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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财务自由的人还在拼命工作
by 刘远举

（本文原标题为《什么在决定人们的工作与休闲？》，头图为电影《The Devil Wears Prada》剧照。）

富士康员工加班的现象，再次成为争议的热点。在争议中，有人觉得工人被厂方逼着加班；有人觉得工人自愿加班；有人觉得工人想加班是因为工资低；还有人说，大城市的白领不也在加班，总之观点五花八门，自说自话。那么，条分缕析之后，可否寻找到一个更为清晰的思路呢？个人拙见，权作抛砖。

（图注：2015年1月21日，深圳，龙华新区的富士康工厂内，工人在午休。CFP供图）

一般认为：工资水平提高，劳动者最初会选择增加工作时间，以获得更多收入，于是，劳动力供给量会增加，工资水平与劳动力供给量成正比关系。

简单的说，在这一阶段，工资越高，会更多的工作。如果工资水平继续提高，有了丰厚的收入后，收入的边际效应递减，也就说，钱已经够多了，放在银行里，也只是一个数字，于是，劳动者就倾向于花钱，自然认为休闲比收入增长更重要。他们就宁愿选择增加休闲而减少工作时间，致使劳动力供给量反而减少，此时工资水平与劳动力供给量成反比关系。在这一阶段，工资更高了，人们反而不愿意工作了。

这个理论，至今仍然有解释力。不过，随着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在理论之外，出现了一些新现象。

针对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在1965年，拥有大学学历的人，相比只读完高中的人来说，不但收入更高，闲暇时间也更多。到了2005年，情况却反过来了。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每周少8小时休闲时间。2013年，本科学历的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反而比高中学历都没有的人多2小时。这就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的“替代效应”，即不工作等于放弃金钱，工资上涨使得休闲变得更昂贵，以至于人们不舍得去休闲。

这个结论，其实与最初的理论并不矛盾，可以看做是工作与休闲选择的第三个阶段。工作与休闲，休闲的收益是人效用的满足，其成本是工作时间的收入，而收入的效用存在边际递减。最初，收入少，人们需要钱，收入的效用大；然后，随着收入增加，收入的效应边际递减，不工作损失的钱，不再重要，人们选择休闲；然后，收入继续增加，继续边际递减，但是，这个时候，收入在数量上的增加超过收入边际递减的效应，于是，人们再次放弃休闲。

在把这个放入全球新的贫富分化与福利政策的背景下，初略的解释是：随着贫富分化的出现，高层人群的平均收入越高，而低层的平均收入却没有怎么变化，所以，努力工作，进入更高的层级之后，收入增加更快。与此同时，穷人有着福利，温饱不愁，选择休闲。

这就是说，以前处于第一个阶段的穷人，在福利政策的帮助下，进入到第二阶段，而富人则在贫富分化的背景下进入第三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收入不公的扩大激励着富人更卖力工作，因为一旦超越一个层级，收入的增加会更快，而穷人则在福利的庇护下，工作时间更少。

在上世纪80年代，任何一个每周工作55小时的工人，比起普通40小时工人能多赚11%，到2000年之前，相同工作的此类收入差距已经达到25%。

中国的情况与之类似。新秦研究咨询对北京、上海、广州的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中高收入人群的日常休闲娱乐行为进行过一次研究。研究分为5000-5999，6000-7999，8000-9999，10000以上四个组。对于为什么不休闲，这四个组选择“工作忙，时间少”的比例分别是68%，59%，71%，70%；选择“工作累”的比例是50%，48%，54%，53%；选择“收入少”的比例分别是54%，47%，29%，30%。

数据告诉我们了些什么呢？

前两项选项，本质含义都一样，一个是工作的时间，一个反映了工作的强度，简单平均一下，59%，53%，63%，62%。然后，再看第三个选择，不难发现，随着收入增加，已经完全有能力负担休闲，钱不是问题。但是，随着收入增加，更多的人因为工作时间多，强度大，不能去休闲。

其实，工作多、强度大只是表面现象，毕竟，再繁重的工作换掉就好，所以，更实质的原因是工作太重要不能舍。这正好意味着，工作的机会成本使休闲变得非常昂贵，他们必须维持工作，以在贫富分化的层级中保持自己的位置，进而保持一个更划算的单位收入水平。

这个数据，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现象以佐证。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加呈现递减趋势，人民大学统计学院经济学博士郭茜研究居民休闲需求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趋势发现，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凯恩斯的论断，高收入居民休闲需求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低收入居民，休闲消费与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随着收入提高，居民休闲消费的支出将会同步增加。

一边是工作如此重要不能舍弃，只得放弃休闲，另一边是随着收入增加，休闲的支出增加，那么，结果是什么？必然是休闲时间减少，休闲开支增加，休闲高档化。

郭茜的研究，还发现，目前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工作时间的效用大于休闲时间，人们愿意放弃休闲时间换取更多的工资收入，单纯地增加休闲时间对扩大休闲需求不会产生明显效果，在工作时间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工资率及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刺激休闲需求的有效途径。

这些研究，形象话的说就是，农村屌丝，靠拼命工作养活自己，城市底层吃着福利打麻将，高收入白领出国游。这恰好是收入与休闲的三个阶段。如果放在世界范围看，则是第三世界拼命工作，欧洲福利养懒人，欧美精英买岛屿。

从最初的工作与休闲的两阶段，到贫富分化与福利政策，导致的工作与休闲的第三阶段，如果再加入新技术的兴起，我个人觉得，由于富人的知识水平相对更高，由于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们有能力使自己的劳动与新技术结合，这个时候，劳动量与收入的关系不再是边际递减，而是边际递增。

总之，用于上班、自我提升的时间越长，技能的提升就越大，每小时的工资越高，总收入就是增加的上班时间与同时增加着的小时工资的乘积。

这个因素放大到极致，就成为了信息时代的“赢家通吃”模式。这个模式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替代效应”：如果当不了赢家，损失很大，如果当上了赢家，收益非常大。于是，在激烈的竞争下，富人也战战兢兢，不敢放松。于是，我们看到周围的成功人士、互联网新贵都是工作狂。最近，金融领域各种爆炸性消息的两位中心人物，都被媒体描述为工作狂。

由此可见，之前依靠世袭占据财富的模式已经完全改变，富人们的工作与休闲的模式也已改变。这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阿拉伯王子，而是说，这个世界上多了很多像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这样的人。当然，到了这个层次，由于工作充满了创造性与自我实现，这本身就可以看做积极的休闲，乐在其中。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富士康的工人毫无疑问在第一阶段，他们情愿放弃休闲以增加收入，这并不奇怪。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能解救他们，带他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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