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清明节，我和皮皮、阿朗在地铁上晃了一个多小时去昌平参加课程组长集训营。四月的风还透着几分凉意，我记得我穿着一件蓝色的牛仔外套。下了地铁后，培训地点是出租车司机需要反复确认的荒郊野岭。下车的地方刚下完雨，土路上被开满的二月兰覆上了一层淡紫，我拎着行李箱踩了满脚的泥。2024年的课程培训我以另一种身份去到武汉，五一的武汉阴雨霏霏。回看过去的那一瞬间，我发现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那踩进泥土的一脚到底意味着什么，但答案似乎在过程里逐渐呈现，并且在今天正式对我回应。感谢我的灵魂港湾益微青年（EV），“她”是我回到乡村、重返泥土的起点。
01
二十世纪末的正月，我在山西南部乡村的一个工厂大院出生，我的父母、祖父母，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工厂工作和生活。
大院是被灰色的炉渣砖砌成的高墙所围住的世界，我家当时在六楼，也是生活区里的最高点。往北望是工厂高大的冷却塔和烟囱，南边则是一片片被坡地切割的农田，再远一点就是遍布柿子树的土坡。
我的小学是工厂的子弟学校，我的哥哥姐姐，甚至我的一些长辈都是在子弟学校读完的小学和初中。农村学校的教育迭代就像一洼死水，我舅妈大我二十多岁，她的班主任也是我的班主任。
乡村教育的问题是立体的，每个问题都可能会产生新的链式反应。教师团队更迭缓慢、教师培训的缺乏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教育评价的单一与畸形。“严师出高徒”是家长们普遍认同的教育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严格”自然成为了教师的“评价标准”。这个“严格”具体到落实就成了体罚。“聪明”则是老师对于孩子是否适合学习的唯一评价标准。那时我总会把“心”字写错，我时常数不清“心”字上到底是几个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三个指头总会故意沾上墨水作为参照物。可作业纸经常在写字时被我戳破，把字写反也是经常出现的事情。在我又一次把“心”写错时，老师抓着我的衣服把我拽到最后一排，她在后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心。一边推着我的头往黑板上撞，一边咒骂着：“傻大个！给我看！什么都学不会！”一遍又一遍地指着我问：“你自己说你笨不笨？”我的严师并没有让我成为高徒，对于学校除了恐惧我没有任何期待。此后，我的桌子被单独放在了教室的角落里，而我的同桌也成了一个蓝色的垃圾桶。体罚是老师班级管理的“基本手段”，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出错，对于“体罚”的感受就像乌云密布的傍晚一场最不期待遇到的暴雨。父母对于“严师”的认知和孩子有质的区别，多数家长也并不知道“打了就长记性”的背后充斥着怎样的暴力。班主任的外孙女也在我们班，她会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大家可以跟谁一起玩，班级里也会围绕她的意识形成社交圈。即使大人们反映自己的孩子“被欺负”，在事后得到的回复就是“小孩子，玩起来没有分寸。”有一次她在我的课本上写上了“傻大个”三个字，我把她的书包扔进了垃圾桶，最后只有我被请了家长。老师在跟我的妈妈说到我的“学习问题”时，我妈说：“我觉得他很聪明。”之后便沉默着再没有说些什么了。当时我的父母并不清楚我的读写问题是儿童常见的阅读障碍（Dyslexia），但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读写困难而批评过我，我爸会在田字格上描好点让我连线成字，我妈给我买很多漫画书和绘本，我记得我妈当时的工资只有八百多，每次买书大概要花两三百块，我是小区里书最多的小孩，有满满一墙的正版漫画，各类内容的插图小说和绘本。十分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一直用爱陪我写上了“心”字中我数不清的那三笔。02
被推开的衣柜门
