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诺弥亚（Εὐνομία）一词，系古希腊政治家梭伦用于描述理想政制的代名词，其着眼于整体福祉，而非个体利益。本译丛取其古意中关切整体命运之意，彰显发起者们探究良好秩序、美好生活之要旨。我们认为，对现代政治法律道理的探究，仍然不可放弃关照整体秩序，在整体秩序之下看待个体的命运，将个体命运同整体之存续勾连起来，是现代政法道理之要害。本译丛对现代政治法律之道保持乐观心态，但同样尊重对古典政法之道的探究。我们愿意怀抱对古典政法之道的崇敬，来沉思现代政法之理，展示与探究现代政法之理的过去与未来。

译丛最新作品《历史与法理学研究》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历史与法理学研究》是布莱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做系列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他在1870年到1893年间作为牛津大学市民法钦定讲座教授期间的讲稿内容。原书初版于1901年，分上、下两卷，包含文章十六篇（外加两篇演讲文），中译本翻译了其中前十篇。前十篇有着非常集中的主题，即布莱斯所谓的“政治宪法”。布莱斯以其对于历史的精熟理解，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宪法这一论题，并在宪法史上首创“柔性宪法”和“刚性宪法”的概念。

“欧诺弥亚译丛”已出版图书

《立法的尊严》立足于沃尔德伦1996年在剑桥大学发表的西利演讲。沃尔德伦认识到，一些格外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法理学界的一个“耻辱”，比如说如下两个问题：立法的根据是什么？具体法令的确立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在本书中，通过详细探究在立法问题上并未得到充分关注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洛克和康德以及在某种意义上，霍布斯）的著作，沃尔德伦试图探究这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以便表明在一个多元主义的政治背景下，立法何以可能成为一项有尊严的事业。

19世纪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其盛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那部乌托邦名作：《乌有乡消息》。同时，莫里斯也是一名活跃于英国艺术界的工业设计师，其设计理念甚至到今天还有很大影响力。

那么，作为艺术家与社会主义者这两重身份，在莫里斯那里是如何得到统一？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又是居于何种地位？

在《审美、行动与乌托邦》中，作者为我们呈现了，莫里斯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如何统一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通过对审美体验与政治主体性的强调，莫里斯的许多洞见与20世纪的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不谋而合，因此，他称得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路的一位重要先驱。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也将启发我们如何去创造一种“为了人民的艺术”，以及如何用艺术去抵抗资本主义对人类生活的异化，从而赢得一个美好未来。

边沁是著名的英国思想家，他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深远。本书是较早从政治理论角度研究边沁的一部作品，聚焦边沁的国家理论。

罗森布卢姆认为，边沁提出功利的立法原则，为立法的日常性辩护，其立法思想与古典观点彻底决裂。他从心理学角度解释法的伦理基础和法的强力，批判审美主义和禁欲主义。边沁在人民主权和法律命令论两方面运用主权概念，处理权力的起源和法的效力等问题。边沁将职业化作为公共服务的典范，批判法律职业和贵族官僚。在国际法问题上，边沁提出了国家间共同且平等的功利这项原则。

《边沁的现代国家理论》具有广阔的思想史视野，从古今之变、启蒙思想、国家理性、绝对主义、世界主义等角度阐述边沁复杂的国家理论。

如今，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是作为经验论、怀疑论的代表人物而被人们所铭记，但有趣的是，休谟在世时，却被公认为一名杰出的史学家。正是那部多次再版的《英国史》，让他得以扬名立万。那么，我们究竟是如何遗忘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休谟？他那杰出的史学才能，同经验论哲学思想又有何种实质关联？

唐纳德·利文斯顿在这本经典的休谟研究中，精彩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他令人信服地指出，阅读休谟的哲学作品，不应停留在理论哲学和形而上学层面，而要看到其背后的伦理指向：休谟试图通过一种有限的怀疑主义，来帮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至于休谟的史学作品，一方面在创作时间上与他的哲学作品重合，并没有学问上的明显转向；另一方面，他笔下的历史叙事，也是对抽象哲学原理的精湛运用。

亚当•弗格森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总被同时代的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的光芒所掩盖。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弗格森的学说有着与同侪的启蒙乐观精神不一样的特质，甚至已经包含了对商业理性文明的警惕和批判。毕竟，18世纪下半叶的苏格兰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最剧烈的时刻，而置身于其中的弗格森，其一生的学术关注焦点，正集中于社会转型下的内在肌理，并敏感地察觉到，为了成为现代人，我们需要付出何种道德代价。

