？当然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发现会不一样。对我而言，我在他的文字里发现了最为用心最为自觉的一个字：思。一个文人的思。

绝不接受思考的潜规则，绝不接受思想的原文本。这是陈先生笔墨生涯的最大亮点。如果说笛卡尔的历史不可信论来自于怀疑，那么陈先生的历史小说创作论则来自于思考。我思故我在，绝不人云亦云。陈先生将自己比喻为竹子，并引用郑板桥的话说，因为不开花，所以没有蜜蜂或蝴蝶前来烦扰，这是竹子的优点。

十多年前东亚盛行“儒教圈繁荣”论，亚洲“四小龙”成了热门话题。真的是儒教这一文化因素是导致繁荣的唯一原因吗？陈先生对此有自己的思考。他在《儒教三千年》（朝日出版社）中认为，繁荣不可忽视殖民因素。殖民带来的异质文化的强行闯入，经过多年便会盘踞于此。虽然原住民拥有本地文化，但同时也不得不接受另一种文化。正是二种文化的碰撞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因此虽然儒家所重视的“礼”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形式主义又成了近代化的大敌。不可否认，这就是有新意的思考了。要知道切入殖民因素，说它还能发挥正能量，如果在极权体制下能有几个文人能有这样的思考这样的直言？

再如，关于“以德报怨”这个说法，陈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二战结束后，蒋介石对日本曾用过这个词。《论语·宪问》中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当时对“以德报怨”的解释为：对于对方恶意的行为，反过来回报以善意。有人曾问孔子，这样做怎么样（自然是希望得到肯定的答复）？然而孔子回答道：“那又用什么来回报恩德呢？难道不是应该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吗？”对此，陈先生认为，战争结束时，如果中国真如孔子所言用“直”对待日本，那么情况一定有不同。当时许多人认为蒋介石的这句话反映了儒教思想。但实际上，儒教本家孔子并不赞成“以德报怨”，他的回答是对提问者的一种告诫而已。

关于何谓历史的“真”这个问题，陈先生也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上野公园里的西乡隆盛肖像，只可说十分酷似本人，但绝对无人敢断言一模一样。史实，如果有人认为那就是当年真实历史的留传记录，无疑是很危险的。为此他举例中国历史说：“史书中对短命的秦王朝和隋王朝基本都没有流芳千古的赞美描述。根据史书记载，无论是秦始皇还是隋炀帝，均被描写为极恶无道之人。但我却认为不应该这样一概而论。” 隋炀帝一到夜晚有时会突然惊恐万状地大叫“有贼”，这应该是深夜恐惧症吧。

如果单单拿出这件逸事渲染一番的话，人们也许只能认为隋炀帝是个十分没出息的胆小鬼。但是隋炀帝的另一面，即作为王者应有的豪放一面则很有可能被故意抹煞了。日本的北一辉（日本思想家，崇尚暴力）也可谓同病相怜。据说，在深夜如果夫人不牵着他的手，他甚至连厕所都去不了。然而，他的“魔头”一面却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将他魔头的行为或论述抹煞，只留下深夜恐惧症的描述，那么北一辉将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如果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明君是谁？恐怕很多人都会举手指定唐太宗或汉武帝。但陈先生有自己的视野。他认为唐有资格冠以“大”这个形容词，宋也同样有资格。只是理由不一样而已。这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一手打造了大宋的赵匡胤的人格魅力。尽管有个人喜好，“但如果让我举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明君，我不会说汉武帝或是唐太宗，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举出宋太祖。

写《甲午战争》历史小说，其最大看点在于他亮出了这样一个历史观：中日之间不幸的历史原点，就在于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日本打败。诗性的表现就是“大江不流”。后来他在随笔里提及这件事，说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闭塞感。

在陈舜臣的笔下，历史并非总是剑拔弩张，腥风血雨。有时又表现为一种情感，一种心绪。他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正如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诗句所言，苏州寒山寺有一口著名的大钟。这口名钟据说在明治时期被运到日本去了。究竟是谁拿走的不得而知。

传说是第一次大隈内阁的时候，那么应该是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的事。为此事，日本遭到中国的一片斥责。于是，日本铸造了一口伍佰多斤的大钟赠与寒山寺，钟的铭文由伊藤博文撰写：“姑苏寒山寺，历劫年久，唐时钟声空於张继诗中传矣。尝闻寺钟传入我邦，今失所在。山田寒山搜索甚力，而还不得焉。乃将新制一钟，赍往悬之。”时间是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

变法派康有为曾流亡日本，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到祖国。1920年曾游寒山寺并赋诗一首：钟声已渡海云东，冷尽寒山古寺枫。莫使丰干又饶舌，化人再往不空空。陈舜臣对这首诗的评价是：“寒山寺那令人怀念的钟声，早已远渡云海之东的日本。而那里是他度过流亡生活的地方。已然听不见钟声的寒山寺，岂不是太过悲凉的地方，就连那古寺和桥旁的枫树也不例外。”历史一般都被定义为时间的老人，但这位时间老人在陈舜臣的笔下并不总是表现为远久时代的古色古香，铜锈铁錆。这就需要有一种历史哲学来关照。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看来他是谙熟其韵。

