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他用了30年，来跨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那堵墙
他坚持从真实世界找问题、寻答案，三十年执着探求乡村复兴之路。
为了对中国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做出解释，他毅然放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的职位，进入象牙塔，并成为大学院所掌门人。
《撞城：一位经济学人的乡城心路》
刘守英 著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刘守英个人的奋斗历程及家族的命运正是这个大时代的缩影，是“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大转型的一个观察窗口，体现出一个家族的城、乡生存方式的撞击，更体现出经济学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大碰撞。
以下文字摘选自《撞城：一位经济学人的乡城心路》上篇之《一家子教我的改革》，内容有删节
进到所里一年时间，家里传来不好的消息，父亲得了脑血栓。我放下手头的研究，径直回到家乡，直奔乡医院。父亲一见到我，已经半瘫的他居然神奇地坐了起来，充满希冀地望着我。我安慰他不要担心，一定会尽全力治好他，接着和医生商量好治疗方案。幸运的是，治疗非常顺利，半个月时间，父亲就治愈出院了。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我离开他时也安慰他，很快接他到北京住，不要再这么起早贪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拼命了，尽管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
我回到北京不久，父亲又开始下地，还是一如从前地玩命干活。第一次治愈后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在独自拉板车去镇上卖粮途中，因爬坡时使不上力，连人带车往下退时被重重的一车谷子压倒，患了第二次脑血栓。在当时乡村的医疗条件下，第二次脑血栓后的治愈率是很低的，父亲居然靠着顽强的生命力又活了过来，但手和身体已吃不上劲。他倔强、不服输的性格难以接受这一不能干活的现实，不久就离开了我们。父亲是累死的，一辈子一天也没歇息过，由于条件所限，他没有进过城，更无从谈起享过什么清福。我回家体面地送走了劳累一辈子的父亲，带着母亲和妹妹到了北京，开启了农村一家子在北京的闯荡与谋生。
自母亲和妹妹到北京后，我们家就开始学习在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游泳。家里一下子增加了两口人，我们当时的工资是支撑不住的，日常生活开支和居住都成了问题。我们那间地下室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一下住了四个人，中间只好用一块布帘隔开。人是暂时安顿下来了，工作呢？对我这样一个在北京工作不到一年的学生兵来讲，尽管单位牌上有“国务院”三个大字，但找工作时还真派不上用处。
一天，我带母亲到六里桥附近的菜场买菜，途经一个长途汽车站，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母亲大脑里的“商业潜能”（母亲在乡下倒腾小买卖是方圆几公里出了名的）一下被激发出来！我现在还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大声对我说：“明天开始到长途汽车站卖茶叶蛋和凉白开！”我的天！我现在都难以想明白，一个连路都摸不清、一句普通话都不会的乡下老太太哪来那么大的胆量！她说干就干，第二天就要我去商场给她买好鸡蛋、水壶、茶叶等，早起煮好茶叶蛋，她和妹妹一人背着一筐茶叶蛋、一人背着烧好的开水，开始了在六里桥车站卖茶叶蛋和开水的生计。一开张生意还不错，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一百多只茶叶蛋和几百杯开水。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基本不愁了。
成为市场中人并不那么容易，你必须手快、眼快、脑子不糊涂。比如，我们第一次到大钟寺市场进货，一眨眼工夫就被其他商贩把车上的东西顺走了；更重要的是，要对消费者需求敏锐，我们那时变着花样卖东西，曾卖过袜子、鞋垫、彩带、各种塑料玩具……还要和城管捉迷藏，有时城管来抄，你不仅要眼尖，还要腿快，心理素质还要好。经过菜市口近两年的市场游击生活，一家人练就了较好的市场嗅觉和与消费者打交道的本事。
