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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文学的一生

樊超群 读库 2022-11-09

按:在动荡的时代,一个人如何不随波逐流,找到一生的志业。以及,我们如何能在跨越时间和国界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发现美,发现人的价值。


“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日本兵库县神户市花隈町,贸易商九七的妻子几子诞下一名男婴,取名吉川幸次郎。当时,神户有不少做生意的中国人,广东话和福建话常在吉川幸次郎耳边,他又生得比较文弱,在小学时被同学叫作“支那人”。

即使是年少时的吉川,也非常不解和气愤,“究竟为什么‘支那人’就不行呢”。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文明,是不是当时风气所传的那么不堪,这是吉川对中国发生关联的起点。

中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对汉文产生极大的兴趣,沉迷于读《西游记》《通俗三国志》和《水浒传》,被中国文学的现实性和日常性所吸引。西洋小说和日本小说他也涉猎,但吸引力不如中国的古典小说。

当时,大部分普通日本人读不懂原版中国书,只能用一种训读的方法,把汉文转译成他们能理解的日文,少年吉川也是如此。他渴望听到原汁原味的汉语发音,于是央求中国留学生给他读一些文章,感觉特别优美。

除了中国古典小说,吉川还接触到早稻田大学出版的《〈史记〉国字解》,这是一部《史记》日译本,比较难啃,但吉川还是津津有味地通读下来。

大正时代的日本恰逢“一战”时候的景气,经济突飞猛进,民主风气也越来越浓厚,这是中日关系相对平稳的时期。日本高中毕业生流行“间隔月”,当时去上海和去北海道差不多。从长崎出发,快速轮船一天即可到达远东魔都上海。

二十岁的吉川来到他梦中的江南。他当时正在学词,读韦庄的《菩萨蛮》。看了风景,他才知道江南真的是惹人怜爱。吉川还敏锐地感觉到,江南自然色彩比日本更轻柔、美丽。后来他求问植物学者,对方先是吃惊,然后解释说:日本的群山植物种类多,所以绿色复杂而呈黑,而中国同样面积中植物种类少,所以山色是浓烈美丽的绿色。

温柔的山色、河边的柳树、熙熙攘攘的行人,让他感觉街道上流动着光彩,还有商务印书馆高大的西式洋楼,也使他赞叹。这和芥川龙之介笔下死水和荒败下的江南,又似乎大为不同。用吉川自己的话说,“因为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呀”。


从京都大学到北京大学


1923年,吉川幸次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文学科,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京都大学是日本为了抗衡东京大学而新建的高等学府,素以学术发达著称。


前代日本汉学家大多不会说汉语,但可以写汉文,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研究中国学问。在狩野直喜的影响下,吉川幸次郎决定以“纯粹中国的方式”去研究中国,甚至生活方式也要学习,“为此不要吃生鱼片,要喜欢油腻的食品”。 

1928年3月末,二十五岁的吉川幸次郎来到北京,入住演乐胡同延英舍。刚到北京,他就和当时已是京都大学教师、留学北大的仓石武四郎约法三章:一是不穿西装,穿中国的长袍。二是不用日文写论文,要用汉文写论文,废弃汉文训读。三是用北京音直读中国的文学作品。

衣长衫,读古书,写汉文,学做一个中国人,以中国人的方式研究中国古典学问。这在当时日本汉学界引发轩然大波。吉川的“长衫”,后来也成为他的一个标志。

吉川在北京的第一年基本埋头于语言学习,请一位名叫奚待园的旗人教授汉语,老师选用的教材是《红楼梦》,每天念一回,先解释原文,再答疑解惑。原来,那一代的汉学家是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谈吐学习汉语的。

语言学习快结束之时,吉川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旁听生。马裕藻先生给北大学生开设古音学课程,吉川也去旁听,本来上课的人就寥寥无几,某天暴雨,听讲学生只有吉川和另外一位旁听生仓石武四郎。马先生尴尬地说:“中国学生都很懒……”
听课之余,吉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逛琉璃厂,买旧书。因为当时中国银价暴跌,他每月获得的上野奖学金相当于五百中国银元,而当时陈寅恪作为清华知名教授也不过四百八十银元。扣除一百元生活费,其余四百元全部用于买书。