19年夏，我去到甘肃举办乡村夏令营，所在的村镇小学在国家政策扶持下修建得非常好，一些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跟城市的差距非常小。七月份的甘肃并没有想象中的热。我们所在的县盛产黄芪，家家户户门口都晒着切片的黄芪，空气中总飘着一股特殊的土腥味。我跟伙伴们一起设计了这场夏令营，在设计时我们隐约发觉很多关于教育的“具体想象”其实都源于我们成长中的缺失。我们设计了科技课、艺术创造、绘本阅读、性教育、戏剧表演，还有让学生根据自己兴趣任选的运动课程。不过，我们在第一次组织的夏令营的实践中显得有些“幼稚”。比如，志愿者上性教育课时会跟孩子们一起红脸，在一些艺术创造的课堂上小朋友们“疯”到根本无法让课程顺利进行，对于很多课堂的安排和活动的设计，也总会在事后复盘中后悔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因为跟以往乡村的课堂和“师生”的关系不一样，很多小孩子在夏令营变得比以往大胆，也因评价体系不再以成绩为重，几个顽皮的孩子在“非学习课业活动”中发现了自己的闪光点，当地老师认为的“刺头”，在很多活动中表现出他们不同以往的乐于助人、富有责任感等优秀品质，也让我意识到教育的发生需要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教育场景”。小苏（化名）总是自己坐在班级的角落，在大家玩游戏时她会站在旁边看，只要问她“你要一起玩吗？”她便扭头直接走掉。我跟当地老师闲聊时打听起小苏的情况。老师：“我当时就说了不要这个孩子来，特别爱捣乱。”（夏令营的名额有限，当时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我们联系了学校，希望推荐一些平时“顽皮淘气”、“学科成绩较差”的学生，小苏则在学校推荐的这个名单里）老师：“这孩子怪的很！她在上课时总会自己说小话，跟她怎么说都没用。”
我从没有小苏在课堂上“喋喋不休”的印象，只记得她在最后一排，有时候在本上涂涂画画。她不听课，但也从不捣乱。家访时去到小苏家，她并没有像其他小孩早早在门口等着。到她家后，小苏奶奶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冲屋里喊着话。桌子上摆了一盘西瓜，还有一碗当地会做的野草莓罐头。她从院里一溜烟地钻进偏屋的衣柜里，地上堆遍了装满黄芪的蛇皮袋。衣柜看着很老，上面的红色漆质已经斑驳了，柜门上还残缺着一个大洞。后来，我从三楼去宿舍时路过小苏平时上课的班级。有个座位孤零零地放在角落，课本上是她的名字。幸运的是，她并没有跟垃圾桶做同桌。我翻看她的作业本，上面歪歪斜斜的字经常写出田字格、频繁出现的涂黑的疙瘩、偶尔被笔戳破的纸张，这些像一颗子弹击穿了我记忆中最晦涩的部分。课间我找小苏做了量表，发现她跟我有一样的“天赋”。但小苏跟我不同的是，她阅读时会不自觉地把看到的文字念出来。老师说过她后便成了捂着嘴偷偷念，这样“瓜田李下”的情况最终让她搬到班级的角落，也自然对听课不感兴趣。但她不清楚的是，对于这逐渐拉远的座位她没有一点责任。后来，我又去了小苏家，她依旧在那个柜子里。我敲了敲门问“你可以邀请我进来吗？”在得到她肯定的答复后，我便也钻了进去。我窝在柜子里根本直不起腰，老衣柜的木板也很多缝隙，里面比我想象的亮。
我：“这里还挺舒服的。”小苏看着我搞笑的样子笑了笑。我又问：“为什么你想在柜子里？”小苏说她小时候家里来了陌生人，大人就让她躲起来。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柜子成为了她的“安全屋”。小苏有个弟弟，在他们出生的时候正逢村里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村里的一些家庭在头胎是女孩时选择不上户口，这样则给之后的生男孩增加了操作空间。那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性别优势”，虽然这样的优势我并不想要。后面的一次课外活动我改编了一部绘本，故事大致讲了很多动物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但它们随时会受到恶狼的袭击，只有小兔子不停地念咒语才能升起保护村庄的结界，但一直喃喃自语的兔子会受到其他小动物误会和排挤。直到后来它不念咒语时大家才知道小兔子对大家的重要。我把这个绘本搞成了略显粗糙的绘本剧，演员和观众加起来两个手掌都能数过来。在我问小苏要不要当导演时，她第一次没有置身事外，而是说了“好”。演得很简单，以至于没让我产生太多记忆点，但小苏跑来跑去沟通的样子我还记得。我把这绘本的命名为《不能沉默的那个人》。她推开柜子门的那一刻，我也走出了童年里最灰暗的那个角落。03
最后一舞
今年的培训或许是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最后一次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这个特殊的“场域”。在这样的“最后一舞”时，让我看到青年群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9年到2024年，我举办了6场乡村夏令营，参加了很多兼具倡议与行动的乡村教育实践，在这不短的时间里我跟伙伴们和乡村儿童、老师、家长一起进行了很多有趣的尝试，在一些乡村里窥视了我们社会中庞大的、被习惯性忽视的群体，产生了一些新观察，也去掉了一些旧偏见。