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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发展论坛上,人们如何谈论“行业基础设施”?

顾右左 南都公益基金会 2023-12-18

 


“行业基础设施”这个议题终于出现在行业的公共视野中了。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闭幕式上,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在总结发言时指出,现在行业建设当中,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有3个,一是理论模块建设,就是知识的生产;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行业的公共平台;三是生态系统建设。

本次年会上,敦和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沃启基金会、资助者圆桌论坛(CDR)举办了一场名为“开聊行业基础设施 不止听还有行”的平行论坛,坐得满满当当的会场里,人们倾听和讨论。“行业基础设施”从一种模糊的观念走向实题,触动更多思考。

如果你曾听到有人谈“行业基础设施”,却不了解它是什么;如果你想知道中国公益发展这么多年,为何此时“行业基础设施”变得如此紧迫,你可以查阅本次论坛的讨论内容。

我们对内容进行精编,将最精华的部分呈现为7个问题。请往下看。

一、什么是行业基础设施?


在本次论坛的开场演讲中,陈越光开宗明义,指出基础设施是行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固化和行为化的公共服务。它有几个特征:公共性、开放性、互联性,在行业建构的层级上,还有基础性的特征。


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沃启基金会与全球资助者支持计划(WINGS)合作,翻译并引入了以慈善基础设施为主题的系列文章。此次论坛上,沃启基金会项目经理吴伟明发布了基于该系列文章的汇编手册,并介绍了内容重点。他表示:“慈善基础设施就是以慈善为主的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硬性的基础设施、软性的基础设施。硬性基础设施就是构建起整个行业的有形的资源,比如机构、资金等;软性的基础设施就是与慈善相关的文化、法律制度、规章等。”


值得注意的是,慈善基础设施组织是致力于建设慈善基础设施的组织,其本身也是慈善基础设施。


关于“行业基础设施”的提法,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李健指出,国际称之为“慈善基础设施”,国内有“公益行业基础设施”的提法,两者概念不同。“行业”是工商业类别,往往与职业相关,比如餐饮行业、服务行业。公益慈善是不是一个行业?政府文件从来没有提过“公益行业”这个词,而是称之为“公益事业”,例如企业CSR部门员工、个人志愿者并非公益行业中的全职工作者。因而,从严谨性来讲,“慈善基础设施”的提法更严谨。


二、为何我们今天要提行业基础设施?


中国公益行业发展至今,为何开始提出要建设行业基础设施?陈越光认为,在过去,行业习惯于从微观、细微和个体做起,到今天,需要建立起行业性的视角和视野。“当莱特第一次飞上天的时候,人们问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改变了人类的视野。我们提行业基础设施,是希望行业建构一种新的视野,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全局到个体,并据此思考问题。


其二,目前来看,行业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全球80%的慈善基础设施在北美。其三,经过多年发展和积累,公益慈善行业已具备一些基础设施或基础设施雏形,再往前走,就需要将行业基础设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谷青则认为,过去10多年,中国公益慈善已形成了纵向的、分领域、分议题的发展态势,在扶贫、教育、环保等领域形成了深耕的公益集群,可圈可点;下一阶段,在深耕领域同时,应有更具战略性、关注整体的慈善行业发展态势。“究竟是协力打造一个小池塘还是一片海洋?取决于行业的协力,取决于大家对从纵向到横向发展的认同与理解程度。


她还认为,目前行业基础设施仍处于较为薄弱程度,所谓“要致富先修路”,应让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先行。


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谷青(左)南都公益基金会助理秘书长赖佐夫(右)


南都基金会助理秘书长赖佐夫表示,行业基础设施十分重要,它是一个在底层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运作起来你不会感觉到,但是一旦缺失,效果就会显现出来。


行业基础设施也十分必要。前10年,由于良好的社会经济外部大环境,公益领域大干快上,接下来应追求有质量和内涵的发展。由于多种原因,可以预见中国社会组织接下来将会进入平台发展期,反而可以也应该沉下心来做一些底层的事情,“未来当发展的时机与窗口再次打开时,如果基础设施已经在那里,我们自然能够迅猛发展起来。”


赖佐夫还认为,以往基础设施是潜在、隐性的话题,如今我们让它显性化,让行业所有相关主体都参与讨论,这一过程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公共价值,也可能触发更多参与和行动。


深德公益创始人、育公益创投联合创始人张红岩认为,当前,公益主体正在发生变化,90后甚至00后正在成为主体,行业基础设施建设也应进行调整,呼应新生代的需求。当需求方发生变化时,资源方也要精准识别这种变化,才能将资源用在刀刃上。

 

三、目前有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存在?发挥什么作用?


在场的三位嘉宾分享了自己所在的专业领域目前的基础设施情况。


李健将公益慈善研究界的基础设施分为两类:一类是硬性;一类是软性。硬性基础设施就是研究机构,国内现有40多个慈善公益类研究机构和研究所,大多处于“三无”状态:没有人、没有办公场所、没有办公经费。另外就是大型的仪器与设备。软性基础设施包括“四个库”:文献库、案例库、数据库、人才库。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公益慈善学园创始人李健


墨德瑞特管理咨询联合创始人刘晓雪更聚焦行业人才组织领域,她认为有3项基础设施:资金、专业和政策。从资金方面来看,这10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投资组织,有了更多非限定性资金;从专业方面来看,已形成适用于慈善公益行业专业能力的建设体系;从政策方面来看,出现了行业性调查、政策研究及组织之间的互动。


易善数据创始人、总裁陶泽分享了两个行业基础设施的变化:一是评优项目不断增加,二是公益慈善行业的数据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丰盈,能够助力更有效地进行决策。


四、中国公益行业需要哪些基础设施?


