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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正义被忘记的时候
按：自1942年问世以来，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累计售出上千万本，受无数年轻人与文学爱好者拥趸。从贫民区走出的加缪，如何在二十六岁写出石破天惊的文学经典《局外人》，又是如何在失败中找到自己的语言？
《寻找〈局外人〉》即是一部揭开围绕《局外人》诸多谜题的文学史。本文作者岳谬依据书中线索，循迹加缪与他笔下文学经典荆棘塞途之命运。对于喜欢加缪的读者来说，即便是“像集邮一样收集加缪”，也能从书中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草灰蛇线。
阿尔贝·加缪从自己失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快乐的死》到引起日后轰动的小说《局外人》之间，发生了这样的改变:
主人公不要自我的沉思，不要更深层次的自我，不要偶然和戏剧性的叙事引子，普通而平常。叙述上，句子尽量短而急促，更少的形容词，要让名词与名词直接碰撞。多用句号，少用逗号。对话不要直接引语，不要占据一整个段落；要用间接引语，要使对话共存于一整段。对话与叙述紧凑而简短，要短得有力度。
这样的叙述技巧便是萨特评论所说的“小说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一座岛，相邻的句子被虚无隔开”。而在后来《局外人》的英译本中，编辑擅自把书中的间接引语都改成了直接引语，引号铺满整个文本。这令加缪感到很意外，也打乱了加缪在整个文本中努力营造的简洁与澄明。
这其实是加缪对写作技法的摸索，但摸索出这些原则，即“真正的艺术，是说得最少的”这条真理，是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自我怀疑、否定、思索以及坚持。
美国作家爱丽丝·卡普兰为了寻找这些原则是如何被加缪痛苦而深沉地思索出来，并用在《局外人》的创作上，而写就了这部关于一本书的传记，即《寻找〈局外人〉：加缪与一部文学经典的命运》。
为了这本传记书，爱丽丝也历经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写作历程——
为了寻找《局外人》，我走过三个大洲，遍访图书馆、资料架和居住区。
这部传记书，主要探索了三个方面，即加缪在失败之作《快乐的死》后艰难地重写、《局外人》在纳粹战争下艰难地出版、出版后所生发的连加缪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影响。而我主要想谈谈这本传记书里还原的，加缪《局外人》写作前后的那些艰难的日子。
从诸多困境中找到自己的语言
在《快乐的死》这部失败之作后，加缪发誓要重写小说，要彻底摆脱自己在《快乐的死》中喋喋不休的“我”。这与其说是一种创新，不如说是在沉重与痛苦反思中的“赌气”，或者就是反叛过去的自己，即:
从1936年起，加缪就在反复以第三人称写小说，并向故事里灌注情绪而使其鲜活。
《快乐的死》就是第三人称，但年轻的加缪用力过猛，“千方百计想让主人公吸引人”，加缪“给了他的主角帕特里斯·梅尔索太多的自由，而且他想要把自己知道的几乎所有背景，所有重要的人物都写进去，这使得他很难界定故事的边界”。
加缪用第三人称的本意其实是作家不想与自己的人物走得太近，但人称并不能抵挡住年轻作者汹涌的情绪，加缪“把一切都写进小说，很难取舍什么更重要”。这样喋喋不休的小说换来了加缪的老师让·格勒尼埃对《快乐的死》严苛的批评，这使得沮丧的加缪一度放弃写作，并且将格勒尼埃批评的回信付之一炬。
失败的小说还是次要的，从1935年加缪完成哲学论文后的五年中，“加缪在很多方面都面临门槛”，日子过得很艰难。
1935年5月，在阿尔及尔大学学习哲学的加缪（坐在教室中央的老师左侧）。图片来源：法兰西西部报
加缪想凭借哲学学位，去申请享受国家工资的教师职位，但被判定由于身体状况而不得任教（加缪在十七岁时一侧的肺染上结核，二十一岁时另一侧也感染了），加缪过早的感受到自己时刻可能与死亡为伍的患病身体，它把加缪挡在诸多事务的门外：他告别了自己曾经热爱的足球运动，不能时刻肆意地游泳，不能成为教师和参军。因为政府不希望投资一个无望长期任教的教师。于是，学历成了废纸。同时，看着自己哥哥和报社同事纷纷参军，加缪成了多余的人。
