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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胡适先生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要说有哪个领域没有研究过，似乎已经没有了。但每个领域是否都研究得精细深透呢，那倒也未必。且不说史料有待继续发掘，就是史料发掘后，每个人所用方法及解读角度，就可能出现不同的判断与结论。别的不说，单是关涉胡适家庭教育的领域，就基本没有系统的重量级文章与书籍出笼。我这篇小文，也只是框架性地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与心得，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充实。

从目前我对史料的搜罗与梳理来看，除了两篇同题硕士学位论文《胡适家庭伦理思想研究》（2008年河北师大李艳红、2014年南京大学姚馨彩）外，还没有一本专门讨论胡适家庭教育的书。而这两篇论文的主旨也不在探讨以胡适为中心的，父母教育于他的影响，以及他与江冬秀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故在此点上予人启迪不大。

与此同时，精审的探讨胡适家庭教育的学术论文，我也没有读到过，看到的只是一些报章杂志上的短文，但论述的系统性与深度，都远远不够。我因为讲《家庭教育五讲》，其中一讲就是以日记、年谱、传记、家书为主，对民国一些名人的家庭教育做了些考察，故对胡适的家庭教育也有涉及。自以为有些看法，还没有人注意到过，故申说出来以便引致人们的注意。

▍一

真正研究家庭教育的人，都知道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相当重要。在我们观察胡适的成长过程，以及他对子女的教育时，我们往往很容易受胡先生大名与成就的影响，做出过于浪漫的正向评价。我们读他《四十自述》里对母亲的回忆，虽然提到过母亲在大家庭里的不易，却正如他1960年3月16日与胡颂平的谈话中所说：“我在大家庭里看见母亲受的气——我写《四十自述》时是很客气的，还有许多没有写出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信出版社2014版，以后出自此书只标日月）这在中国旧式大家庭中并不鲜见，但却是我们研究胡适诸多面向所应特别注意的，为何如此说呢？

▲ 胡适/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从好的一面上讲，我们说胡适与人为善，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他从家庭生活中习得了压抑自己不少真实看法的方法，特别是跟亲近的人之间。换言之，他虽然写得不少，演讲多有，朋友也多，其实他对自己是有不少包裹的，难怪鲁迅在《忆刘半农君》里会将陈独秀与胡适加以对比，前者是“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后者为“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不管这比喻是否恰切，但由于“内无武器，请勿疑虑”的“招牌”，就使不少人轻易相信了胡适所说的话。虽然他父亲胡传320字的《学为人诗》一开始的首句是“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但后面所有的312字都是在说处理人际关系与行为规范的要求，其核心主旨是“以学为人，以期作圣”。父亲虽然在胡适三岁时即去世，但其精神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何况母亲常在其小时候要他走父亲的道路，踏着父亲的步伐，不要跌老子的股。

我的朋友、学者谢泳常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能切入别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他过一篇《“寡母抚孤”现象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对胡适、鲁迅、茅盾、老舍童年经历的一种理解》，他总结寡母抚孤有三个特点：幼年丧父，母亲未曾改嫁；婚姻都曾受母亲干涉；这些孤子对母亲都很孝顺，相当能开启人的视野。但他和后来用地方志研究《列女传》，以及研究作家与童年关系的人，都只注意了这些人如何成才的事实。单看记载下来的“寡母抚孤”的例子，成才率似乎很高，仿佛这样“残缺”的家庭是个成才优势。其实这里面有个统计学的陷阱亦即样本偏差，因为能被记载下来的一定是“母以子贵”，最差也是官方可以拿来做宣传用的“道德模范”——著名孝子。那些更多不被记载的无名之寡母抚孤，就此陷入贫困交加，被生活的泥淖淹没，而不被人知晓，连获得一点人们同情的机会也没有。

