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打卡，打完卡，开电脑。”

“然后看看豆瓣，看会儿稿，看看邮箱，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在干冷的北京冬季，图书编辑朱岳在灰暗的镜头前，展示了自己平凡而枯燥的一天。

朱岳形容自己的日常工作

这个片段，出自B站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豆瓣评分高达9.2。

导演罗颖鸾说，他们原本想拍摄一个像日剧《重版出来！》那样的燃系故事。只不过，编辑们的真实生活，都有点丧，看不见多少波澜起伏。

直到后来，随着镜头缓缓深入，这份平淡工作背后的动人故事，才逐渐浮现。

在奉行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里，依然有这样一群人，将“读书”视为现代生活的一道光，相信书籍作为载体所传达的力量。

从创作、编译、流通到分享，他们带着一腔热忱长久地投身其中，凝结成人们手中的每一本书。

写小说是当上帝

做编辑是当杂役

朱岳，小说家，豆瓣秃顶会会长，后浪出版公司文学主编。

曾创作短篇故事《手指被切除后安上面条的女朋友》《胸腔里长有小型影院的“默片人”》。

导演罗颖鸾这样描述：“朱岳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很丧，整天精神恍惚，内心却始终有一腔热血，怀抱并坚持自己文学理想的人。”

朱岳的T恤上，印着“精神恍惚”四个字。

和许多被现实撕扯的年轻人一样，对朱岳而言，写小说才是他的终极梦想，编辑不过是一份糊口的工作。

他在编辑这份岗位上“茫然颓丧”地度过了近十年，直到一本书的出现，才改变了他的想法。

台湾作家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戏》。

袁哲生，被誉为“撑起21 世纪台湾小说江山的两位作家之一”，却在三十九岁那年自杀身亡。

《寂寞的游戏》是他的一本遗作。

读这本书的时候，朱岳也刚好三十九岁，他被书中的文字和情感所打动，脑海中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 —— 这样的好书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朱岳和同事整理袁哲生作品《送行》文稿。

然而新书推介的过程并不顺利。

“当时是我的营销同事跟100 多个人去推荐这本书，都不愿意要。”

朱岳去找一个铁哥们帮他推，对方却说不用这个我不看，气得朱岳直接把他拉黑。

在此之前，他从未对自己的编辑工作如此较真过。那是朱岳第一次发现，就像写作一样，可以把编辑当成一件“事”来做。

幸运的是，在朱岳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之下，《寂寞的游戏》终于获得了媒体推荐，并被广大读者们认可。

自袁哲生之后，朱岳逐渐发掘出一批优秀的华语作家，例如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中国台湾作家黄国峻和童伟格，并陆续将他们的作品带到大陆读者面前。

“华语文学已经发生了一场爆炸，却因为发生在大陆以外，相对比较边缘的地带，几近无声。”

而朱岳想做的，就是通过出版和推广这些作品，让华语文学的爆炸能波及更广，获得更多的作者。

然而，推广相对小众的纯文学作品，并非易事，朱岳常常为此陷入焦虑。

朱岳梦见纯文学作品销量不佳，被领导问询。

尽管现实令人沮丧，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挖掘作品、推销书籍，希望以好作品抵抗语言和文化的劣化，并为纯文学找到一条在商业时代持续运转的道路。

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相信文学的未来，不会是鲁尔福笔下铁板一样的土地，而将是一块肥沃、丰饶的土地。”

译者即叛徒

范晔，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高中毕业那年，因为西班牙语教授赵振江的一句“拉美文学大有可为”，范晔选择踏入西班牙语系。

很快，繁杂的课业让他不禁开始怀疑人生。

直到进入高年级，学完了基本的语法知识后，范晔才开始真正接触西语文学作品，领略到西语的魅力。

范晔的译作

为了推广西语文学，范晔踏上了翻译这条道路。

最初，他只是把翻译当做日常工作之外的兴趣，直到接到一项重大的挑战。

《百年孤独》

2010年，新经典文化公司购得了《百年孤独》中文版的正式版权，在出版界引起不小的轰动 ——  这部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小说之一”的文学巨著，此前从未获得中文版的正式授权。

1990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访华时，看到书店里摆放着《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不禁震怒。

他从未授权出版过任何中文版作品，书店卖的全是质量参差不齐的盗版。

访华结束后，马尔克斯放下狠话： “我死后150年，都不会授权中国出版《百年孤独》。”

直到20年后，在新经典文化总编辑陈明俊的不懈努力下，马尔克斯才终于食言。

加西亚·马尔克斯

这个插曲，为《百年孤独》在中国的出版，蒙上了一层更加珍贵的意义。而范晔正是翻译人选之一。

他想过拒绝 —— 作为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学者，有前辈的珠玉在前，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但《百年孤独》本身就是极大的诱惑。

