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前提是有真情可抒发
按：吉川幸次郎，一位以中国为精神故乡的异域学者。他把中国文化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数十年潜心整理和研究中国经典和文学，为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普及贡献一生。读库将陆续推出吉川先生的九册作品集，并以此为底本开启中国古典文学阅读计划，我们还特别开发了伴读小程序，便于您随时分享阅读中的疑问、感想，与他人进行共读。本文即是读者莫昭阅读《中国文学史》一书后的所思所感所想。
吉川幸次郎先生概括中国的学术传统，是尊尚个体为资料对象的研究思考，而非概论，最终他选择杜甫作为归属。这本《中国文学史》则是概论，将中国文学分为古代、中世与近代，恰好各一千年。
本书由学生黑川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来。吉川先生的几部讲义，曾唤起黑川的激动之情，将受到挫折的年轻人挽留在中国学问中，方成了这本书。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同样是因课堂笔记而成书。读书时，老师仿佛站在眼前，举手投足。
我学生时同样记过逐字笔记，回看最为记挂的，是课堂上属于老师个人独特品质的那部分；读吉川时，最为记挂的，便是他明确、直接、独到的见解。
黑川评价先生的讲课，“语言非常明确，很少有暧昧的语词和混乱的逻辑，完全就是文章”。吉川的选材，“都是通过自己考虑的，而不是乞灵于前人的东西”。
与文化相适应的时代氛围
传统的中国古典学习，着重于少数天才作者与作品，容易形成一种点状的认识。吉川的《中国文学史》，贯穿文学的整体观，他将点状的人和作品放在连续的视角中。令人想起将“文学史读法”建立在“历史式读法”基础上的杨照在“经典里的中国”丛书序言中列出的思考题。
吉川强调，要产生文学，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时代氛围。战国的氛围不适于文学，人们更关心政治。楚辞以极端、恣意支持文学的成立，在当时的时代氛围里属于异类，形成一股不曾中断的潜流，到汉时浮现。
汉武帝时代，文学、儒学、史学皆成熟，《史记》开启新的书写传统，具备了小说的趣味，同时阻碍了纯粹小说的发展。强烈的不能写假话的意识，削弱了后世书写神话、英雄之旅等虚构故事的氛围。
吉川讲唐诗的时代氛围。初唐时，文章中的句子变长了，是人们精神活跃起来的副产品。盛唐时，诗的对象大幅扩展，出现了空前的长诗。杜甫扩大了向来诗歌的振幅，抒发以前诗中耻而不为的激烈感情，形式又是彻底端正。中唐时，诗歌不再具备充沛的感情，变成逻辑性的东西，给人鼎盛期已过之感。
晚唐诗歌数词很多，因为诗人心中有着不安的情绪，在数字中波动着某种缱绻不释的心理。
宋朝军事积弱，文学昌盛。苏轼等人出身于科举取士，这种新兴的阶级是其文学的背景。唐时李白、杜甫尚是单纯的文人，宋时文人与政治家合二为一。比较杜甫和苏东坡，吉川认为前者写系命之作，注重构思；后者写应景之作，像写日记一样写诗，文学仅仅是必要的“旁业”，更核心的是政治生活。
元朝，对中国文明毫无敬意的蒙古人，给文学带来巨大冲击。读书人无法再寄出路于科举取士，价值颠覆，肆意妄为，元曲兴起，越发接近今日市民的文学。吉川写到近世后半段时，有种仓促之感。例如“明代也是一个庸俗的时代，土气的时代。……这个时期没有什么显著的事件，文学史上，连表面上显著的东西都没有。……在明末，文人粉墨登场而演戏，可以说是时代失去了伦理节制的表现”。
文学传统一度衰微下去，至突然断裂。
语言的形成，诗的形成
语言的形成。五经时的语言形式尚未成熟，《尚书》中大量使用仅出现一次的文字，尚未认识到语言的共同性。《楚辞》语言夸张、高昂，想象上天入地，是一股文学的潜流。汉赋具有为事物命名的强烈冲动，华丽，从战国时有内容的言辞转变为纯粹以美为目的的文学。
诗的形成。对于建安文学，吉川认为五言诗一任感情的倾泻，在脱离乐府曲调后，获得成熟。田晓菲在《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中，将建安视作一场大疫后的建构——一个永远都处于过去式的诗歌与宴饮的黄金时代。友人因瘟疫离去，曹丕发问，“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在《与吴质书》中，他回忆起曾“丝竹并奏，酒酣耳热”的诸子已化为粪壤，“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
吉川没有进一步阐释为何断言五言诗是最好的抒情性诗体，似乎是一种直觉。每次我读三曹诗选，的确十分酣畅，古文今文的隔膜不存。死亡唤起了个体意识，不再是向天祈求，或把自己框进抽象的概念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年寿有时而尽， 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
另记一段田晓菲的看法：
综合来看，似乎是他当时选了一种并非显见的文体，怀有文章无穷、可超越现世功绩的自觉和永不复得的悲伤心绪，抒情的前提是有真情可抒发。