陈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及鲁迅。他说我最初阅读的鲁迅作品是日译版本。这是一本由日本改造出版社发行的日文版《大鲁迅全集》，比中国最早发行的鲁迅全集还要早一年。战后，我在台湾读到了鲁迅的原著。在台湾读到鲁迅原著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可以从不同于阅读日文版本的另一个视角，观赏到作品所描写的时代舞台。

从那以后，二十年过去了，几乎每年都要去中国大陆旅行，每当我再次读到《阿Q正传》或《狂人日记》时，我仍能从作品的深处发现新的东西。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要问这个“新的东西”是什么的话，那么就要问《阿Q正传》或《狂人日记》是什么？这样看来，陈先生贯穿一生的思，恐怕就是来自于鲁迅的思。或者说，鲁迅未完的思，他接续了过来。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在发行的总数超过2000多万册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复活了的《阿Q正传》或《狂人日记》。这是否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与哀思陈舜臣先生的最大意义呢？

陈舜臣先生的病逝，在日本也引起了巨大反响。毕竟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作家，毕竟是将中日文化写得最精彩的随笔家，毕竟是将中日友好作为毕生己任的活动家。早在去年5月6日，其长子，62岁的摄影家就将父亲的作品和史料加以收集，在神户中央区设立了“陈舜臣亚洲文艺观”。开馆前，陈舜臣摇着轮椅目睹了一切。

当时的他，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当然无可知晓了。但是在他浩瀚的文字中，有这么一段话：“晋代文献《竹谱》中对竹子有这样的描写：不刚，不柔，非草，非木”。这里的设定是：这“不刚，不柔，非草，非木。”是否就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呢？

一个寻根者笔下的中国
by 叶克飞

题记：在许多人眼中，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玩剩下的，这种盲目的优越感与动辄“打到东京去，活捉苍井空”的猥琐论调一样，都令人无法乐观。世间已无陈舜臣，可我们始终需要这个普及常识的陈舜臣。

“能让日本人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只有陈舜臣。”——司马辽太郎

大学时特别喜欢田中芳树，可惜他写起书来总是杀人无算，而且杀着杀着就杀出一个大坑，可与温瑞安并称两大“坑王”。除了《银河英雄传说》已完结外，《创龙传》、《亚尔斯兰战记》和《铁达尼亚》都是他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完成的作品，再考虑中文版引进速度之类的问题，这日子实在没什么盼头。倒是《红尘》、《奔流》之类的中国历史小说，他写一本完结一本，绝不拖稿，笔调和视角亦特别。

后来才知道，日本作家写中国历史小说，田中芳树也是后来者，他与冢本青史等人一样，都算是陈舜臣的后辈。田中芳树还曾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此处所说的“明亮温馨的灯火”，即指陈舜臣。

之后我便找陈舜臣的书来读，尽量集纳那陆陆续续引进的中文版本，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老书。这位祖籍中国台湾、生活在日本的作家，直到1990年才取得日本国籍，那年他已66岁。年轻时曾有志在大学任教的他，因当时“非日籍不能任教授”的规则而无法如愿，只能从商，摸爬滚打十余年。三十多岁时，写作才成为他余生寄托，直至2008年因病搁笔。1961年的《枯草的根》获第七届江户川乱步奖，开启了推理小说的创作之路，并于1969年依靠《青玉狮子香炉》获第六十届直木文学奖，1970年凭借《玉岭的叹息》和《孔雀之道》获第二十三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得推理史上三冠王之誉。1967年以三卷本的《鸦片战争》获每日出版文化奖，《诸葛孔明》获第二十六吉川英治文学奖，历史小说的创作亦未间断。在强调血统和出身的日本，长期无日本国籍的陈舜臣却凭借着中国历史小说和常以中国为背景的推理小说拿遍各种奖项，并成为传媒宠儿。

享年九十，于殚精竭虑、著作等身的作家而言，可算高寿。这几年来，大陆出版社频频引进陈舜臣著作，加上上世纪80年代的老书，为数已经不少，但相比他数十年来惊人的著作数量而言仍只是一部分。不过，读者要想了解这位冷静旁观、在日本撰写中国史的作家，近年引进的代表作已然足够，新星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等都批量引进。

许多友人曾说读不惯日本的历史小说，这当中当然有文法句式的因素。我看惯日本漫画，自然无此困扰。我对日本历史小说乃至日本文学的喜好，基于日本人做事的严谨态度。这种严谨在史学界和文学领域都有体现，日本人做起学问来，往往大半功夫都用于史料的收集与整理，行文又讲究逻辑，历史小说当然无法与历史研究相提并论，但也有考究之处，如陈舜臣以《鸦片战争》初试中国历史小说之啼声，便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收集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严谨还带来一个好处，那就是冷静旁观的姿态，日本作家的历史小说，往往可以抽离情绪，以旁观者姿态冷静述说，如果你能适应文法句式，便可发现冷静之下的美。陈舜臣的历史小说，也爱虚构一个人物，以其视野述说历史。