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不到，这位答应一起合作的“资方”就带着全套人马进京接管，我们一家人一下没了着落，这对我和我们一家来讲简直是五雷轰顶！能怪谁呢？你没有本钱，还想当老板！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地撤出，不过这件事对我们一家的警训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全家人先是撤到菜市口那间单位给的周转房里安顿，最多时里面住过十几人。
不过，这一年也有好消息，我所在的单位给我在安外小关分了一套56平方米的两居室房子，最起码让我的小家先安顿了下来。接着，我们全家以小关为轴心开始在北京闯荡江湖。我弟弟一家和我姐姐一家分别在当时的熊猫环岛附近租下一间每月100元左右的房子住下。姐夫卖菜，姐姐在安贞附近的公园门口卖冰棍，维持他们一家及两个儿子在北京读书的开支。弟弟一边在安贞的一座桥上卖书，一边准备一所大学的硕考，期待以此改变命运。我手头承担一项农村土地课题国际合作研究，忙于八个县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其间还于1993年出国到威斯康星大学做半年访问。
等我在那里忙完于后来发表在World Development、China Journal的论文，意气风发地回到北京时，被家里每况愈下的境况击溃了心理防线，我弟弟一家已经搬到对外经贸大学附近一间临时房屋，周围满是住户倾倒的垃圾！当时横下一条心：必须改变这种境况！于是，我们将手头仅有的积蓄拿出来注册了一家信息公司。做什么呢？我弟弟在一家公司帮助做过信息服务，那就从这个开始。我很快联系上《经济参考报》、《光明日报》、《中国广播电视报》等媒体，在这些媒体的版面上做信息广告，同时利用我们的英语语言优势承接一些翻译业务。这两年，一家人经历的市场经济洗礼，是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无法学来的，那种几乎摧毁人的自尊心的经历让你既体验到人世的残酷，又让你感受到绝处逢生的无量极限。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可以靠市场经济规则改变命运，但是有些由体制砌成的墙是你无法翻越的。对于我们一家子来讲，四十年的痛就是入城孩子的教育。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弟弟把我姐姐两个儿子领到北京来时，两个孩子已在老家读小学，其中老二的成绩是拔尖的，被认为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到了北京以后，碰到的最大难处是没有学校接收。最后托人才上了一个当地孩子根本不去的已经没有什么生源的小学。在这所小学毕业以后，两个孩子拿到没有入学证的毕业证。
这时候，我们在北京已经基本落脚，如果为了孩子读书全家迁回，已经付出的一切努力就付诸东流，怎么办？只能在住处附近找了一家已没有多少本地生源的初中继续学业。
老大读完初中，如回到老家上高中，根本不可能和湖北的学生竞争，权衡之下，只好在中关村附近找了一家职业中学企图学点谋生的技能，进去以后才知道这类学校除了收钱什么也不会教，与其如此，还不如给他小舅做做帮手，一个初中生就这么走入市场。
老二是一个天分很好的孩子，在北京读初中时成绩还不错，尽管属于“矮子里的长子”，但有一线希望还是不想放弃，读完初中后我亲自把他送回老家，到洪湖一中就学。但是，由于两地的学习状况差别太大，孩子回学校第一次摸底考就被老家孩子甩得老远，后面的学习就更加吃力，越掉队越远。到高考时，我又回去亲自督战，期待靠“精神胜利法”帮他多考几分！但是，世上哪那么容易创造这样的奇迹呢？高考落榜后，只得去当时的北大继续教育学院读了三年书，一个本来很有学习天赋的孩子就这样一步步褪色，成为我一辈子内心的歉疚。
最近我们家又开始揪心，这次发愁的是这两个外甥的孩子，就是我所称的“农三代”。老大的孩子今年要上小学了，比他爸爸时代进步一点的是，孩子可以就近入小学，但是，到了初中、高中呢？在他们上一辈时，我们就抱着希望等啊等！如果这两个孩子还是只能和他们的爸爸那样无奈地回老家念书，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景象？怎样的命运？怎样的结果！
当这篇稿子要搁笔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半。我不能再继续了。感谢我们一家子在北京的打拼减轻了我的重负，让我还有气力去思考一些与个人衣食无关的问题。我们家四十年的历程，也让我坚定了改革的真义：向百姓开放权利，向百姓赋予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利。
撞城：一位经济学人的乡城心路
刘守英 著点击图片即可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