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指南 | 蔡孟翰：政治学首要任务是恢复中国政治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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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为何要读政治学？我想真正的问题是为何不读政治学呢？政治自古有之，无所不在，无比重要，不管你爱不爱，攸关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时时刻刻都活在政治的笼罩之下，简直是如庄子所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远古时期，人类或许在原始状况，完全自由地活在丛林法则中，如同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开宗明义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在同一时期的西哲托马斯•霍布斯更尖锐地直言不讳在自然状况中：“生命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和短暂的”，职是之故，从有文字有历史记载起，人类便开始脱离自然状况，政治便铺天盖地展开，同时庇护与迫害人类。
尽管如此，多数人类仍一步一步选择政治而脱离自然状况，因为，政治不管多坏，与自然状况两相权衡，仍是人与人群居一处，最不差的安排；这倒不是政治对人群的安排有利于每一个人，在历史上所有的政治上对人群群居的安排，都只能使一部分的人获取较大利益，而非所有人，最良善的政治安排最多使人群中最大人数活得更好更幸福而已，漏网之鱼，依旧在所难免。
那么，没有受益的人们为何不脱离所处的政治安排呢？当然有，只要看看今天全球各区域的难民就知道，即便脱离失败的政治安排体制，多数难民换取的不是中国梦，更非美国梦，而是饥饿、死亡与难民营的生活，一个充满风险紧张的人间惨况。
因此，多数难民不是在很坏的政治安排体制下脱逃，而往往是在战争状况中，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威胁下，不得已才铤而走险，离乡背井。
因此，要想知道今天你所处的周遭自然与人文环境为何如此（比如说APEC蓝或北京古城的消逝），为何人们有这些选择（可以微博、微信），而没有那些选择（谷歌、脸书等），为何人们生活会满意，为何生活会不满意，为何有“你懂的”等问题，那么，毋庸置疑了，非政治学莫属，没有其他的学科专业能对这些问题直捣黄龙，其他学科专业顶多仅能隔靴瘙痒。
政治学，总之，就是思考、研究、策划人与人如何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域或范围内一起群居以及如何一起生活的更良善美满，为何是这群人一起群居，而没有包括另外一些人，为何领域只有这么大而不是更大或更小，为何今天全球的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等等。
此外，政治学也应该排得上是最古老的一门学问。人类各大文明最早的文字记载与思考几乎都与政治息息相关，从欧亚大陆的东端有中国商周两代的鼎铭、《尚书》、《诗经》、《春秋》、《易经》、《三礼》、《论语》与诸子百家的宏篇巨牍，到欧亚大陆的另一方，有希腊的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众多著作等，均一再印证东西两方绝大多数的文字，一开始就是对政治的思考、叙述、臧否、讽刺与歌颂。
政治学当然不等于关于政府的知识抑或是国家学，但是政治学与国家却犹如双胞胎，分而不离，如同德国魏玛时期的卡尔•施密特说:“国家的概念预先假定政治的概念”。
政治（politics）以及一些至今仍广泛使用的相关名词，如民主（democracy）、市民/公民（citizen）、自由（liberty）就与古典希腊罗马密不可分。政治（politics）便是与希腊的城邦（polis）事务有关，柏拉图的《理想国》（Politeia），亚里士多德也有书题名《政治学》（Politika/Politics）都是讨论polis（城邦）。
今天世人认为最合法最普世政体--民主demokratia，就是来自希腊城邦政治的一种政体，虽然，民主诚如剑桥大学约翰•邓恩在《让人民自由-民主的故事》一书中指出，在西方直到18世纪末并不是一个好字眼，而是带有贬义的政治名称。
今天的市民/公民来自罗马共和时期的拉丁文civis，civis源于拉丁文的civitas（城邦）。英文的citizen与法文的citoyen从字源就可以直接上溯到civis。由拉丁文的civis派生出德语的Bürger与法语的bourgeois，法语的bourgeois（布尔乔亚）就是现在一般所谓的中产阶级；civis另一方面又派生出英文的公民社会。
这也可以看出公民，公民社会与中产阶级三者环环相扣的关联，这甚至影响现在政治学某些研究认为中产阶级的扩大会导致公民社会与意识的高扬，进而推动政治的民主化。