用范晔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学武之人和功夫大师过招的机会。”最终他顶着压力，接下了这项任务。

被翻掉页的《百年孤独》原作

《百年孤独》的翻译，最终获得了广泛认可和好评。

但译者终究不是习武之人，与大师过招之后不会有豁然开朗的高光时刻。

但丁有一句名言，“翻译者即叛徒。”

在范晔看来，翻译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与原文相比，译文永远有所损失，而译者永远还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这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情，并不会随着经验的增长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不过，无论是这种自我怀疑，还是忙碌的日常教学工作，或是翻译的微薄收入，都不会阻碍范晔在翻译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 因为“拉美文学大有可为”。

而范晔的使命，正是帮助国内读者突破语言的藩篱，进入拉美文学的奇幻世界。

在未名湖畔读书的范晔。

板凳一坐，一辈子冷

《中华书局》古籍整理编辑这一岗位，被评价为“板凳一坐，一辈子冷”。

俞国林在这张板凳上做了十八年，而其中十三年的时间，都在为同一本书奔走 ——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俞国林发现郑天挺日记完全出于偶然。

某日，他在阅读历史学家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时，发现里头摘录了一段郑天挺1944年1月的日记节选。

普通读者大概会将这段节选一翻而过，俞国林却立刻察觉到这段文字背后的重要意义 ——

郑天挺不仅是中国二十世纪早期重要的历史学家，更是西南联大的总务长，负责学校日常的各类杂事。

倘若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有所留存，必然会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生活史的重要一手材料。

于是，他立马联系了郑天挺先生的家人，并欣喜地得知郑老先生的几十本日记基本上都还保留着。

然而在联系出版的过程中，俞国林遇到了不少困难。

郑先生的后人们对于出版日记一事的意见并不统一，有人认为个人日记存在私密性，不适合公开。

在取得家人统一意见之前，这本日记暂时都无法出版。

对此，俞国林虽然理解，却也没有放弃努力。十几年来，他坚持每年到南开大学拜访郑天挺先生的儿子，郑克晟先生，两人还成了忘年之交。

俞国林说，“我是这儿的常客”。

2017年，郑天挺先生的后人们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将父亲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出版。

一得到消息，俞国林马上赶到南开，从郑克晟先生手中接过了厚厚一摞日记。

俞国林发现，郑天挺在日记中巨细靡遗地记录了许多生活细节，其中所呈现的已经不仅仅是西南联大文化思想史，更反映了抗战时期的经济生活场景。

“郑天挺的日记从1938 年1 月1 日写到1946 年7 月14 日，几乎贯穿整个西南联大时期，内容详实，巨细靡遗。涵盖了治学、教书、交通、学校事务、学人交游、日常饮食等各方面。”

俞国林原本预估，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最多不超过五十万字，整理之后竟有七八十万字。

2018年，《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终于出版。历时十三年，俞国林和同事们终于把这部从书海中无意发现的珍贵文献，推到了大众眼前。

日记中还夹带了当时著名学人之间的交流、题字；均成为重要史料。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出版，是俞国林职业生涯中难得的高光时刻，但这样的快乐短暂而隐秘，在更长久的时间里，他常常与焦虑相伴。

书籍出版后，读者总能率先指出错误，令他非常自责。

《但是还有书籍》展现了一副多元的人物群像 ——

在台北经营二手书店的吴雅惠，中国绘本界的先驱蔡皋、书籍设计的创新者薄英、通过新媒体推介读书的社科院研究员杨早……

蜗牛和lulu是一对年轻夫妻，他们带着一座移动书店行走中国。

他们的共通之处，并不止步于对书籍的热爱，还有义无反顾的行动 —— 忍受孤独与清贫、外界的不解、自我的怀疑……

面对重重困难，他们仍然选择把精力投入到书籍的生产和流转当中。

不久前，制作方在网上开始向观众征集第二季的选题，明年将继续在B站播出第二季。无论镜头将会聚焦哪些人群，可以确定的是 ——

书籍绝不因其本身而高尚，而是促成了人与人、思想与思想的交融，才打动了千万人心。

纪录片的标题来自波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同题诗歌。 

上世纪六十年代，米沃什在历经动荡之后，回头看到书籍中永恒的文字，写下了《但是还有书籍》：

“我们永存”，书籍说，

即使书页被撕扯，或者文字被呼啸的火焰舔光，

书籍比我们持久，

我们纤弱的体温会和记忆一起，冷却、消散、寂灭。

作者 | 韩羽桐

编辑 | 毛叔

运营 | 老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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