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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逼婚”是个老话题。不知道是不是时移势易，社会逼婚的力度加大，反弹的声音也更强烈，在上海闹市区，几位女青年公开打出了标语：“妈，过年回家别逼婚。我的幸福我主宰！”

关于这个话题，大家专栏已有两篇，一篇是毛利女士的《想反逼婚，先证明你不是废物》，毛女士反问：“凭什么要求父母理解你呢？”她觉得两边都有道理：

“去城里上班的年轻人，想说服老家父母，我并不是你种的庄稼，也不是你养的种猪，不能随随便便开花结果，我可不想为人类繁殖添砖加瓦。但要是想想父母辛苦供子女念书，归根到底，还是希望给子女创造一个好的繁殖环境，让后代拥有更优渥的生活条件。这边闹着说我的幸福我主宰，即便断子绝孙也不沦为繁殖机器，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不是那么回事”？没看懂。我们姑且认为，会逼婚的父母，都是抱着种庄稼的心态，辛苦供子女念书是为了“创造一个好的繁殖环境”（列位，要是你爸妈逼婚，拿毛利女士这段话给他们看，看他们承认不承认）。但即使是最会种庄稼的老农，也不能保证春种一粒粟，就必定秋收万颗子。且不说天时无常，旱涝难期，倘若庄稼有灵性，能说话，能行动，它们会不会争取它们的自由？会不会像萧红《呼兰河传》里说的那样：“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毛利女士试图证明：独立是自由的前提。我觉得这话有点倒果为因。前一段时间有个13岁女孩反对父母生二胎，以死相胁。虽然我不赞同这种做法，但即使是被监护、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子女，也有表达见解与参与家庭事务的权利不是吗？一个成年还在啃老的子女，难道就该任由父母摆布？

父母曾经有这样的黄金时代。陶希圣《潮流与点滴》述及在中国的大家族里，纵使子女经济已足自立，但仍然所有收入都需上交，不能自留分毫，当然，所有支出也是执掌者拨给，即使他已经外出在上海做事，每月汇回家的收入还是直接交给母亲，加入家庭总收入，由母亲统一分配——像不像一个小型的计划经济体？这样的家族体制中，婚姻当然不能自专，鲁迅在1918年曾引过一位青年的诗《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评论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从“人的解放”角度来看，家庭包办婚姻戕害人性，自然是不可接受的。在“拜爱情教”教徒看来，父母决定配偶，就更是毁灭人生的做法，怎么能接受没有爱情的婚姻？

我一向主张婚姻与爱情要分开看。无爱的婚姻并非不能成立，事实上人类历史大多数阶段，婚姻都不以爱情为必要条件。婚姻主要是一种合作投资行为，两个家族为之投入情感与资金，收获子嗣、更多的经济利益与更大的家族势力。理性的投资行为，岂能让小儿女的任性热昏来干扰进程？以此反观那位13岁女孩反对父母生二胎，也完全可以否定她的做法：当子嗣意味着劳动力、合作资源与家族希望时，下位者的反对简直是大逆不道。

因此，虽然中国有梁祝化蝶的千年传奇，但“两情相悦”始终只是婚姻制度的补充而非要件。而个人自由的实现，端赖家族体制的解体，社会结构的转型。在易卜生与鲁迅的时代，“娜拉出走以后”只能是“堕落，或回来”，一百年后，女性与子女，即使从家庭出走，也不至于只拥有同样悲催的两个选项。

很多家庭伦理剧里，都会有“偷户口本”的桥段。这种怪象，但是家族体制的孑遗。两个人结婚，为什么需要户口本呢？这就给家长干涉未离家子女的婚事留下了一条通道。有形的制度之外，还有无形的精神羁绊。不少人一面反对过年，不想回家，一面又不得不抢车票，挤火车，带着红包与礼品，回家去被唠叨被逼婚。

另一篇张石先生的《中国的“逼婚”和日本的“不婚”》从社会的角度，为“父母逼婚”做了辩护。他将逼婚称之为“社会性观照”，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其实真正意义上的‘逼婚’是不存在的，父母和亲戚的所谓‘逼婚’，是不是应该说是一种‘急切的温情劝告’呢”？

以日本年轻人的“不婚”与低出生率为鉴，引入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维度，张石先生总结出了“逼婚”的正面意义：

“如果你从反面理解它，会觉得它干涉了你的隐私和个人意志，但是如果你从正面理解它，它也正在为你提供更宽广的选择空间，因为所谓‘逼婚’，绝非刚性的与不可违背的。我们也绝不能嘲笑中国父母在严冬酷暑中，在公园内外举着牌子，为子女的婚姻奔忙，这不是一种陋习，而是一种爱，一种温情，而且可能这些老人们自己也完全没有察觉到，他们也正在尽一种社会责任——他们正在阻止在都市化和现代化的大潮中不断加剧的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危机，他们对孙子的向往，也是社会对未来的信心。”

