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冉云飞

不管你是否喜欢鲁迅，他作为著名作家，只要我们谈及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忽略其存在。

作为一个曾经号召青年不要读中国古书的人，他的研究领域多在中国古籍与中国小说史领域；在人之解放的思想的影响下，他发现了人吃人的历史，写出了《狂人日记》《药》《野草》等直接引入“吃人母题”的作品；在一个要激发国人奋斗精神的时代，他却创作出《阿Q正传》这样“不合时宜”的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力作。

他是信奉进化论与尼采超人哲学的人，却对人性的丑陋绝望到多疑，多疑到绝望。《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之所以影响巨大，其实不在其创作手法之独辟蹊径，也不仅在其塑造人物鲜活而深具涵盖性，更在于其反映了文化批评家詹明信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写作——其实用后发国家的称呼更为准确而少意识形态——都近乎与“民族寓言”有关。

▲ 鲁迅画像

据齐宏伟兄的博士论文《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一书里第三章“鲁迅对《圣经》及耶稣”之研究，说明鲁迅对《圣经》多有涉猎，但饶是如此，说明他执着于“国民劣根性”的批评与改造——因为他所指冷漠、自私、怨毒、奴性等都不是中国人所独有，虽然中国的文化与制度使以上缺点互相发酵，往复作用，但以此称为中国“国民劣根性”，却不免犯了过度概括之病，这点我在2009年就曾撰文论及——对人性没有更为彻底的剖判。因为只对《圣经》当作知识来读，不承认人的原罪，是不可能更深认识人无所不在的罪性的，这也是鲁迅虽然用各种方式来谈论中国的吃人历史，却依然不能完全彻底洞穿人性真正幽暗深处之所在的原因。

▍ 一、许广平剜臂疗谁？

1982年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在日本读书时，与台湾姑娘张纯华恋爱结婚，鉴于台海局势仍处紧张状态，酿成当时海峡两岸一场大新闻。后来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父亲的遗产》一节中，在说及他儿媳张纯华“既传统又现代”时，提及他母亲许广平也是这样的人，“只是各自表现不同罢了”。是什么样的“各自表现不同”呢？

“且让我举个例子。我渐渐长大开始懂事时，有一回偶尔发现母亲左上臂内侧深深凹下去，似乎被剜去了一块肉。我当时抚摸着伤疤问母亲，她只随口回答这是过去的疮疤。到我长成十几岁的小伙子，又一次问母亲，她才告诉我：那时年少单纯，见父亲重病缠身，久治不愈，想起书中读过的‘二十四孝’中有一孝，叫‘割股疗亲’，以报养育之恩。我母亲便如法炮制，硬是将臂上一块肉割下来熬成汤药，让父亲喝了。可见传统的‘知恩图报’思想是如何深刻地在母亲头脑中扎了根。”（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p.355）

周海婴《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出版了十五年，因与鲁迅的关系而较受读者青睐，也不乏有些评论，但大多注意鲁迅活到1957年会不会打成右派的问题，以及周海婴因鲁迅书籍版权与出版社的纠纷上，而注意这一段“遗产”的人并不多。大多数普通读者将此书读得囫囵吞枣，并不令人意外。

但对研究人数之多到类似庞大就业机构的鲁迅研究界来说，除了一些比较令人忌惮的真问题不敢碰外，要么不少关于鲁迅的事情研究得比较深细，要么把鲁迅“研究”得到处充斥着重复的观点乃至抄袭，到了令人发中指的地步。

▲ 鲁迅一家

在我看来，对许广平剜臂疗亲这件事的忽略，令人不解与讶异。因为鲁迅小说的《狂人日记》《药》，散文《野草》里，对“吃人”一事的描绘，鲁迅研究者们应该并不陌生。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对“吃人母题”的全面关注特别是《狂人日记》在新文学运动发韧时就出笼，那么鲁迅的名声必不会像今天这样深广。

当然如果说关于许广臂剜臂疗亲这段文字完全没有人注意到，那也不是事实。比如出版过不少研究鲁迅的著述——如《鲁迅与他的论敌》《关于鲁迅的辩护词》《孤岛过客：鲁迅在厦门的135天》《鲁迅与胡适：“立人”与“立宪”》等的鲁迅研究专家房向东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只不过他对此的言说值得商榷。

