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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至1987年是台湾社会变革很重要的年份，别说党外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就是“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所组织的“老兵返乡运动”也可谓轰轰烈烈。诸种民意浪潮的合力，需要官方一个更为适切的回应，终至在1987年7月15日，由病势日笃的蒋经国宣布终止38年对台湾社会的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同年10月14日允许民众到大陆探亲。这样的大事，应该是当年全球最重要的新闻之一，尤其令中国与美国至为关切。

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大陆对台湾1987年政令变化的关切可谓是全方位的。民间关切的主要群体当然是台属，这事关他们分隔几十年的亲情及相关利益。官方关切的核心部门是中央至各级地方的台湾事务办公室，因为事涉台湾事务诸方面的运营主体就是他们。夹在官民二者之间的研究台湾诸问题的学者们，也没有闲着，特别是台湾问题研究重镇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反应极快，这一点从我所搜到的《台湾知识讲习班讲义》一书里就不难看出来。

《台湾知识讲习班讲义》分上下册，十六开，共327页，由厦门台湾学会、厦大台湾研究所内部编印。从所写内容，以及文末与讲课时间来看，可初步断定讲义编成于1987年6月至9月之间。我拥有的这一套《台湾知识讲习班讲义》，是从一位学员那里流落出来，上面有他的一些批注，并注明了不少人的讲课时间。最早的讲课时间是1987年10月12日，最晚是10月22日。是书收了十八篇文章，涉及台湾问题范围比较广泛，政治（现实时局、党外运动、美台关系）、历史（台湾历史与现实关系、台湾的战略地位）、经济（含贸易）、军队（情治系统及军人干政问题）、文学、民俗、民族、妇女、社会、对台宣传诸问题。但唯独没有涉及宗教信仰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与作用，在一个充斥无神论的社会里，也许他们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明白人都知道，谈台湾党外运动及社会的民主转型，不谈基督教长老会的作用，绝对是个不小的疏忽。

十八篇文章由十三位作者完成，这些人基本上后来都成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骨干，如陈碧笙、范希周、陈孔立、陈国强、邓利娟、黄重添、朱天顺等。文章最多的作者是邰宝林，有四篇，分别论及国民党二代精英、蒋经国去世后可能的军人干政、妇女及社会问题；次为杨锦麟三篇，所论为党外运动、情治系统、台湾政局发展历史及现状。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二位后来基本没有继续在台湾研究领域里深耕，前者出了一本通俗书《台湾社会奇闻百态》（后演变成《台湾社会奇闻大观》、《台湾社会奇闻档案》），后者则在写了一本《李万居评传》后，进入媒体行业，享有大名。偶在台湾大选时充当评论者与报道者的角色，能用自己曾经的知识储备，评论观察得比一般人要靠谱一些。

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几乎没必要谈到学术研讨会的级别。但在我们的生活境遇里，讲习班的称谓与曾经存在过的讲习所一样，很难不让人将其与相关的意识形态联结起来。我不知道这个关于台湾知识讲习班举办者的级别，但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重要性来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相比，厦门大学台湾问题研究所更得地缘、血缘、语言、习俗、搜集史料等方面之便——不可小视。从对1986至1987年台湾政治变化现状的反应之快、应对之全、讲者水平之高，我猜测这样的讲习班，至少应是对福建省县级以上对台领导干部的培训。因为福建省对台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是全国任何省份都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们才可以理解这个培训班开讲期间，正是国民党允许民众到大陆探亲的时间，这说明此一台湾知识讲习班的前瞻性。《台湾知识讲习班讲义》的作者，按彼时的年龄分可分为老一辈学者如陈碧笙、朱天顺，中年学者如陈孔立、陈国强，年轻一代则有范希周、杨锦麟等，并由此对他们的文章做一个大致的阐述。

作为老一辈学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陈碧笙在《台湾的战略地位》一文里，对台湾如何因应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交恶，大陆与美国外交互动，马上被取代联合国代表席位的窘境，有一些细节颇有意趣。“1968年4月，苏联特务维克托·路易斯曾访问台湾五天，与蒋经国密谈”，接着是为《卫报》撰文的佐尔扎到台拜会大蒋、小蒋。次年国民党就把“反共抗俄”的口号，改为“反攻复国”，并把宋美龄任会长的“中国妇女反共抗俄联盟”改为“中国妇女反攻复国联盟”。1971年9月基辛格访问中国，且在中国大陆即将获得联合国代表席位的情况下，彼时台湾“外长”周书楷说：如台湾地位毫无希望的话，国民党可能与苏联结成联盟，且与其他共产党国家谋求更好的关系。并引用丘吉尔的名言，如魔鬼能拯救英国的话，他甚至不惜与俄国结盟。其悲壮亦如此。（pp.109—110）

外交上的风云激荡，一般人只看其大，其实从小处着眼，也是可以一叶知秋的。与上面所说同期的时候，一向不露面的蒋方良也在台湾电视上露面两次，数次回苏联，且受勃涅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接见。台湾官方在一些著名的团体中取消了“抗俄”的说法，并不表明民间能同步进行。因为表面不抗俄可以，但反共就难免实质上要抗俄，比如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台湾不仅形成一股翻译索氏作品的热潮，而且出版了刘孚坤、吴琼恩合编的《索忍尼辛的震撼》（先知出版社1976年版）等，带有一定研究性质的书。索氏1978年在哈佛大学发表著名的演讲《一个分裂的世界》（分别有马英九、李玉成的中译）与访问台湾后，王绍陵等著的《勇者的言证：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说及其反应》（中央日报1978年版）、《索忍尼辛的诤言》（远东书报社1978年版）、吴丰山等《索忍尼辛及其访华始末》（自立晚报1982年版）、《索忍尼辛与自由中国》（中央日报1982年版）等书陆续出笼。以后我会用专文《索尔仁尼琴与台湾》来申发此事的特别意义。