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认为,我们很难将WINGS的做法完全照搬到中国。这就触及到一个问题:中国公益行业需要哪些基础设施?


敦和基金会副秘书长孙春苗


资助者圆桌论坛副秘书长张帆在此次活动上发布了“中国公益行业基础设施图谱”,将其总结为“三环”。


资助者圆桌论坛副秘书长张帆


第一是资源环。资源环的基础设施分为4类:政府、企业、高净值人士、普通公众。每种资源进入的时候,大概分4个阶段:产生好感、产生行动意愿、产生行动、持续行动。获得资源有两个路径:一是扎牢每个阶段的基础;二是增加转换率。


张帆介绍,资源环是一种向外的视角,触及到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代表性和专业性。公益慈善行业如何与其他行业打交道?例如,每年99公益日结束后,大家都在吐槽,然而,谁能站出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与腾讯沟通?能不能提出专业的解决方案,把99公益日变成行业与公众之所需?


二是基础性的沟通传播。针对热点事件,很多专业机构都在不断地发声,但属于个体行为。公众从头条、抖音进入慈善行业,行业如何以更主动的姿态,将已有的资源转化为有利于传播的素材,并输送给媒体?


第二是能力环,这是一种向内的视角。能力环包括“实用型”和“无用型”。“实用型”是人才和专业技术服务。“无用型”是政策法律和理论。


政策法律的制定需要广泛参与。“有学者说,慈善法实施5年后,要有追踪报告,然而,行业并没有人做追踪研究。因此,需要形成机制性的参与政策法律制订的基础设施。”


理论也很重要。上世纪70年代,洛克菲勒三世等慈善家促成的法勒小组发布报告,提出“三大部门”的说法,影响了全球的慈善行业,这就是理论的作用。“对于中国公益行业来说,理论的建构同样重要。或许现在不紧急,但10年后呢?”


第三是表现环。表现是打通良性循环的关键,可以驱动资源选择,让上进的人和机构得到更多资源;同时,公关能力特别重要,一只耗子可以坏一锅汤,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郭美美事件已经过去10年,如果再出现类似事件,我们有比10年前有更好的准备吗?

 

五、如何推动和参与行业基础设施?


墨德瑞特管理咨询联合创始人刘晓雪介绍,墨德瑞特的行动有两个层面。


墨德瑞特联合创办人刘晓雪


第一是在行业层面上进行研究和研发。2017年,墨德瑞特研发了公益行业的人才素质能力模型,提炼了把公益做好所需的核心能力以及相应的标准,被很多机构使用;有了标准还不够,2018年,研发了能力提升的相关方法;今年,墨德瑞特尝试开发让大家拿来就能用的工具和方法。


她介绍,未来还将开发基于人才标准的策略、人才能力的数据库,形成基于数据的能力检测,并给出如何发展的指引。


第二个层面,墨德瑞特在探寻收费的产品和服务,让机构可持续发展。


易善数据创始人、总裁陶泽表示,易善数据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行业数字化,围绕着机构、项目和人这3个主体进行数字化。如果能通过数据提升效率,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就会更大、更有效。

 

六、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现阶段的关键条件是什么?


张红岩认为,大体量的资源尚未进入公益慈善行业,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源就更有限,有限的资源也往往是垄断性资源。当资源垄断方把自身利益当做首要目标,就会遏制公益慈善行业。因此,未来如何优化稀缺资源,需要加强“资源环”的代表性和专业性。


深德公益创始人张红岩


刘晓雪认为,关键条件有两点,一是专业选择,二是资金瓶颈。


在专业选择方面,应解决点面平衡的难题,去满足更大、更普遍的需求,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资金瓶颈往往让机构变得十分尴尬,墨德瑞特的案例即是如此。“收费低难以支撑研发和运作的成本。当我们向资助方寻求资助,资助方会觉得这是为未来商业模式曝光,为什么要投?好不容易有了愿意投的资助方,终于看到盈利的可能了,资助方却认为,你们可以盈利,我们就不支持了。随后能产生更大影响的资助又断了。我们寻找社会影响力投资,却被认为根本赚不了钱,投资实现不了财务的回报,而且投资方更愿意寻求助残、教育、扶贫类等更直接的社会影响力。所以,我们非常尴尬。


刘晓雪认为,要以10年为限,机构发展的动能不断积累,才能够最终爆发。


七、如何求同存异,以不同的角色来参与基础设施的共建?


赖佐夫认为,对基础设施这一概念我们要警醒,切勿将理解限于静态的观念和视野,应该用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待它。“在一个系统中,各相关主体之间是有价值流通和信息交互的,都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从基金会、慈善基础设施组织及一线非营利组织这3个主体的角度分别提供了如何参与基础设施共建的建议(此部分近期将有专门文章发布,敬请期待)


谷青认为,资助者应该更多地开展非限定性资助,对机构发展支持作特定安排。“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策略是让团队和机构先行。我们相信先有好的人、好的机构,才能有好的项目和好的成果。


长期、稳定的投入也很关键。谷青表示,如果资助方制定了相关战略,就应该有长期资助的准备,要让受资助方有合理预期。


她赞同公益机构设立助力行业基础设施发展的“公共基金”,“每年资助设定中,按一定比例投入行业基础设施建设”。


谷青还认为,这两年有一些可喜的变化,就是一线机构也愿意为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出力,出现了越来越多有潜力的机构。


张红岩从责任的层面给出建议,他认为要有“三个担当”:一是资助者对自己优选的方向有担当;二是基础设施机构对自身的交付质量有担当;三是使用者对付费有担当,“基础设施不是免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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