2015年房向东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短文《鲁迅和“吃人”》，内容说鲁迅写了关于吃人的著名小说，却无意间吃了他妻子的肉而不自知，并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无意间吃了“妹子”的肉类比，感叹人世间的吊诡莫过于如此。我注意搜罗古今中外的吃人史料有年，周海婴这段回忆与“遗产”，岂能漏过？老实说，粗读一过，我也得出的是与房向东一样的看法，也觉得写了著名吃人小说与散文的鲁迅吃了自己“妹子”的肉，甚感荒诞与吊诡。甚至早在几年前与朋友们聊天时，也表达与房文近似的看法。但我再细味周海婴的回忆，却觉得房向东的看法并不那么靠得住。

粗看周海婴这段回忆，的确文辞模棱两可，难以遽下断论。文中的“见父亲重病缠身，久治不愈”，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身上。据1993年8月李绍华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的《关于〈鲁迅日记〉中的病历记载》说，鲁迅日记中的病历记载多达550条以上，分为三个阶段，1912—1921年基本健康（共有130条记录）、1923—1931年逐年下降（180条记录）、1932—1936年病情逐年加剧（超过200条记录），终至不治。

1936年1月感觉肩与胁之疼痛，至此断续有病，后来还是死于与肺部有关的疾病——有说死于肺结核，有说死于自发性气胸等——这说明的确“久治不愈”。但是否是一直重病缠身呢，从现存记录来看，不太支持这个看法。因为1936年6月以后还有所好转，病逝前两天还访过内山完造等。

不过，即便支持“重病缠身，久治不愈”的说法是指向鲁迅，但文中所说的“年少单纯”与“以报养育之恩”，就可以直接否定文中的“父亲”是指鲁迅。鲁迅对许广平再好，其所要报的也不可能是“养育之恩”，而鲁迅真正重病是从1936年3月开始，那时许广平已经是38岁的人，怎能说是“年少单纯”呢？而许广平与鲁迅真正开始写信交往时已是27岁的成人了，也与“年少单纯”无关，何况那时鲁迅正生龙活虎地准备与她谈恋爱，哪里谈得上需要她“剜臂疗亲”呢？

我的判断是许广平之剜臂疗亲，是指剜臂疗她的父亲。关于许广平所在这支广东许氏，从其家世来看可谓人才辈出，但就是缺少其父亲的材料。

不过据《新金融观察》2012年12月刊发作者徐行的文章《叛逆女子许广平那段传奇》可知，许父去世于1917年，那时“剜臂疗亲”则可谓之“报养育之恩”与“年少单纯”。因为许广平生下来第三天许父在一场酒局上于大醉中将其许配给当地马家，但这不合生性豪爽叛逆的许广平之意，不过这对父亲在当地造成不小的信用压力和道德失分。

在父亲亡故的1917年许广平赓即逃婚至天津姑母家寄住并于此读书，1921年她写信给广州的家人时还说：“生时即屡见慈父重锁双眉，家人亦颦蹙密语……则闻马家事，以至终生终世抱病含愁。”正是在对父亲因她的事加重病情的抱愧之中，才使比较叛逆及现代的她，做出顺乎情理与逻辑的剜臂疗亲“孝”举。

许广平和周海婴当然对鲁迅的反对吃人，是再清楚不过的。所以当许广平给儿子周海婴说其疮疤的故事与周海婴转述其母的意思时，对于剜臂疗亲的事，都包含着否定的意味与态度。这当然并不仅仅是他们秉承夫志或父志那么简单，而是剜臂疗亲，对于治病的确“然并卵”，成为一种稍微正常的人都具有的普遍常识。

鲁迅对中医的反对由来已久，其日记多记所请为西医特别是日本医生，连中医都反对，许广平彼时何敢做出剜臂的举动来“疗”鲁迅呢？你可以说她背地里做，但揆诸常情，这事应该不会发生，因为许广平不是铁打的，那“左上臂内侧深深凹下去”的伤疤的疼痛，不可能不被鲁迅知情。何况那时周海婴还小，家中诸事都需要她的操持，哪能有时间让她剜臂后躲起来，不让鲁迅知晓呢？而且彼时鲁迅已经有病，更不能离开她。

许广平这个早愈的疮疤想必鲁迅是看到过的，或许他并没有在意，倘使他知道许广平曾经剜臂疗亲，不知他作何感想？难道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么？深通人情世故的鲁迅或许不会就其“年少单纯”时所做的事，有过于矫情的批评，何况她是自己争得的爱人。

也许他内心里会惊叹自己借狂人之口所说如下的话：“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真像魔咒一样有解释力。