在《激情社会》这本著作中，我们可以一览无余地把握弗格森学说中的各个面向，包括他的历史学、心理学、道德哲学、社会科学等。可以说，本作是英语学界关于亚当•弗格森研究中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对启蒙运动、早期社会学理论等主题感兴趣的读者而言，也必定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亨利•梅因爵士是19世纪英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最为人熟知的，无疑是《古代法》中的这一宏伟表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然而，梅因在任职于英属印度殖民地官员时，却对印度那原始的“身份社会”进行饱含同情的辩护，批评对印度进行过快的“现代化”开发，反对给印度制定成文法典。那么，梅因的理论与政治实践是否存在分裂？这种悖论性的现象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帝国的辩解》中，曼特娜集中讨论了梅因的政法理论、政治实践与19世纪帝国主义话语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把梅因的思想放置在自由主义思潮和英帝国殖民的“印度经验”语境中，作者精彩地展示了梅因对“传统—现代”、“普世性—本土性”的思考，是如何推动现代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如何影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型——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今日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而言，丝毫没有过时。

现代世界对多元价值的尊重，业已成为道德生活不言自明的前提。道德困境的产生源于人们对基础道德原则的理解不同。自然法理论是认识道德原则、解决道德困境的重要凭借之一。重拾这一理论传统，为道德判断寻求概念工具，不无裨益。

自然法理论代表着一个庞大的思想传统，其中包含种种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本书作者简•波特继《自然法与神圣法：重回基督教伦理学传统》之后，再次调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理论资源，着力提供完整的托马斯主义自然法理论图景。

作者在本书中重新考察了经院哲学的自然观、幸福论、德性论、恩典论，并与当今英语学界颇具代表性的伦理学家积极对话，从而证明，托马斯主义自然法理论在现代个体与公共生活当中依然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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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律治与现代国家理念

[美] 卡莱欧 (David P.Calleo) 

 吴安新 杨颖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汉语学界早就知道，柯勒律治是19世纪的英国著名诗人，但他也是政治思想家，是所谓“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代表——本书作者卡莱欧甚至认为，英国保守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并非柏克，而是柯勒律治，这却是汉语政治法律思想界一直以来陌生的事。

本书对柯勒律治政治哲学的研究，凸显了柯勒律治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政治思想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弥补了当前学界的不足——只知有以边沁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思想，而不知有以柯勒律治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此外，由于柯勒律治是最早将德国古典哲学的政治法律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英国政治法律思想中的人物，本书对我们理解19世纪下半叶英国观念论的社会思想运动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本书的主题是“良好的政治秩序”。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涉及对于共和主义、混合政体、公民德性等一些传统政治哲学问题的探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论述施米特的文章和康特罗维茨的文章则集中论述了“良好政治秩序问题”内涵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什么是政治？以及什么是国家？

自20世纪末《政治的概念》《政治的神学》等著作译介入中国学界以来，卡尔•施米特便在中国人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也给思想界的讨论提供丰富资源。不过迄今为止，汉语学界的施米特研究，大多着眼于其魏玛时期的政治哲学、政治神学作品。随着国内施米特研究的推进，对他战后作品的阅读，以及从更多维的角度来阅读，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本书辑入的施米特文章，都是首度中译，其中包括他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关于冷战期间世界秩序的演讲、从合法性角度讨论希特勒问题等。同时，本书还收录了来自哈贝马斯、陶伯斯等思想家所撰写的经典评论文章，从而把关于施米特思想的讨论放置在具体的学术史语境中。

通过这一系列文章，编者们希望能为中国读者们呈现出一个“法学视野”、“战后视野”下的卡尔•施米特。

本书是《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评论》的第三辑，本专辑的主题是自然法在西方法政思想中的古今嬗变。

从当代西方法学的整体谱系看，自然法往往只被视为其中一个支脉。然而，在18世纪之前的法学家眼里，自然法却是法学的全部。我们甚至可以说，有关道德、政治和法律的主流学说以及相关的重要思考，都是在“自然法”这一名称之下进行的——在近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家那里，尤其如此。

为了复原法学研究中的自然法视角，从而拓宽法律研究者们对道德、政治、法律之间关系的思考，本辑聚焦于近代早期的几位重要思想家（包括奥卡姆、格劳秀斯、莱布尼茨、托马修斯等），试图通过相关论文来展现自然法思维的丰富可能。其次，本辑也录入了两篇从法律现实主义出发对自然法进行攻击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展示自然法的内在限度。最后，本辑还整理了西方学界专门致力于自然法研究的杂志——《自然法论坛》的总目，从而为读者提供当代自然法复兴运动的一个总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