再回到罗马，自由（libertas）是公民的身份状况与城邦的自由（civitas libera）状况；这两种自由都是与奴役（servi/slavery）对立的状况，换句话说，自由便是做为自己身体（corpus）的主人（dominus），这是罗马共和政治传统对公民最简洁的定义，推而广之，不受到外国控制奴役的城邦便是自由的国家。
以上这些西方组织安排人群如何一起生活的概念与方式，在过去两百年来势如破竹地影响全球人群如何一起生活的想法，对政治的内涵与正当性引发相当巨大的变动。
不过在中文汉字语境的东亚，政治自有其历史经纬与内涵。但是，首先需要承认政治做为专有名词两字连用是相当晚近，而且是先由日本留学荷兰的西周在1867年起草《议题草案上》与《泰西官制说略》中，很清楚显示“政治”为politics的翻译后，才逐渐流行。
其实，政治（politics）一词在希腊罗马以后的欧洲也消失很久，在17世纪英国不少图书馆图书分类中，根本没有政治这一个分类；政治这个词要到18世纪以来才在欧洲逐渐广为使用。
当然，没有政治这一个词，不等于没有政治的存在，更不是说没有思考或记录政治的书，这点证之中西咸然。例如：《四库全书》虽无政治类，史部之下有政书类，政书类以外，关于政治的书比比皆是。不过不少人带着有色眼镜，由于四部浩瀚，政治思想书籍找来找去没几本。
话说回来，为何日本会用“政治”两字翻译politics呢？这其实反映东亚受到儒家政治思想的熏陶所致，特别是江户时期大儒荻生徂徕开启儒学的政治转向。
翻开《论语》多章有言及“政”，每章都有讨论政治的片段，有些篇章如《八佾第三》《子路第十三》等，其中条条几乎都是讨论政治。
先从语言与文献的历史来看，最早有伪古文孔传《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有“政治”两字连用，但清末王先谦解释这两句为“政化治理，其德泽惠施”，很明显看到政治在此处，只是两个字刚好放在一起而已，况且因为《尚书•毕命》是伪经，加上日本自江户时代经学日益昌明，西周或其他日人不太可能以伪经篇章的只字片语为依据。
另外，《周礼•地官•遂人》章节中最后一句有“掌其政治禁令”，这里的“政治”的“治”应为《周礼》成书时的误植，应该是“政令”，非“政治”，通观《周礼》全书包括《遂人》，文中都是政令两字连用，这里的“政治”两字乃为全书孤例，上下不衔接，所以可以推断亦非今日中文政治一词出典之处。
最有可能的出处当是在唐高祖时下诏编纂的《艺文类聚》一书，竟有《治政部》，其中收录不少谈论政治的言论，从收录内容可以看到这里的“治政”，已经实际上就是政治的意涵。还有一开头的部分，就是题名“论政”，纲举目张。
根据日本宽平三年（891）藤原佐世撰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就已经收有《艺文类聚》一书，尔后在日本江户时期亦颇有流传。所以，我推测西周以及其他日人以“政治”翻译politics，最初的启示应该与《艺文类聚•治政类》的标题与内容很有关联，就是把“治政”倒过来成为“政治”，这其实也比较说的通，因为，在儒学，政比治重要，次序亦在前而非后，在《论语》向孔子问政的次数很多，问治则无有。
《论语》言“政”，最有重要的有两段，分别是《为政第二》“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与《子路第十三》“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闕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为政以德”，朱子在《论语集注》中将德解释为“得于心而不失也”，就是保有一己之德，简单说是执政的人自己有道德修养，政治就会清明。荻生徂徕在《论语徵》解释为“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劳而治，故有北辰之喻”，就是从朱子强调执政者的道德修养转移到善用人才，就不用劳累，所以有北辰的比喻。
什么是“有德之人”呢？荻生徂徕在《辨名》中说：“德者，得也。谓人各有得于道也“。这句话乍看似乎与朱子对德的解释无甚差异，实则不然。他在《辨道》中说的痛快凌厉，他说:“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
所以，“有德之人”是有得于“安天下之道”的人。这就是能治理国家的人。荻生徂徕对德的诠释与马基雅维利的virtù（德）有极其神似之处；马基雅维利的德同样是能力，一种维持国家的能力。
荻生徂徕所认知能治理国家的人，遥遥呼应前面引黄宗羲的“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两句，能治理国家就是能兴公利，除公害，这便是“安天下”。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臣》接着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所以，“安天下”，最后需归结在“万民之忧乐”。荻生徂徕对“政”“道”“德”的再诠释，回转宋明道学政治道德主义的倾斜，恢复先秦两汉儒学对政治现实的正视与行动力。