▲ 鲁迅先生

▍ 二、关于吃人伟论的影响

除日本学者桑原隲藏20世纪初期发表的《支那人食人肉的习俗》（《支那人食人肉の风习》）专论，以及上个世纪90年代美籍韩裔学者郑麒来出版的《中国古代的食人：人食人行为透视》的专书外，中国人中对吃人的历史与制度看得比较透彻的人尚没有超过鲁迅与周作人兄弟的。

1949年前很多作家都是喜爱读杂书的人，大先生二先生两人更是其中的翘楚。周作人喜爱谈吃，其中有两篇谈“吃”，特别是第一篇堪称史料之獭祭，一为《谈食人》，二为《吃烈士》。当然要说史料，自然超不过黄粹涵先生编的《中国食人史料钞》，不过这都是后出转精之作罢了。

但是以文学形象描述吃人制度与历史的，却当以鲁迅为旗手。此前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里的吃人，其现实意涵远大于其象征性。也就是说，吃人就是吃人，几乎不涉及制度及人性的批判与探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从题材及寓意上都具有开创性，一如詹明信所说的“民族寓言”。其辐射所及，对后来的创作者，几乎有美国学者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比如莫言《酒国》、陈映真《乡村的教师》、田耳《掰月亮砸人》之写吃人，与《狂人日记》相比，艺术创作技巧或各有不同，但在对吃人之制度与人性的洞察上，尚未有超过《狂人日记》者。

当然若与《圣经》对人性的彻底洞穿相比，《狂人日记》则逊之远矣。全备的新旧约《圣经》并不看重“国民劣根性”这种近乎“种族性”的论断，而是用人的普遍原罪涵盖地上万民，这显然更能直击人性的真实状况。

人吃人有很多原因，如战争（缺军粮）、饥荒等，这大多是求生性吃人。求生性吃人自然也应该谴责，但最令人惊悚的是习得性吃人，这是学者郑麒来对中国食人史的总结。所谓习得性吃人，其实是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的“习得性无助”这一概念演化借用而来的。

所谓“习得性无助”，就是指习得自己的行为无法改变结果的感觉，并由此放弃其他诸种尝试与努力。而“习得性吃人”就是指吃人很多时候不仅没有道德障碍，甚至还成了一种正向激励机制。如为复仇泄愤、尽孝尽忠而吃人，许广平的剜臂疗亲，就是典型的习得性吃人例子。郑麒来几乎将正史当中的“习得性吃人”网罗殆尽，可惜他很少注意到地方志与族谱等方面的史料，其甚夥可想而知。

众所周知，李时珍《本草纲目》“人部”里列出37种与人有关的“药材”，诸如爪甲、牙齿、人屎、人尿、人骨、眼泪、人汗、人精、人胆、人肉、人血、木乃伊等，由此构成284个医方。当一个社会可以把人肉、人骨等当成药材来使用时，对患者疗效的切盼，与晚辈亲人尽孝之道德激励，就形成了强大而普遍性的“化学反应”——我称之为“寻求归属感的共振”，使得一个人不这样做就会变得另类，被视为怪异，离经叛道，而缺乏安全感。

换言之，对中医疗效的热切揣摸与孝道压力构成的道德，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食人为何有“习得性吃人”这一特殊性的主要原因。全国各地从古至今的地方志、家（族）谱等典籍里，所藏着的割股（剜臂）疗亲等行为的事例，至今并没有一个真实像样的数字统计。这种事实上的吃人，与贞节牌坊的提倡和建立，共同成为压抑人性的“杀人”且有可能“食之”的基础。

很多人以为《狂人日记》只是小说，“吃人”只具有象征意义，其实这小说才发表不久，鲁迅就在致许寿裳的信里表达是在读《资治通鉴》时，看到人吃人的历史，所受的启发。同时《药》里面的吃人血馒头，众所周知取材于徐锡麟、秋瑾的事迹，这也得到了日本企业家、传记作家永田圭介《竞雄女侠传》一书的证实（见《血馒头》一节，p.321）。同时，《狂人日记》发表不久，鲁迅彼时的同志、“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吃人与礼教》，完全是用历史上的吃人事实为鲁迅助拳。

有很多人只愿意承认鲁迅所说的吃人，具有象征意义，却不愿面对那些正史、方志、家谱、集部、野史笔记等里面关于吃人的记录，这种讳疾忌医的态度，正是这样的历史，得不到很好研究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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