阮籍的形象在中国文学中探讨得非常多，是一种心向往之然不能至的典范。其狂放、离异、疯癫，异于当时的时代，也异于现在的时代。吉川说他是精神健康的表现。吉川想表达的不是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哀与愤懑，而是提示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诗歌是健全的？
健全的反面。对齐梁文学，吉川毫不留情，认为是“像人造花似的艳体诗”，一种堕落文学。属于语言的过剩、语言的畸形。其内容大概是源自贵族阶层“产生繁琐文学的繁琐生活和使之成立并维持它的环境”。南宋的词，同样过分讲究修辞，吉川认为，“因为在这些时代中，汉族都是被逼迫至南方而建立小王国的”。与此相反，金诗选的是“诗成鞍马上，不觉在天涯”。吉川断言，李白完成了绝句，杜甫完成了律诗。
真实的人，真实的文字
文学史的书写中，对于文本的选择永远是关键的。基于对中国文学的广泛了解，吉川的选择中有一种求真及原创的自觉。他不碍于通常之见，选择的人和文本常常有一种异于年代通识之感。建安文学，他选择了孔融。
这是独立于让梨典故或是历史评价的孔融。他在当时有这样的想法，激烈地从文化背景中突破出来。这让我想起纪伯伦的《论孩子》。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
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
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矢
南北朝，他选了情歌。人们曾经可以这样爱，如今还可以这样爱。这样始终是非典型、非主流的爱。
元杂剧是贴身的。直接描写肌肤之亲，还有罕见的生孩子题材。
追求崇高景观
严霜惨节，总是悲风断肌。四时有序的安慰对我是不真实的。真实的高山总是野蛮、陡峭、危险的。麦克法伦在《心事如山：恋山史》中写道：我们对于景观的反应，总的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做出的。……我们“阅读”景观，在自己的经验和记忆，以及共享的文化内存范围中，解读它们的构成。
连续很多个秋天，我心里都充满里尔克。直到今年发现，已经能被中国古典文学安慰。或者说，眼中开始看见无论春夏秋，还是冬的山水；无论丰沛，还是极度荒凉苦寒的存在。自然的凛冽都是真实的，文化的建构亦是。
我最偏爱的是星汉灿烂，仰望遥远宇宙，仿佛异于时代。
汉语有情
附录关于汉语的性质，无论读几遍都为之感动。
汉字是像这样将事物的物理状态做心理的摹写而产生的，所以在具备复杂结构的同时，还伴有某种情感。
读汉字时，总感受到一种无关内容的画面质感。《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是一本薄而绵长的书。温伯格选取了《鹿柴》的近三十个版本，古老汉语形成的抽象画经过不同程度的转译，在语言的缝隙之中，已改变质感。
置身于全然陌生的语种中，用近似于欣赏抽象画的方式，通过已知的构词法、联想、逻辑、感性，推断其意义，形成一种语言的通感。
吉川有这样的通感。在他眼中——
汉语声调的动感伴随着音乐性，梁代沈约将汉字归纳为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个调式，据说是印度语音学的影响。
他同时感受到汉语断绝与简洁的性质。汉语是断绝的、有多次切顿的。众鸟、高飞、尽，像有间隔的踏脚石。节奏顿挫之中，一步步将人的思绪积极地导向目的地，又放缓、搁置，让期许浮现出来。
简洁意味着书面语中连接虚词的枝叶常被清剪干净。《观看王维的十九种方式》中写道：“汉语是各语言里单音最少的。现代汉语中，一个单音节词有四个音调可以发，但每个单音节词的每个音调都有多个可能的意思。因此，汉语中一个单音节词（常常是一个字）只有放在句子中才能理解：这或许是中国哲学的一个语言基础——中国哲学永远基建于关系而非本质之上。”
作为日本学者，汉语是吉川的非母语，同时是被他深深爱恋着的研究对象，这种介乎其中的位置，激发了高度敏锐的洞见，贯穿全书。如讲到中日文学的差异，“日本文学尊尚余韵，而中国文学则是利索地突出中心”。同样是描述女人，中文充满了“丹凤眼”这样直指五官的定式，日语则习惯于顾左右而言他。
吉川概括汉语对仗发达，是由于汉语是孤立语，一个字为相应的一个音节。对我而言，这又是一处跨文化理解的灵光。
如非借助两面镜子的折射，人永远无法看见自己的后脑勺。我感受到吉川对于汉语的掌握，是由外语到母语的过渡；进而下意识地形成了对日语由母语向外语过渡的理解。
另一位生活在语言缝隙的作家多和田叶子，在《和语言漫步的日记》中写下把自己的日语小说翻译成德文期间的语言观察。例如发现日语写作时，“なぜか”用得过多，似自我意识过剩。在短篇《面具》中，日语与身份认同强烈关联起来。“要说心里真正想着的事情时，日语水平就会变差。那是自己生长的国家的语言，岂止如此，还是催生出自我意识的语言。”
这是同时置身于语言内外的宝贵经验。
吉川先生的这本书，本是讲中国文学史，尾篇则是写给汉语的情书。“因为汉语的声音很强烈，它能描绘音乐的波纹。”吉川先生的讲义，曾唤起黑川的激动之情，而今，也唤起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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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莫昭
个人订阅号：莫昭的日常学习
题图为正在阅读中国古籍的吉川幸次郎，田沼武能 摄，图源：広辞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