肺结核过早地对加缪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快乐的死》就是描写一个患结核病的年轻人，为获得自由而去谋杀的故事。
加缪对陷入六年毒瘾之中的前妻西蒙娜·依艾解救无果后离婚。对于加缪与西蒙娜的婚姻，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只有西蒙娜的母亲非常热情，她认为“婚姻可以救她的女儿”，并且为他们提供了高昂的独栋别墅小屋，这里也是他的老师让·格勒尼埃住的地方。格勒尼埃曾到过加缪在贝尔库尔贫民区的家，那时加缪就因肺结核卧病在床而无法上学（应该是十七岁），格勒尼埃就被那赤贫震惊。所以，格勒尼埃认为这段婚姻是加缪高攀了。
出身贝尔库尔的年轻人能赢得索格勒医生的女儿垂青，是骄傲的。
因此，加缪一度想将自己在贫民区的生活在脑中清除。他的身份焦虑其实一直存在，即使在巴黎对豪富们的生活充满同情和鄙夷，但加缪在信中也这样说过：
再有一年的时间我就能够丢下我卑微的阿尔及利亚身份迷失在巴黎了。
但是，他重写的小说需要贫民区中的记忆，在这里有他缄默的母亲和充满阶级对抗的街道。加缪的母亲——丈夫过早的死于马恩河战役，耳聋且不甚识字。在与母亲一起居住的日子里，母亲总是静默，悄然的，对加缪的关怀也若有若无。这在《第一人》中有着令人难受的细致叙述——那搬着凳子坐在窗边久久地望着街角的老妇人形象——《鼠疫》中医生里厄的母亲也是如此。或许正是从一个静默的母亲形象中，加缪逐渐找出了他的写作方式，即：
展示（showing）比讲述（telling）更有力量，静默比对话能传达更多感情。
除却贫民区中自己母亲的形象，还有那个街道中“贫穷、粗糙的底层欧洲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紧张的关系”，在这个贫民阶层中，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的隔膜是“严格而且不公的”，绝大多数阿拉伯人是没有公民权的。
因此，在加缪被生计所迫成为新闻记者的日常工作中，处理的事务就是诸多不平等的社会阶层之间、种族之间所带来的冲突报道，然后坐在法庭的庭审间里，度过漫长的一个又一个对殖民地冲突案件的审判，加缪对这样杂乱繁忙的工作有时很失望，但频繁地审判使得加缪得出一个结论：“总有正义被忘记的时候。”也正是这些庭审记录，为《局外人》的第二部分做出了奠基。
“我不想在它身上再花过多时间了”
1940年5月1日，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加缪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局外人》写完了。”
……二十六岁的作家筋疲力尽。
此时，正值二战。1940年6月14日，希特勒的纳粹抵达巴黎。加缪携带着《局外人》的手稿一路流亡。在抵达短暂的落脚之地后，加缪偶尔会在晚间的筵席上，给朋友们念一段《局外人》手稿的内容。此时的加缪暂居在一家紧邻精神病院的饭店中，由于战争，他无法回到阿尔及利亚的女友弗朗辛身边，由于与前妻西蒙娜的离婚官司还在继续，弗朗辛也不愿意来到法国——加缪身边。
女友弗朗辛的家人把加缪看作一事无成的混混，尤其是她的姐姐，巴黎高师的文学教授，她一直对这个阿尔及尔来的，总是失业又患病（频繁暴发的肺结核）的男人抱有偏见，她说加缪长得很猴子一样。（如果不是肺结核，加缪或许也会走上成为文学教授的路子）显而易见的是，弗朗辛的姐姐对加缪的文学创作道路也是不屑一顾。
在加缪艰难的重写历程中，重点改变了叙述方式，由《快乐的死》的第三人称改变为《局外人》的第一人称，加缪试图用最亲近的表达方式表现最疏离的感情。他做到了。因为《局外人》通篇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但读者就是始终无法进入主人公默尔索的内心。加缪第一部出版的散文集《反与正》就是用“略显局促而伤感”的第一人称叙事的，他重启了最初的写作记忆，突破了自我独处写作时苦思的难点。
在《寻找〈局外人〉》这部传记书中，作者在评价《局外人》的孵化时，用了“不速之客”“不请自来”“还没意识到”“不自知”等词语，试图说明《局外人》被加缪写出的过程，充满痛苦过后的神启与迷思。但这种貌似轻而易举的写作过程只是一种幻觉，其实它耗费了加缪诸多精力。
我不想在它身上再花过多时间了，因为说真的，我已经带着它整整两年，我写作的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它贯穿我的灵魂。