胡适的寡母作为大家庭里年轻的后母，在破败的大家庭里，倍受胡适哥嫂的折磨，常常忍气吞声。他从小因文弱且中规中矩被称为“穈先生”，很少做一个活泼的小孩子，后来看惯了家庭里的“政治斗争”，所以他在《我的母亲》一文里说：

“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这自然是我们很少看到胡适公开的照片上有怒容的一个原因（也暗合他后来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理念），其练就的过程之辛酸，对他的伤害，恐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 上庄胡适故居，CFP供图

很多人读了胡适《我的母亲》一文，赞赏胡适母亲教子有方，但我读出的更多是辛酸与无奈。寡母的艰辛与不容易，使得胡适只能在婚姻上听母亲之命。他对这桩婚姻的不满，只敢写给其朋友、近仁叔来发泄：“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胡适家书》p.218，金城出版社2013版）寡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让儿子背负了太多的压力，况且还是一桩自己不喜欢的婚姻。

母亲在婚事上给胡适的压力，是有形与无形、外在与内在兼具。他写信让江冬秀多读书多写信，引起了母亲及江家的猜测。

“儿于第三号书中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于此事，从无一毫怨望之心。盖儿深知吾母对于儿之婚事，实已尽心竭力为儿谋一美满家庭，儿如有一毫怨望之心，则真不明时势，不通人情，不识好歹之妄人也。”（1915年5月19日）

若与上述1918年5月2日写给胡近仁的信，做一对比，你就会知道胡适的压力有多大。

胡适十二岁多一点就离开了母亲，到上海依二哥求学。这对独立的性格与谋生技巧，的确不无帮助。但稍懂心理学的人都知道分离太早，会使子女与父母亲密关系的维系成问题。你可以敬爱自己的母亲，但就是无法与她有良好的亲密关系，这使得他后来与自己孩子在亲密情感上“有点隔”。这一点他曾在1939年写信给江冬秀说，我们都不配做父母，我们都不曾把儿子当作小朋友看待。这是很沉痛的话，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别说与《梁启超家书》里所体现的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就是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二人与孩子的亲切感，在胡适的生活与信件里也并不多见。

我从不怀疑胡适对母亲的深情，家藏《郭节母廖大夫人清芬录》里即有借悼他人之母而自悼慈母（见拙文《一位悲观主义者的年岁小札》）的题词，后又在《南方都市报》上，读到学者申闻《胡适的应酬与寄托：一段鲜为人知的真情》一文说《陡门秦氏宗谱》有载胡适《减字木兰花》一词，中有“小人有母，毕世坚贞天不寿。游子归来，欲报深恩恨已迟”。但寡母抚孤下成长起来的儿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于母亲在世时受母亲控制而屈从——很多母亲尤其是寡母，在这方面难逃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所指称的“情感勒索”的嫌疑——在母亲去世后，便有持续的反弹。反弹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主要是针对母亲在某方面的控制作为突破口。胡适用婚姻生活中的偶尔出轨来对母亲之命的反叛，同时用言论来无情地对孝道加以反驳，以至于他称激进反孝道的同道吴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与“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虽然这样的称号明显属于赠送过猛，但其对反孝道的声援，却是实实在在的。

胡适父亲早逝，母亲艰难独立支撑，得到的爱不整全，致使安全感出现问题。安全感较为缺少的人，特别在乎他人评价，因为需要外在支持与肯定，故胡适终身很在乎人来人往的热闹。而需要外界支持，与“以期成圣” 的父亲要求与自我期许，合力形成了胡适特别在乎事功，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上的做法，这方面梁启超、赵元任、任鸿隽等与他有很些不同，值得将来花笔来对比分析。

▲ 资料图：胡适的母亲

▍二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美满与否，也许作为局外人，无从置喙。但胡适对这婚姻的不满不仅情见乎词，也从他婚外恋情形里有所反应，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不劳多言。江冬秀既是母亲喜欢的人，又能于他留学美国时在家中安慰服侍自己母亲，作为好名誉的胡适于情于理没有办法拒绝。但其间他母亲及岳家几次要催逼他早点结婚，他费尽笔墨解释，其啰嗦词费令人同情。脾气再好的胡适，也未免在心里有不舒服的感受。