常常是吉川还没有起来,就已有十多人挤在门房的屋子,桌上放着用布包的样书。他起床后,一一交谈,要买的,就说“留下”,想考虑一下,就说“看一看”。他每天要花上一个小时和店老板打交道,隔天他还会去文奎堂、来薰阁、通学斋等访书,和店主都结成了好朋友。
留学期间,他南下拜访章太炎先生的弟子黄侃。黄侃先生学问渊博,据说可以把《广韵》全部背下来。平时听到日本就睚眦欲裂,但来访者是一位研习中国学问的青年学子,黄先生热情接待,为吉川解答读书时的疑问。

在中国的三年,吉川幸次郎努力学习成为一个中国人,研习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像中国人一样生活和思考。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日本人。他吸收的这一切养分,要成为他未来别开生面的预备。


在战火中研究经学和元曲


1931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吉川幸次郎回国担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母校京都大学文学部青年讲师,主要研究清代经学,并组织《尚书正义定本》读书会。每周一次,延续了六年,直到1941年初结束。


1940年到1943年,他翻译的《尚书正义》四册陆续在岩波书店出版。他在译序中说,《尚书正义》的重要性在于最彻底地体现了中国人思考和说话的方式,译本是为了详细记述自己的思考过程,而如何思考要比思考什么更为重要。思考与语言的关系,这也是未来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国文学一大主线。


在研究《尚书正义》前后,他还着力于元曲研究。吉川首先是举办《元曲选》读书会,一字一句精读,并开始借此编纂元曲辞典。接着,从个案出发,细细考察了《元曲金钱记》《元曲酷寒亭》等作品。


最后,从元杂剧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特色出发,既有元曲作者身份的钩沉与辩驳,也有杂剧结构和语言的分析,写成巨著《元杂剧研究》,1947年于岩波书店出版,并以此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时年四十四岁。

在主要研究经学和元曲的十六年间,他初步完成了从一名青年学生到新锐学者的转变。

对于吉川来说,他不会拘泥于新派与老派,《尚书正义》研究继承乾嘉学派的精华,而元曲则是炙手可热的俗文学研究。

在日本军国主义一步步走入疯狂的时候,普通日本人,包括许多汉学家也卷入了战争狂热。有大学校长在学生入伍饯行仪式上说:“各位,安心走吧,望平安归来,学校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打开,等候着你们。”

吉川不为所动,他所珍爱的中国文学,当时就以“纯粹的人道主义”征服了他,他不相信要以“发扬光大”的名义去占有另一个国家的文明。哪怕他被人视为老古董,哪怕受到日本当局的监视。 
在坏世道中,他没有随波逐流。

在坏世道过去后,他拿出了好东西。

吉川幸次郎经历时局动荡和学术蜕变,他要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

“我是为杜甫而来到这世上”


出版《元杂剧研究》后,吉川幸次郎继续在京都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授。此时吉川在讲义中已有不少关于诗歌的部分,而杜诗,越来越成为重心。


据吉川幸次郎回忆,他二十岁接触中国文学,便隐隐感觉杜诗的独特。此后二十余年,他更加确认杜诗不仅是中国文学中最优异者,也是“往昔人类创造出的最真诚的艺术之一,正因为这份真诚,时至今日杜诗仍如昨日之诗般鲜活”。


在吉川看来,杜诗体现了中国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其语言也超越过去程式化的雕琢美,而进入真正最蓬勃、最有表现力的境界。

那么吉川是如何呈现杜诗的魅力呢?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他陆续撰写《杜甫私记》第一卷、第二卷,采取传记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解说其诗歌特色,同时探寻诗歌背后的杜甫生活及其时代。