这是加缪在写完《局外人》当天夜里的疲惫嗤语。但也有另外一面，是加缪从普鲁斯特（最早是格勒尼埃将自己的藏书《追忆似水年华》借给年轻的加缪阅读）那里得到的启发，作家通过作品成为自己。
其实，这种“不自知”依然源自作家的周遭，比如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被判死刑，从疾病到司法，后者只是增加了人的冲突，即自我与他者的对撞。比如对母亲葬礼情节的扩大化叙事，源自加缪参加嫂子的祖母的葬礼时的映射。围绕葬礼来凝视周遭处境的情节艺术，《快乐的死》中的一小段情节被加缪挪到了《局外人》那郑重其事的开头中，同样是主人公母亲的葬礼，叙事权重大幅提升。
而《局外人》中横亘其间的莫名其妙的冲突，其实起源于加缪从小就在贫民区街道中耳融目染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被加缪在《局外人》中用额外的四枪拉升至顶点，加缪将主人公默尔索推至社会法审判的困境中，这种困境“不是他熟悉的物质匮乏的不幸，而是那种不顾一切的人身上的道德悲剧”。这种困境也是默尔索身上的核心特性：“拒绝改变自己去顺应社会期待。”
“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这是默尔索对在监狱床板缝隙中，找到的那张报纸上报道的那则新闻事件的总结，也是加缪后来的戏剧《误会》的主题，社会期待某种谎言的名正言顺，而默尔索一如既往诚实地表达自身，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但这却是司法审判所极力规避的东西，因此对撞出了最大的荒诞。这也是加缪虽然想抛弃自身卑微的出身，但也一直强调自己置身于贫穷与阳光之间最核心的渊源。
加缪于1940年去陌生的巴黎投靠皮亚为他找的新工作，一份卑微的排版编辑的营生。他在大城市里的陌生感与荒芜感成指数式上升，外围的战争也在疯狂加码，自我和周遭都动荡不堪，所以“第二章的情绪完全变了”，加缪还是充满依恋地想把《快乐的死》中母亲葬礼后主人公的表现挪移到《局外人》中，只是话语的风格变得冷峻：
妈妈已经下葬入土，而我明天又该上班了。
而《局外人》的结尾，是默尔索面对即将公开执行死刑的自己，发出对这个世界动人冷漠的倔强呼告，他要所有人都来观看。或许我们能从1939年法国对尤金·魏德曼公开死刑（法国一切关于公开执行死刑的文学记录，都要上溯至1939年夏季之前——魏德曼之前）的慌乱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个不快乐的人身上，一切都是矛盾的：他的罪行令人发指，他的死却像个圣人。
这个对魏德曼的结论，也可以用在默尔索的身上。
1939年，德国籍罪犯尤金·魏德曼于凡尔赛监狱外被执行死刑。尽管加缪本人当天并未身处凡尔赛，但此后数天，他“都一直在想象着——就像默尔索会想象的那样——那些聚集起来的人群，和他们发出的仇恨的叫喊声”。图片来源：Rare Historical Photos
只不过，司法审判默尔索令人发指的罪行不是连开五枪杀死一个与他本不相关的阿拉伯人，而是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泣，事后还与女友游泳、做爱、看费南代尔的喜剧电影。这种道德审判浓缩成了检察官的那句话，“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
这一灵感来源或许存在于加缪的硕士论文中。他在论文中研究了两位非洲哲学家，同样患有肺结核的普罗提诺，先纵情声色后严于律己的圣奥古斯丁。在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中，加缪发现这个教徒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虽然悲痛不已，但拒绝在母亲的葬礼上哭泣。
合力促成的经典
《局外人》由手稿到出版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值得隆重介绍：帕斯卡·皮亚——一个对加缪帮助颇深的人。在看这本传记书时，我对书中那一段“皮亚小传”颇感兴趣，读了又读：