《圣经》“创世纪”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表明基督教文化里夫妻关系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但中国文化里却因强调血缘传承，看重后代繁衍，重视祖宗崇拜，将丈夫与父母、子女的关系视为高过夫妻关系。在一个社会人口流动不多，改变缓慢的农业社会，且没有任何社会养老的情形下，以前那种以男性家族为中心的家庭运转模式，自有其共同抵抗诸种生活风险的实际作用。研究家庭心理学的应该清楚，夫妻关系的平等与稳靠，对子女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换言之，夫妻关系不好，乃至不协调，孩子出问题的概率大增。

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基本上是比较和谐的。但也出现过“警告”，特别是她知道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后。但江冬秀是否拿菜刀吓退了胡适，目前无论从石原皋还是汪静之的回忆（包括江勇振的研究，都只是用了前者的孤证），都还只是不那么可靠的传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胡适现有的日记及现存家书来看，虽有不少磕碰，但夫妻俩还是算比较好地走过一生——当然江冬秀不少次怀疑他身边有其她人，胡适也没少剖白辩解，甚至有次江冬秀说“比如我死了，你的机会又多一个了”（1938年12月20日）——所以蒋介石送胡适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正如有传闻说胡适准备在美国结婚时，他曾回信给母亲坚定地说，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不必毁”与“不能毁”。这既是他对母亲的孝心与服从，也觉得自己与江冬秀订婚多年，不应该如此无情义，很看重自己事业与名誉的胡适，更深知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1908年胡适才十七岁，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一篇《论家庭教育》的文章，他说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母亲，因为父亲多半要外出谋生。同时他还认为要改良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办法是广（大）开女学堂。这时他早已与江冬秀订婚五年，其大声疾呼要广开女学堂，与他写回信要江冬秀给他写信、读书，何尝不是公私兼顾的一体两面呢？晚年他还在与医院护士谈话中说：

“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1961年5月14日）

其实他这心思江冬秀也早就有洞察：

“‘你要是讨了个有学问的太太，不就是天天同你在一块，照应帮助你吗？’这句话倒是冤枉我了。我并不想讨一个有学问的太太。”（1941年4月10日）

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未必就一定比江冬秀要好，但也许在他看来会提高管教好子女的机率，可见他一生于此萦系难忘。想起自家子女教育的亏欠，特别是在他看来“不成器”的“小三”胡思杜生死未卜，有这样的感慨也在情理之中。

母亲想赶紧让胡适结婚，在他到美国留学之前催逼，到美国之后也毫不懈怠地提及此事，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胡适也没有少谈“无后主义”。他分明知道结了婚是免不了要从母命，赶快有孩子，以满足她传宗接代的愿望的，但他依旧不停地发表此种不敢在给母亲的信提及的忤逆言论。1908年胡适通过观察三哥过继之事而写成《论继承之不近人情》一文，得出的结论是不在乎一家一姓之传宗接代，而在于服务社会。六年之后还在留美的胡适更发表《家庭的个人主义》，进一步申说家族嗣续传统的六大弊症，提倡“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而在母亲去世，孩子即将出生之时，写了篇《不朽——我的宗教》，将其升华为“宗教”——亦即信奉“社会不朽”。

在儿子胡祖望出生后，他那首有名的《我的儿子》也随即传播开来，一是说“无后主义”的牌子挂不起来了——其实胡适只是理论上提倡“无后主义”，实际生活里并没有刻意不要孩子，不然结婚不久且连生三个孩子就无法自圆其说，虽然我们能替他找的理由是讨母亲对其有后的喜悦——虽然“无后主义”的招牌挂不起来了，但他与鲁迅一样提倡父母于子女无恩，在彼时依旧是石破惊天的说法。所以诗末他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孝顺的儿子。”“堂堂的人”当然是服务于社会，乃使社会不朽。不做孝顺儿子，既符合他提倡的反孝道的价值观，亦算是下意识地对自己母亲在世时他所受到控制的一种反弹吧。

