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分子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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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青年领袖颁奖典礼在北京什刹海剧场举行，这是该奖项的第11次评选，此次获此殊荣的，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教授何耀，知名男演员佟大为，知名女演员宋佳，著名作家、出版人许知远，著名导演、编剧李霄峰，民谣歌手钟立风，九球天后潘晓婷，作家徐则臣等。12位2015中国青年领袖中，4名来自影视行业、1名歌手、2名作家、1名运动员，2名学者、2名商界人士。
颁奖典礼在客气和耀眼的气氛中进行着，直到获奖人许知远上台领奖，发出不那么和谐的声音：
“活动太冗长了，我好几次都想走。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里。坦白说我刚才听那个对话，包括你们对那些问题的反应，我觉得是很可悲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和父亲和解？在西方是杀父啊，做你自己啊，痛苦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无需改变，它就是伴随你一生，不能假装微笑。要对这个世界保持愤怒啊。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假装点赞的习惯，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当主持人问及许知远获得中国青年领袖是什么样的感受时，他回答道：
“真的是没感觉，要是十多年前可能还稍稍有点兴奋。但是我特别感谢，今天这个时代所有的媒体都在堕落，而《南方人物周刊》堕落得比较慢，像有降落伞一样堕落，还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许知远“砸场”，引发的讨论与争论的其中一个角度是：“自由主义者能不能褒贬他人的审美？”
有人认为，许知远事先知道名单，可以拒绝领奖，何必上台砸场；还有人认为，《南方人物周刊》的评奖，本来是私人行为，许知远应该保持一定的礼数，实在要说，发一篇文章更有影响；更有人认为，许知远逻辑混乱，根本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并不是价值虚无，自由主义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自身的信念。虽然自由主义尊重人的权利，但批判只是一种言论。很多时候，言论上的褒贬与批评，当然会形成对他人的不敬与冒犯——对在场的明星而言，许即使批评的是一种现象，但这种现象也与他们息息相关。但是，只要不捏造事实、侵犯隐私、人身攻击，言论，哪怕是冒犯某些人的言论，就永远止于另一个人的权利边界之外。
所以，自由主义者当然可以褒贬他人的审美。哪怕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中对主办人、对在场的演员获奖者与观众，都稍显不礼貌与不世故，但许知远的的确确有吐槽的自由与权利。
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许知远把自己放上了被争论与批判的舞台，甚至，在公共言说的空间中，这种对许知远的争论与批判，甚至连不礼貌也称不上。
那么，该如何看待许的这种不礼貌、不宽容的冒犯呢？
胡适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的《容忍与自由》，发表于1959年3月。当时台湾的局势紧张。1958年，大陆炮击金门，第二年6月，自由中国开始带头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竞选连任总统，1960年，开始倡议组建反对党，同年6月26日，正式组党，1960年9月4日，国民党逮捕雷震。
所以，放在当时的局势下，胡适的这篇文章应该是向蒋介石喊话，呼吁宽容异议。文章的其他段落也表明了这种态度：“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所以，胡适所说的宽容，以及之后人们引用这段话，通常，这个容忍指的是对异端的容忍。
不过，我认为，保持对异端的克制与保持对庸常的克制同样重要。这是因为，庸常是抵御崇高，保持传统，甚至维护人的权利的最好办法。
在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崇高，不言而喻，特别是对中国人而言，更是亲身经历，许知远的愤怒与反抗的最大来源也在于此。许知远曾这样叙述过：
“在一开始，苏维埃信仰是充满诱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们投身其中，感觉到一种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这个宗教不仅准备引领你的灵魂，还准备摧毁你的任何其他选择，除了跟随它，你毫无选择。”
其实，“引领灵魂，摧毁其他选择”，实质上就是崇高摧毁庸常的过程。
庸众的自由与选择，首先就是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可以庇护政治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自由的象征，正是那些流行的、浅薄的文化与娱乐明星，毕竟，他们是消费者通过消费者主权，一元一元地选出来的。
中国的改革源于边缘改革，边缘改革，首先源于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抗争，这种抗争的目的是要经济自由，比如，包产到户的自由，在自由市场中交换农产品的自由。这种经济自由得到认可之后，必然发展出私有财产等权利观念。
在今天，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人们更多的言说空间。这是因为技术丰富了人、发展了人、武装了人，使人具有更大的能动能力，因而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利。
换个角度看，技术在市场中发展，不过是资本逐利的另一形式。实际上，在经济学中，某些场合下，技术要素，是直接使用资本要素来替代表达的。所以，经济自由一直庇护着政治自由。
更具体而微的看，《南方人物周刊》的这个评奖，刊物需要经营，评奖需要关注，需要经费。只有当影视明星站在这个评奖台上时，这奖才能有更多的关注，才能年复一年地操作下去。然后，有了空间，让许知远可以表达他的愤怒，哪怕是对获奖本身的愤怒。
许知远并没有察觉这一层逻辑关系。他觉得，对于担当“领袖”两个字，文人、知识分子、媒体人，比娱乐明星更具资格，占据了更高的道德位置，这就如之前有人认为：“政治学科比其他学科更高一些。”所以，当他发现，影视明星与他同列青年领袖的时候，他愤怒了。
不难揣测，具有媒体知识分子底色的《南方人物周刊》乐于看到这个场面。一来，许的“砸场”制造了新闻，获取了关注；二来，他们也乐于为“知识分子的愤怒”提供舞台。
所以，许的愤怒，不管是潜意识感受到暗示，还是心领神会，许知远愤怒的砸场，本身就是评奖舞台上的演出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许并没有砸场，反而是捧场，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这种愤怒与不宽容，本身，是肤浅的，是源于对经济与政治、庸常与崇高的互动运行的不理解。这种愤怒，起码，在当时的场合，指向了错误的对象，因而并无太大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愤怒，不但不能摧毁许知远愤怒的根源，反而，侵蚀了能够抵御引发许知远愤怒的庸常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许知远的愤怒仍有意义。
“保持对世界的愤怒”；“一代人的失败”。这些无法考证、无法量化、无法证伪的叙述，如果从严肃的政治、公共事件讨论的角度来看，许知远的文章，其实，这也只是思想领域的前台演员。怀疑、反抗、愤怒、不合作的姿态，甚至，宛如摇滚演员的一头长发，都恰如其分地显示着一个特定公共分子的形象、姿态与定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并不意味着，专注学术，研究政治科学的大学教授、思想界名家或者政治领袖，可以轻视一个媒体人的作用。
世界本来多态。保持愤怒是一种姿态，安于现状，甚至麻木不仁，也是一种状态。某种程度上说，演员做公益、积极向上、保持对世界的乐观，与某种类型的公共分子、保持愤怒、批判的文字与外在形象，都是各自做着正确的事情。
各种层次的舆论都是重要的，从最极端的主张，最煽情的文字，到最理性、最客观的讨论，每个层次的舆论与观点，都有自己的作用。这是社会运行的精妙平衡。
从这个角度看，对庸常大众的经济自由，乃至政治冷淡，保持礼貌与宽容，似乎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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