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话文化”和“真话文化”:组织的永恒话题
近日一文《刘强东痛批京东中高层,拿PPT欺骗自己!只有1.5个人说真话》引发热议,“首席组织官”创始人房晟陶撰文《真话和听话能否兼得?如何建立“真话文化”?》,“12个德鲁客”主理人康至军撰文《遇到CEO吐槽“公司只有1.5个人讲真话”,德鲁克会怎么说》,都值得阅读和深思。
有人也许揶揄京东,我却恰恰认为点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尊重。京东给所有公司提了醒,点出了这个让无数的组织“一号位”头疼不已的大问题。
🌳 何为“听话文化”、“真话文化”?
讨论问题之前,得先明确问题,厘清定义。何为“听话文化”、“真话文化”?
“听话文化”,简单说,即“一言堂”,领导一人决策发令,下属不辨对错,只负责执行。也就是说,领导是组织的“大脑”、“嘴巴”,负责思考和发号施令,其他人只长“耳朵”和“手脚”,负责听令和执行。
“真话文化”,简单说,即员工有能力辨识实情,有表达的能力和意愿,敢说实话,不捂盖子。组织只有拥有“真话文化”,才可能集众之智,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以福特和通用汽车(GM)这两个处于美国同时代、同行业的企业为例。
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是T型车的发明人,后来他试图建立自己的专制王国,公司内部逐渐形成了“听话文化”。他曾说:“我明明只想雇一双手,为什么来了一个人?” 这种文化让福特不敌通用,甚至差点搞垮福特。幸亏他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继任后,从文化入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挽救了福特。老福特的“听话文化”差点儿葬送福特,小福特用“真话文化”挽救了福特。
在那个时代,通用一直是福特的强劲竞争对手。通用汽车CEO斯隆,在公司鼓励唱反调,建立“争议决策”的文化。其实这就是“真话文化”。
所谓“争议决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必须要有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如果百分之百的人都赞成一种意见,就暂时不能拍板,待详细调查研究和充分讨论后,再决策。换句话说,就是需要听取“真话”,平衡利弊,以选择最佳决策方案。斯隆很高明,他知道如果没有反调,这个决策其实是不充分的。
1940年代,斯隆经常让德鲁克参加通用内部的高级主管会议,会后特意询问德鲁克的意见。有一次德鲁克反问道:“斯隆先生,您这么问不是多此一举吗?毕竟您是有50年经验的老前辈了。”斯隆答道:“正因为如此,我才在乎你的意见,而且应该重视。50年来,我一直是大老板,习惯照着自己的方法做事。我最好能发现自己是不是个赤裸的国王。除了你,在通用没有一个人会告诉我的。”
斯隆是清醒的。刘强东也是清醒的。任正非早就醒了,而且制度性地安排并保护“蓝军”,以保证总有人能给大权在握的“红军”提出不同意见,以避免资源独揽、大权在握的“红军”犯下不可挽回的大错。
若干年后回望,“京东只有1.5个说真话的人”,或许会成为中国企业组织能力走向更高台阶的一个小路标。
🌳 “听话文化”、“真话文化”,
哪个让组织更有效?
尤其是志在创新的组织,必须首先树立“真话文化”。
以Google为例。创立初期,联合创始人招聘最前面的500个工号的员工时,就确立了一条重要的招人原则——必须具备“反权威”的精神。所谓“反权威”精神,本质上就是有能力和勇气“说真话”。500位不盲从权威的聪明人聚集起来,其能量可想而知。Google非常明白,要想创新,首先就不能招一群“听话”的人。最初的组织成员对组织文化建立至关重要。做出创新产品之前,Google首先得防止公司成为“听话文化”的温床。
瑞.达利欧创立的桥水基金也是如此。达利欧在组织内部建立了一个叫“创意择优”的决策方法,本质上就是让“真话”涌现出来,防止那些只会“听话”、不长脑子或人云亦云的人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任正非所说的“组织熵增”,其中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组织内“真话”变少了。在组织内部,“听话文化”是自然形成的,是组织衰老(熵增)的表现。而“真话文化”却是一种像“抗衰老”那样难以保持的东西,是逆人性、反自然规律的产物。
可以说,“真话文化”是一种组织能力,一种组织保持活力的能力,它并非自然产生。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保全自己。让人说真话,是一种组织需要刻意修炼才能获得的能力。
华为提出的“方向大致正确,组织充满活力”,已是企业界的共识,而“真话文化”就是确保其实现的一个法宝。组织中的沉默、顺从和对真相的视而不见,如同“房间里的大象”,是杀死组织的利器(Elephant in the room,隐喻某件虽然明显却被集体视而不见、不做讨论事情或风险)。
🌳 “真话文化”,不止企业需要
二战期间,最终盟军战胜德国,和丘吉尔设立得力的情报部门收集前方真实战情密切有关。而希特勒的迷之自信,一步步成为自己输掉战争的源头。即便战争大势已去,希特勒身边的人也不敢告诉他实情,以至于战争结束前夕希特勒还误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任何一个健康的组织,都会有意识地保护说真话的能力,这是组织的生存之道。这也是为何将媒体记者冠以“无冕之王”,这是给他们说真话、揭露社会黑暗和不公的通行证和护身符。
当然,绝不能要求说话人的每一句“真话”都必须正确。如果苛求每句都毫无瑕疵,无异于扼杀了说“真话”的土壤。每个人都是有限的,都只能从360度的每个角度看问题,不可能全面、完整、绝对正确。但是,鼓励说真话,允许说真话,说真话的人就会多了,就有可能拼成接近360度的“实景”,决策者就有条件依此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企业如此,学校如此,社会也如此。
几乎所有衰败的企业、被替代的王朝,都是因为失去了说真话的能力和动力。写到这里,让人不禁想起陈寅恪先生提出“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灵魂”,蔡元培先生给北大立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帮助一个社会保持说真话的能力和意愿。
□ 延伸阅读 □
1. 《房晟陶:真话和听话能否得兼?如何建立“真话文化”?》,首席组织官
2. 《遇到CEO吐槽“公司只有1.5个人讲真话”,德鲁克会怎么说》,12个德鲁客
3. 《如何让“逆人性”的创新发生》,管理进化论
4. 《斯隆:鼓励唱反调》,管理进化论
5. 《费曼:任何伟大的科学成就,都源于思想自由》,管理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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