其实，撇开这些儒家内部的哲学争论，总的来说，东亚从中国到日本对国家治理的能力，在19世纪以前是有目共睹而为世人欣羡。
今人斯坦福大学法兰西斯•福山在近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盛赞中国在秦以来便创建世界第一个现代国家，虽然言过其实，却也是看到中国自两千多年前国家的治理能力便十分强而有力，现代型国家的制度大纲毕举。
福山不是例外，早在17世纪欧洲大哲人莱布尼兹在《中国近况》的序言里，他比较中国与欧洲的优劣点；他的结论会令今天多数人吃惊；他认为欧洲在哲学，形而上学与逻辑这些学问远远超越中国，在军事技术， 欧洲强于中国，但他知道这是中国刻意偃武修文的结果，在工艺品的制造，他判断欧洲与中国旗鼓相当，唯有一项中国显然优于欧洲，依他来看，就是政治哲学与伦理学。
这样对中国政治的高度评价，时至18世纪中叶一直大有人在；从法国的伏尔泰，弗朗索瓦•魁奈到康德以前德语圈的哲学大师克里斯丁•沃尔夫都赞扬中国政治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今天读政治学，其中一个当仁不让的课题，便是研究近几百年世人对中国政治评价的剧变与中国政治如何恢复先前的美誉。这就涉及到做为“正名”的政治理念。
荻生徂徕写完《辨道》，接着就是《辨名》，辨名仍是为了阐明圣人之道，所以他说：“名与物不舛而后圣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已”。正名当然不是只有《论语•颜渊第十二》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而是可以“法治法治，公民公民”。《论语•雍也第六》”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亦正是为名不正敲响警钟。
以正名为政的背景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所谓礼崩乐坏就是以周王为政治金字塔顶尖贵族等级政治秩序的分崩离析，在《论语•八佾第三》“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对做为大夫的季氏本应只有四佾，却用周天子八佾之礼，孔子表达其无比愤怒。
但从另一面看，这是季氏想要与周王同等；在当时越来越多贵族都要争取与其他贵族平起平坐，其实从季氏的角度，他也是以争名为正名。这个结果导致贵族间战乱频发，越演越烈，杀戮不止。
孔子当时就很透彻看到这个每个贵族追求平等的后果，所以《论语•季氏第十六》“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不失矣”。天下无道的情况，就是诸侯自己决定礼乐征伐，之后诸侯下面的大夫便想为何我不能如同诸侯，大夫之下的陪臣也接着想为何我不能如同大夫一样做主；孔子的正名便是针对这一个贵族追求平等的正名政治的时代，但是他没有成功地扭转这一个每下愈况的发展，进而顺利回归到周代的封建等级政治，所以，到了孟子，当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只能说“定于一”，一人之下，其他人同等。
（中华礼乐文明）
查尔斯•泰勒分析从18世纪末以来，欧洲传统等级社会的崩坏，进而促进每一个人想要拥有平等认可，这种同等认可出于卢梭的自尊心/自傲(amour-prope),卢梭很早就看到自尊心的政治爆发力。
对平等认可的追求，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带动民族的自我认同，形成民族主义的政治，之后诱发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变革，时至晚近，身份认同政治更是汲汲于正名运动，例如，chairman变成chairperson诸如此类政治正确的语言，大量泛滥蔚为全球政治社会风气，正名运动旋风所及，一一将过去的语言与社会规范摧枯拉朽。
这次源于西方的平等认可政治远比春秋战国封建阶级政治崩坏更加全面彻底剧烈；这次整个政治与社会全面平等化与民主化；一个亿兆人的平头社会，在这之上只剩下国家。
然而，政治与社会的激进平等化，每一个人的价值均等之后，与此对照，现实的情况是如同约翰•邓恩敏锐地指出：这些平等化的政治社会却又同时有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经济分配。这样的政治与经济的错位，邓恩认为产生两个无解混乱的困境。
其一，国家与个人之间权力巨大的落差。一个全民平等的社会面对巨大的国家力量。我以为这点其实中国在秦朝“定于一”以后，便是中国政治两千多年来，一直面对而至今无法逃脱的困境。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礼崩乐坏”的升级版，从中国的政治经验可以同时看到曙光与阴影。