“逼婚”在当下中国，确实已经没有了制度性保障，它的威力，更多来自于融合了亲情与传统伦理观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篇题为《反逼婚的实质是反家庭维稳》（作者赵思乐）的文章指出：传统家庭伦理复苏，带来家庭父权上升，与青年人新生的自主意识和诉求形成冲突，于是青年人要求改变的反抗力量在家庭拉锯中耗散。这就是可以称为“家庭维稳”的新常态：

“家庭内部对子女的维稳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逼从事‘靠谱’的职业，比如公务员、央企国企外企职工，而绝对不能是NGO工作者、记者、作家、艺术家，恐怕很快连律师也不行了；二是逼婚逼生，把青年人纳入更紧密的家庭结构中，新的家庭成员（妻子、丈夫、孩子）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新的维稳工作者。”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张石先生的论调，正是当下“家庭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被逼婚”会提供“更宽广的选择空间”，但他的结论很明显：父母逼婚，对于缓解中国社会的少子化、高龄化危机大有稗益，作为被逼婚者，不仅应当体谅父母或许并不自觉的为国分忧之举，还应该让渡所谓“个人幸福”，帮助中国避免遭遇日本那样的困境：“‘隐私’的盾牌抵挡了对个人空间的介入同时也遮住了寻找侣伴的视野。”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回到家族聚居的社会？赋予父母对于经济、婚姻的掌控权利，不仅可以克服少子化、多龄化危机，还可以不再让父母“在严冬酷暑中，在公园内外举着牌子，为子女的婚姻奔忙”，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为了父母，你们就不能放弃一点“个人幸福”吗？

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思路，就好像在北大“燕京学堂风波”中，会有燕京学堂支持者说“决不允许为了古建筑破坏国之大计”，又好像左派痛斥《色·戒》的作者张爱玲与李安是“依然跪着”，因为他们书写了一个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因为私人情感犹疑动摇的女性。

这里不展开了。“集体VS个人”是十余年来中国社会无数争议话题的症结所在，估计还要争个几十上百年。我只想提醒一下张石先生们，账不能只算一面，“父母逼婚”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与妨害，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大家族之所以解体，计划经济之所以崩溃，最大问题就在于它们无法刺激与发挥个人的主体能动性。我小时候，我妈总批评我在家里没有“主人翁意识”，地脏不扫被乱不叠，当时十分委屈又无法辩驳。后来我才想通了问题何在：我对家庭事务没有任何决策权，怎能要求我有主人翁意识？她应该反过来要求我有螺丝钉的觉悟，不要因为个人内务的脏乱差，影响“家容”，这样她对我的斥责与管理，就跟城管一样，有充分的合法性，区别只在于是否文明执法。

简单地说，在大家族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太需要个人的创造力，大家都是在按经验或指令做事、生活。每一成员的最理想状态就是不给国家社会家族添乱，该结婚结婚，该生子生子，全国全家一盘棋，学习雷锋好榜样。每个人都活在“社会性观照”的光辉之下，孤独抑郁自闭什么的都是不健康的小布尔乔亚“颓加荡”情绪。

如果我们想要这样的社会，就可以接受这样的体制与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多元的、自由的、充满活力的社会，那就要承受多元选择带来的某些“恶果”：有人会错过最佳婚龄，最佳育龄，有人会辍学创业，有人会选择抽烟、熬夜、睡懒觉，有人会频繁跳槽，更换居住城市，折腾不止……资源在自由流动中寻找最佳配置，而不是由一种老大哥式的“观照”来确定分配方案。当然这会是我们常说的“现代病”、“都市病”，但这是社会宽容，鼓励自由、创新必需的代价。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不要极端化，我们要吸收集体主义的优点，也保留个人主义的好处。这种说法无疑伟大光荣正确。但我总觉得利弊相生，每枚硬币总有两面，不可能只取精华，糟粕全弃。比如说社会要不要全面禁枪这事儿，就争议不休好多年，现在仍然只能各行其是。

有时候，要求别人从根本上放弃自由选择，不如用制度或政策来诱导个人改变。年前亲戚聚会，有人提问：“听说生二胎的，国家负责一半的费用？”这当然是谣言，但也不失一条可思议的道路。要解决少子化、高龄化等等危机，不一定要用逼婚的手段，提高婚姻福利也是一种解决之道。你们这么在意亲情，就别让任何伤感情的“逼”出现在家庭内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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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想反逼婚，先证明你不是废物》
张石：《中国的“逼婚”和日本的“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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