新闻人皮亚，过高过瘦，发际线开始颓败，长长的脖子总是有点前倾，使他看起来有点像一只从壳里伸出脑袋的乌龟，很明显，这个男人花了太多时间伏案看稿……二手书狂人，古旧色情书专家，娱乐场所的招徕客，兼波德莱尔的假冒者，同时还是杂志专栏作家和艺术评论者。皮亚十七岁时，与安德烈·马尔罗一同在玛德琳娜广场的一家私人图书馆打工，沿塞纳河从摊贩手中搜罗旧书。日后他们仍是朋友。皮亚对文学上的虚名和荣誉毫不在意，他的诗集在伽利玛出版社即将付印时，他突然感到万事皆空，于是取消了出版。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事关他人的写作时，又是一个勤奋的、有强迫症的工作狂。他宁可成天坐在桌前为一本晦涩的百科全书作注解，而不是自己成为光鲜的作家。这些特质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编辑。
皮亚几度帮助加缪找工作，促成加缪与自己崇拜的作家马尔罗的会面（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格勒尼埃与马尔罗会过面，但并没有把这位作家介绍给他年轻的学生），他也见证了加缪与弗朗辛在战时纷乱的市政厅登记结婚的场景。
《局外人》完成后，加缪分别将手稿寄给皮亚和格勒尼埃。与格勒尼埃的吹毛求疵、严重误解的批评不同，皮亚给了加缪极其热情的肯定，并且积极推进着它的出版。
格勒尼埃看过手稿后寄回给加缪，而皮亚却将它转寄给了更多作家，其中就有马尔罗，以获得更多出版评估。也就是说，在对待加缪《局外人》手稿上，格勒尼埃只贡献了吹毛求疵的批评。而马尔罗给出了很多具体而细微的修改意见，其中如“只需要再添加一小段，强调一下强烈的阳光和阿拉伯人的刀子”的修改建议就很具洞见。
马尔罗也辗转阅读了加缪《西西弗神话》的手稿，并肯定了这两部作品互相照亮彼此的功用，认为《西西弗神话》的存在反而将《局外人》原始而简朴的力量激发出来，并写信给伽利玛出版社说“以我之见，这将是一位重要的作家”。但值得一提的是，马尔罗对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开头第一句话持保留意见。
所以，《局外人》的出版是皮亚与加缪合力完成的。
加缪最初将《局外人》的书名定为“冷漠的人”，除此之外，还曾考虑过其他书名：自由的人，幸福的人，与其他人一样的人……这几个书名其实就指涉了默尔索在加缪心中并非悲情人物，相反他走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自由幸福的地方。但这在《局外人》成书后的当时当刻并没有人能够理解。它甚至引出了诸多次生文学问题，诸如一个年轻的谋杀犯将《局外人》列为自己的辩护材料，并认为法官如果不能理解默尔索杀人时是没有仇恨的，那他们就不能理解自己。
为此，加缪说《局外人》是写给未来的，而不是现在。
但现实是，它的出现引发了诸多现在的问题，《局外人》所产生的次生文学问题，直接推动了加缪在《鼠疫》中注入自己对“杀人”问题的沉痛思索。
《鼠疫》确实是加缪对法国当下满目疮痍的回应，在还待出版的时刻，萨特就在哈佛大学的讲座中盛赞了这本小说。这促使美国方面的出版编辑急于引进加缪《鼠疫》的版权，且不得不同时买下《局外人》的版权。也就是说，在加缪的小说进入美国市场的最起始，《局外人》是作为《鼠疫》的附庸出现的。并且编辑为了销量，将当时法国新兴的存在主义与加缪的《局外人》挂钩，导演了一出存在主义广告。从此，存在主义的标签就固执地贴在加缪身上，这令他感到头疼。
“越是有所保留，就越是令人渴望了解”，这是《局外人》这部书的核心秘密，也是加缪写作技法迭代升级的核心原则。而《寻找〈局外人〉》这本传记书，就是将这些秘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每一个被《局外人》感动过的读者们。
读者应该知道的是，它曾被创造出的艰难历史、曲折的轨迹以及围绕着它的背后，那些生动的、形形色色的人们。而“人们”也是加缪自己最喜欢的十个词之一，加缪曾在《局外人》中这样形容过人们：
我们很少信任比我们好的人，这可太真实了。我们宁肯避免与他们往来。相反，最为经常的是我们对和我们相似，和我们有着共同弱点的人吐露心迹。因此，我们并不希望改掉我们的弱点，也不希望变得更好，只是希望在我们的道路上受到怜悯和鼓励。
《局外人》已经离开加缪好多年了，它曾与加缪朝夕相处，而现在，《局外人》存在于很多读者家中的书架上，成为某种经典的化身。
▲ 本文作者：岳谬文学硕士毕业，暂为河套学院实习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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