其二，邓恩主张资本主义的逻辑使得经济持续走向愈来愈不平等，这与政治平等化的力量背道而驰，相互拉扯，这样的高度张力究竟将有什么样的结局，真是鹿死谁手，扑朔迷离。这真是人类政治未知的领域，虽然，卡尔•马克思曾经乐观预言过人类历史的终结。邓恩这个说法就是当头棒喝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声称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克提在《21世纪的资本》一书在以数量经济方法缜密地研究大量的数据，发现自1975年后，财富不平等迅速扩大，有重新回到世袭资本主义的趋势，这无疑是邓恩说法最有力的佐证。
要掌握这个政治平等化与经济不平等化的张力，光是读政治学是不足够的，而是需要对经济与经济学有相当的知识才行。从18世纪以来，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巨大，也难怪马克思会认为经济的生产模式与阶级斗争决定政治，但是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经济对政治虽有很大的影响，但却非决定政治的单一因素；而且，政治反过来对经济的影响亦不可小觑。
总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错综复杂，无法简单化约为非此即彼。只是纯粹的政治学，如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完全没有经济的考量，那样的政治学是一去不返了。所以，经济学虽然从19世纪才比较完整独立发展，但今天已经是研究政治不可欠缺的利器。
与经济领域几乎同时成长茁壮的是社会的出现与其相关的社会学。社会（society）这个词在英文最早大概在14世纪出现，但作为抽象概念的社会则要到18世纪才固定下来而普及。
社会学(sociology）一词的出现更为晚近，直到奥古斯特•孔德在1830年使用社会学才有，英文的社会学首次出现则是在1843年。所以，社会学一同经济学都是在工业革命伊始萌芽，在现代国家强大后出现的两个学术专业，与政治学悠久的历史不能相比。即使如此，社会学通常将政治看为社会的一部分，而非在社会之上。
因此，理解社会全体就更能掌握到政治的动向。但是很多社会运动到最后仍然回到政治领域一决胜负，或者希望经由政治盖棺论定。这便显示政治虽受社会影响，社会学虽然提供理解政治的另一个有效管道，但政治对社会的重要性与决定性却有增无减。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政治学不但受到两个很年轻学科经济学与社会学影响；这两个学科今天进一步提供所谓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很多已经融入美国政治科学方法论里。更重要的，政治学从一开始，就与哲学、历史，再加上在中古时期后期以来与法学三个学科密不可分。在西方直到19世纪末，政治学往往在这三个专业课程里，没有自己独立的专业与院系。
英国剑桥大学直到1970年代，政治学才从历史学院独立出去，而且到了今天，政治科学讲座教授仍在历史学院里，英国这种史学经世的传统与中国过去的史学声气相通。以19世纪德国为中心的“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en）就是寄身在法学院的政治学课程，今天日本的东京大学法学院，仍是在日本学习政治学最高的学术殿堂。20世纪后半以《正义论》一书闻名全球的已故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一辈子是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老师。
所以，政治学其实不一定要在政治学专业里才能学习，在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里也能学习，政治学如同政治是无声无影，无所不在。但是，如果你能选择理想的政治学专业，那会更合适，因为无论上什么课，都会不得不面对思考政治，在政治学的训练能更扎实靠谱。
那么，理想的政治学专业课程应该有什么呢？理论课程与实证课程不偏废，东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并重，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均衡，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丰富精湛，有从法律，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政治的课程，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应该是博雅而专精，通东西古今之变，明内外群己之辨。政治学专业的教育，绝不能保证飞黄腾达，更不会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但是政治学教育能开启一个现代公民在群居生活中无限的可能性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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