在这趟旅程里，我从内在上更多地接纳了自己，培养了自己的合作能力、发展了自己的同理心和“不以批判为己任”的批判性思维；从外在上，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见到了更多的人，也在行动中积累了创变的经验，建立起还算自洽松弛的世界观。我听到过、见到过很多伙伴，带着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在乡村地区做了一些好玩的实践，个人也在这样的场域中习得了原有教育模式中不曾学习的与他人为善的合作能力和与社会为善的青年意识。无论是近年来的市场环境，还是现在的项目都已和我一开始所接触的有着极大的变化。项目结构到培训内容每年都在迭代，并不是说迭代出来新内容就一定是好的内容，但大家在做尝试的本身也是在塑造多元化教育的过程，这个过程放到行动中就是创造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教育场景”。鸥鸥和晓璐是我所支持的小组的大学生，她们将在今年夏天去到乡村开展夏令营。她们在外在性格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鸥鸥很能代表当下一部分的大学生群体，敢于在公共场域进行自我表达。在活动中更“癫狂”、在生活中更自信，在自我认知上有着更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我们小组要排练节目，鸥鸥会确认大家的想法后迅速地转变自己的角色，承担起自己的团体责任，在此前的上一分钟，她还在抖音上给刷到的“电子帅哥”点赞。我记得19年的培训，当培训师邀请大家发言，诺大的会场零星只有几个人举手，在联欢会上也很少有人会走到舞台上表演。当时我所接触的大学生群体在公共场合中去“表现自我”是曲折并且慢热的。虽然只有五年，但确实能直观感觉到每一年的志愿者都比以往更为直率和主动。今年的营会只要在休息时间，就会有大学生伙伴用会场的电脑点歌，并招手邀请大家加入。然后迅速就会有百十号人自发地走到舞台上开始又唱又跳的狂欢。我并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样的场面，但很多小组内部互动的环节一不注意就成了全场近三百人的大活动。当下的青年群体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表达，也有更多元的“社会意识与身份认同”，有很多人更为紧密地贴近科技的变化，将AI大模型这样的工具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当中。晓璐在上海的一所知名的985高校读书，是一个非常安静的I人。晓璐刚来时戴着帽子并且刻意压得很低，我看不清晓璐的全脸，偶尔瞥到她的眼睛又圆又亮。一开始晓璐也并没有说话，在讨论时她就默默地听着大家讲，偶尔写下几张便签纸攥在手里。让我惊喜的是，晓璐在第二天开始怯怯地提问。如何看待我自己的本科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把握自己的成长节奏......总之是我既回答不出来也解决不了什么的问题。可晓璐很认真地看着我说“我的前十几年除了学习什么也不会。”我作为一个从小顽皮的孩子，我跟她讲“我的前十年除了学习什么都会。”所以学习这件事情是我之后的人生课题。我不清楚这样的对话对于她来说是怎样的感受，但看到学生时代十分羡慕的“好学生”也在和迷茫和困惑交缠，会让我少了很多焦虑感。后面几天她更主动开启了很多“人生话题” —— 如何看待自己的原生家庭、同理心是可以习得的吗、如何跳出自己“讨厌”的舒适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依旧没有答案，但我们还是聊了很多，分享了彼此原生家庭的形状，还有一些平日里“不足为外人道矣”的伤痛与难堪。晓璐说，这种距离的对话是她校园里不会出现的“对话”。在这个场域中，我意识到人与人的交往是“走近”和“看见”的过程，就像商场门口的自动玻璃门，不同自动门的感应范围有长有短。想要进去的话那要做的只有接近。在临走时她敏感地问我：“之前的袒露会不会让她在事后觉得难堪？”我没说什么，难堪无非是把帽檐再压得低一点。在过去的五年我遇到了很多人，有学生、有同龄人、有家长、有乡村老师。当然也发生了很多事，有一些无疾而终、草草收场的事，也有一些一直在坚持、初见成效的事；有发现自己的脆弱而崩溃的那一瞬，也有意识到自己的柔软而欣然的那一刻；有交到一些非常好的朋友，弥补了我在流动中朋友圈子不稳定的焦虑；也会在收到一些正向反馈时不自觉地流几滴泪。也改变了从小大人给我的一些“刻板印象”，“染头发”不是二流子的标签，“嚎啕大哭”不等于脆弱.......送别晓璐的时候武汉还下着雨，出租车飞驰向前四溅起泥花。我在大门口站着，直到看见出租车消失在桥上的高点。飞飞个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