无论是李白,还是苏轼、陆游,大多数诗人的风格比较固定,但杜甫不同,其壮年之诗与暮年之诗风格转变极大,他总是不断对自己发动革命。在吉川看来,单从这一点出发,杜甫之伟大也堪称古今绝无仅有。

在战后日本重新崛起时,随着现代媒介和大学体制的变化,汉学修养离日本国民越来越远。吉川敏锐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儒者”的责任,他有必要重新解说中国文学和杜诗,使一般日本读者领略其日常和生命的力量。

吉川除了撰写《杜甫私记》这种通论著作,还邀请诗人三好达治一起编注《新唐诗选》(1952),开篇就选了杜甫的十五首名作。这部选集在日本风行至今,截至2018年,已印行98刷次,初步统计上百万册,吉川幸次郎几乎以一己之力将唐诗特别是杜诗普及给日本读者。

吉川还被NHK数次邀请,为日本上亿听众讲解中国诗人和杜诗。去世前两年的1978年4月到9月,吉川还在广播中分享他最新的《杜甫诗抄》。

他退休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注解和翻译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日日厮磨,他能用北平官话背诵其中数百首。这部分著作后来结集成《杜甫诗注》十卷本。

1979年,吉川作为日本访华学者代表团团长,带领一批日本一流的文史学者,从洛阳到西安,停成都,下三峡,直抵武汉,寻访杜甫的诗歌之路。

他此行第一站是想拜谒杜甫的诞生地——河南巩义的杜甫窑,但当时的主事者认为杜甫窑的状况不宜对外宾开放,以交通不便为由婉拒。

吉川已准备好行礼时穿的仿唐风白色长袍,知拜谒无望,遗憾地说:“谁知我明年能不能来呢?”

第二年,返回日本的吉川幸次郎因腹膜癌扩散而逝世。

中国古典文学阅读计划


吉川先生著作等身,全集有皇皇二十七卷之多。

经过我们多次讨论,最终选择了九种,它们是:

《中国文学史》

《中国诗史》

《陶渊明传》

《杜甫私记》

《新唐诗选》

《宋诗概说》

《元明诗概说》

《汉文漫话》

《元杂剧研究》


这其中,有跨越数千年,以独特视角串联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史》。

有可以随时造访的专题人物读本《陶渊明传》《杜甫私记》。

有风靡日本半个世纪的唐诗选本《新唐诗选》。

还有中国断代诗歌史的开山之作《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

有讲解文言文之美的《汉文漫话》。

还有奠定吉川幸次郎学术地位的《元杂剧研究》,这是第一次被引介到中国大陆。

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精神史取向,关注文学背后的人心风俗和历史流变,且面向丰富,深浅适度,我们每两个月给订阅读者寄送一本,减轻大家的阅读压力。


这次我们开发了中国古典文学专属小程序,帮助读者朋友共读分享,进入这位以中国为故乡的异国知己绘制的文学宇宙。


我们也将以吉川幸次郎作品集九册为底本,联合播客品牌JustPod推出十二集节目,邀请古典文学研究者、爱好者、诗人、歌手,从书漫开,开启一场中国古典文学的特别旅行。第一期节目邀请到武汉大学陈顺智老师讲魏晋玄学和六朝文艺,日前已经正式上线,可在播客节目《忽左忽右》收听。

在《中国文学史》前言中,吉川幸次郎的学生黑川洋一回忆日本战败后的混乱岁月,黑市猖獗,物价腾贵,普通学生经常几天滴食未进,过去的东方文化也被视如敝履,古籍堆积在古书店前,论堆拍卖。

当时学习中国文学的青年学生,则被投以“既非冷笑又非怜悯”的眼光,倍感压力。黑川洋一回忆,“真正将受到挫折的我们挽留在中国学问中的,可以说是吉川先生的几部讲义”。

如今不再是古籍论堆卖的年代,有人还愿意花费超出一般的体力和精力,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吗?

本文作者:樊超群·读库编辑
本文插画:常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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