而朱天顺的学问要比陈碧笙差，他在《台湾民俗概要》里的一些提法颇令人喷饭。在说到台湾受外来习俗影响时，他说台湾人在对比蒋政权的腐败且不了解大陆的情形下，有崇拜日本、欧美的风气，色情行业泛滥。“由于西方腐朽文化的侵饰（蚀），加以蒋帮长期以来提倡‘无烟工业’，出卖台湾妇女的灵魂，以色情引诱外国人到台湾观光以增加外汇收入，因此，台湾城镇色情行业较多。”（pp.165—166）这种说法，当然不是他的“研究”，而是此前对台宣传中所习见。如1978年6月广州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编印的《揭蒋评论》（对台宣传稿选）：“更加令人气愤的是，蒋经国甚至大搞所谓‘观光外交’、‘无烟囱工业’，不惜出卖台湾妇女的色情来换取外国观光客的钞票。”（p.8）作为一个学者，十年后在给对台干部做培训时，还说这种不过脑子的话，面对即将到来的台湾民众到大陆的观光，何以自圆其说？

虽然这本讲义里并没有专文论及宗教与台湾社会的关系，但在《台湾民俗概要》里肯定其他信仰的同时，朱天顺说：“近几年来，由于基督教和天主教竞相派遣传教士到高山族居住区宣教，并用物质引诱他们入教，有一部分高山族同胞受骗，成了教徒。”（p.178）这当然是一种不得体的偏见，更不是一个学者冷静客观的态度。事实上，对原住民传教此前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虽然他不可能提前读到胡慧玲撰文的《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望春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但要了解这样的信息，以他就职的研究所的便利、拥有的政府资源，是不难查找到的。在我看来，除了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外，还是学术上的不诚实与懒堕所致。

讲义的学者们在政治正确这一点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不然政府不会让他们来培训其对台干部。陈孔立在《台湾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批驳台独的若干观点（提观）》一文里，他借一位台湾教授之口说：“‘厦门大学以台湾史的研究为主……不无配合统战的用意’，可见他们对台湾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很注意的。”（p.316）正因为如此，陈孔立还是说了些务实的话。针对有人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陈说“不要以为越古越好。有人说早在周朝台湾就是中国的。不科学，受到反驳”，说台湾的习俗许多与大陆一样，“但也不能夸大，以为台湾同胞的看法都和我们一样，说台湾70%以上的人主张统一，甚至要台湾同胞和我们一同建设四化，那是错误的想法。关于高山族和汉族的关系，也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并不是一惯团结的”（p.317）。对于台独的观点，他没有提到廖文毅、廖文奎兄弟，也没有提到彭明敏、王育德、辜宽敏，更没提到美国人葛智超，主要以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为中心，这大约也是1993年8月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编印《评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一书的滥觞。因为这书里不仅收了陈孔立同事朱天顺、韩清海等人的文章，也有他《评所谓“台湾汉人”与“大陆汉人”》一文。

至于邰宝林谈蒋经国去世后，不排除有军人干政的可能，看上去分析得有点道理。但他几乎只字不提美国与大陆因素，对台湾可能出现的军人干政之牵制，这使得他的立论缺陷非常明显。同时在论及内部选项时，也少及蓬勃的党外运动，与竞争意义上的现代政党政治，对军人干政的可能影响，其未能准确预料台湾的政治走向，自在意料之中。《台湾社会问题面面观》一文也没有多少出彩处，但他在最后一段总结时还是颇能带来一点思考：“为什么台湾的社会问题如此之多，却缺少社会运动去解决呢？经济、政治、社会三位一体，制度相联，三者荣枯，彼此影响。……从执行（政）当局角度讲，他们出于维系政权统治的需要，对社会运动有所顾忌，于是采取诸多措施限制社会运动的开展。”（p.267）

杨锦麟三篇论及党外运动、情治系统，以及台湾政局的发展线索与当前现实，其务实程度总体说来，高于他绝大部分同事，虽也有策士心态，但陈腐的意识形态腔调相对较少。他后来写过《李万居评传》，但他在写党外运动一文时，却基本不溯及选举制度的存在，对台湾党外运动的形成，最终导致民进党组党成功的重大影响，殊为令人不解。但他在估计彼时台湾政局与党外运动时，提及有人说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使台湾走向民主政治，实在是很高明的对付中共统战的杀手锏。对此，杨锦麟在《一九八六年台湾党外运动总论》（p.22）和《台湾政局发展的主要线索及当前形势的主要特点》（pp.207—208）几乎说了相同的话，兹引后者：“我们的政治对手比之过去不是更衰弱，更腐朽，而可能是政治手腕更高明，在政治斗争上更不易对付。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不能轻视我们政治上的对手，对台工作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杨氏实在是一位真正为官方着想的研究者，比起那些给官方说好话、灌蜜糖的研究者，至少有一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感觉。

注：本文原标题《30年前的〈台湾知识讲习班讲义〉》，发表时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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