也正因为严谨的态度，日本人写起推理小说来往往到位，从架构到细节，样样经得起推敲。陈舜臣的推理小说家身份，对于历史写作也大有好处，他曾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的推理和虚构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也曾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

虽不算颠沛流离但毕竟曾经漂泊的身世，也使得陈舜臣的家国观念有别于一般的日本历史作家。另一位历史小说大家司马辽太郎曾说：“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产生他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教人惊奇。”在《鸦片战争》里，很容易看到陈舜臣的家国情怀，谈及为何要写这本书时，他曾说：“我是台湾人，由于战争我变为日本人，二十多岁时又恢复为中国人，我想再一次查清，究竟如此捉弄自己命运的是什么，因为这是决定我命运的战争。”

陈舜臣最著名的历史小说当然是《十八史略》，它以宋代《十八史略》为底本，是一部至两宋时期为止的中国通史。若以中国历史爱好者的眼光来看，它无疑有些浅显，这也是某些人对陈舜臣不感冒的原因。但对于陈舜臣及其历史小说的考量，显然并不能以此为据，一来他的写作对象是对中国历史并不了解的日本人，普及化的风格本属必然，二来即使史实浅显，但在价值观和行文上，《十八史略》与大陆通俗历史小说仍有极大差异，那种冷静旁观和务实态度，恰恰是大陆作者普遍不具备的。比如对冯道的评价，陈舜臣就避免了固有成见。他的其他历史小说也是如此，如《诸葛孔明》对诸葛亮的评价，剔除了演义中神话的一面，也不以传说故事作为猎奇手段，而是十分克制。史料的收集能力和充满逻辑思辨的洞察力，都成了强化其历史小说的法宝。

而且，除了有以情绪和意识形态左右史观的恶习外，近几十年来的大陆历史作者还偏爱“八卦”，往往以宫中秘辛、勾心斗角作为卖点，看似高明，实则恶俗。即使不走这一路线，也往往将战争和权斗当成历史的全部。陈舜臣以及众多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历史，虽然时常因冷静客观而笔调凛冽，写起权力斗争来如手术刀一般冷峻直接，但总可见到正常人的存在，如《十八史略》的第一卷《易水悲歌》，便以人的命运为真正主题，每个片段都以对比性强烈的人物为主体，如管仲与鲍叔牙、孙膑与庞涓、苏秦和张仪等。

相比历史小说，我更喜欢陈舜臣的推理小说。这些小说往往也带有中国元素，而且因为他自己的身世，小说中也不乏寻根元素。

被大陆出版方译为《玉岭的叹息》的《重见玉岭》，推理小说却有着爱情主题，处处是戏却又叙事舒缓、一派隽永，十分抓人。八年抗战的时代背景，难免将中日政治和国仇家恨搬上前台，但并不“主旋律”，也避免了非黑即白的调子，古老传说与眼下纷乱、蓄意谋杀交织，这复杂情绪仍毫不突兀。谋杀现实与传说出现巧合，却在二十五年间成了主角入江的一桩心病，多年后重游故地，方才真相大白。

《长安日记》则以盛唐长安为背景，几宗案子以如今眼光来看可谓平平无奇，但胜在推理元素与唐时风貌不着痕迹的结合。主角贺望东的自我追寻，也意味着陈舜臣内心的身份挣扎。1985年的群众出版社版本今已难求，拥有者请珍重。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那册《青玉狮子香炉》，以几部短篇推理小说成集，其中同样有不少中国元素，只是时代背景十分飘忽。《方壶园》写唐朝的杀人案和自杀案，还与诗人李贺及其诗歌有关，李贺堂弟李标则成为叙述者。《大南营》又将时代背景移至甲午战争，杀人案的策划可谓高明，但破解者更为高明。

不过，最触动我的陈舜臣著作，既非历史小说，也非推理小说，而是那部写于1971年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但此后四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似乎还未跳出陈舜臣在书中写下的那句话——“从历史上来看，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意外的有限，让人不禁大吃一惊。”

此书描写十分细致，由小见大，笔触也十分从容，而且可以见到日本作家普遍具备的素养——逻辑严密、资料扎实。在我心中推崇的“知日”著作中，它成书最早，但至今仍不落伍。近年来，“知日”类著作渐多，还有了以此为名的系列，许多有识者已经认识到自己对日本的认识十分匮乏。但若去看看网上各种新闻的跟帖评论，自以为是的了解和偏激的谩骂似乎仍是主流。

在许多人眼中，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玩剩下的，这种盲目的优越感与动辄“打到东京去，活捉苍井空”的猥琐论调一样，都令人无法乐观。

世间已无陈舜臣，可我们始终需要这个普及常识的陈舜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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