在这样的情境下，胡适与江冬秀又生了一女一儿，所以有人说他并不是真想挂“无后主义”的招牌，因为你说第一个孩子出生属于不小心的话，后两个完全可以“防范”。三个小孩子出生后，胡适的家庭责任感似乎并没有增加，在日记与书信里并没有多少显露。直到自己的女儿素斐去世一年半后，他对江冬秀说自己对不起爱女，如果早点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掉。他痛悔自己糟蹋孩子，有很深的负罪感，因而在梦中哭醒。更早的时候，江冬秀也说：“我们不容易两个孩子养的这样大，想启（起）女儿我完全害死了他，我想到这条路上，我很难的女儿。”（1926年3月4）胡适与江冬秀夫妻俩没有互相谴责对方不负责，推诿自己的责任，这当然是好的。不过，对待孩子，他们的确不如梁启超那样尽心，也不如高梦旦、赵元任他们两家，那样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朋友来一起游乐玩耍。

江冬秀没有管教孩子的经验，好像她的学习能力也有限，更要命的是胡适忙于应酬，她也忙于牌桌上的娱乐。这样一来，他们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非常有限，因为愿意且乐意陪伴孩子，只有时间不会撒谎。省略了这样的陪伴过程，其亲情的浓度与和谐程度都会打折扣，这对任何家庭都是如此。罗尔纲作为胡适的学生资质不差，但我们看《师门五年记》及相关忆述，的确看不出胡适夫妇花在孩子身上的精力有多少。尽管罗尔纲非常尽力，辅导与帮助胡思杜学习，但胡思杜的学习与生活习惯，并不尽如人意，这不能不说是父母缺席的结果。

胡适的克制是有名的，关于江冬秀的打牌，他只是没有一点火气的规劝：“你现在身体好吗？小三说你不可太劳心，我想这句话是不错的。你要多休息，少打牌。”（1941年1月20日）唯有一次说得比较重：

“我盼望你不要多打牌：第一，因为打牌最伤神，你的身体并不那么结实，不要打牌太多；第二，盼望你能有多一点时候在家照管儿子。小儿子有一些坏习惯，我颇不放心，所以你多在家照管照管儿子。第三，这个时候究竟不是整天打牌的时候，虽然不能做什么事，也应该买点书看看，写写字，多做点修养的事。这话并不是责怪你，只是我一时想到，写给你想想。”（1938年5月5日）

其实我想胡适对江冬秀热衷打牌有意见很久了，但胡适就是胡适，想了很久，却说只是一时想起，且说并非责怪。这种包容怒气的心胸实在广大到让常人只能望其项背的地步，但疏于对孩子的情感陪伴，终究会得到一些他们不曾想要的结果。

胡适乐应酬，江冬秀爱打牌——二人都向往热闹，胡适不在时，江冬秀还热衷认干女儿，两人都向外寻求他人认同与群体归属，孩子往往就可能成为暗中较劲的“家庭政治”的牺牲品——无暇管孩子也就罢了，最要命的是江冬秀脾气不好，是急性子，这对孩子不好的影响，更不可低估。在得知丁太太抱养了一个女孩子，江冬秀在给胡适的信里说：

“我看他不怕麻烦，我没有他的慢性子，我不能要别人的孩子。我连小三长长（常常）没有好口气，是自己生的，要是别人家，一听（定）我不疼爱了。我不会爱小孩子，你比我强得多。”（1939年1月1日）

胡适晚年还不无感慨地对身边的秘书与护士说：“小孩子教不好，都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缘故”（1960年1月6日），可见江冬秀的急性子，脾气不好，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令胡适印象深刻。

▲ 资料图：胡适与家人合影

【注】未完待续，本文原标题为《大师的亲情与伤痛：胡适家庭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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