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三期）

郑鹏

引言

布罗代尔曾批评道：“长期以来，历史学家总是对平原流连忘返，而不愿意进入附近的高山。”[1]与历史学境况不同，山地是人类学家时常光顾的田野。晚年费孝通行行重行行，武夷山、南岭、凉山、武陵山等南方山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将族群性与空间的视角贯穿于“富民”的社会问题之中，进而提问，“什么叫山区？它同平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山区同少数民族老是缠在一起？”他还提醒后来者，少数民族上山、下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靠一句话是解释不通的”。[2]

令人惊奇的是，另外一位在山地的人类学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就是斯科特。借助人类学的脚步与历史学的目光，斯科特突破了以民族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的偏执与线性文明进化论的偏狭，站在高地追问“文明缘何不上山”？这个问题承袭于布罗代尔和恩格斯。布罗代尔启发了山地研究的认识论。布罗代尔开创了超越以民族国家作为书写单位的区域史研究，并将空间地理作为关键变量，带入文明研究之中。正如他的论述：“山通常是远离文明的世界，…在横的方向，这些潮流能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但在纵向的方向，面对一道数百米高的障碍，它们就无能为力了。”[3]恩格斯提供了山地研究的本体论反思。恩格斯追寻国家的起源，解构了国家的文化霸权。他论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况”[4]，意味着国家攫取了文明的定义权，因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5]。因之，如果考虑与山林“等量齐观”的江河湖泊以及更广大的海洋，那么，斯科特问题的本质就是——“国家之外无文明”？

为了使问题被解释得通。斯科特从马来西亚转战到了一个被称为“赞米亚”的山地。在“赞米亚”的图绘中，“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6]终于被斯科特推向极致。他从国家中心主义的政治学辖域中逃逸出来，对德勒兹式差异、游牧、解辖域化的后现代政治学做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诠释。斯科特敏锐地洞察到山地垂直效应与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山地人的能动性之间的亲和性关系。所以，如果说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一书中建议人们尝试着从国家的立场审视国家建设中的种种极端，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中展示了日常政治及反抗的日常形式。那么，《逃避统治的艺术》[7]（Seeing Like a Refugee）一书则将反抗形式升级为逃离国家的统治，并且论证了底层依托作为非国家空间的山地而应对国家建设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正如杜赞奇的溢美之词，《逃避统治的艺术》“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斯·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本文将对这部重要的著作做出述评并指出其中可资借鉴之处。首先，本文讨论“赞米亚”的方法论意义。其次，对斯科特为赞米亚研究设定的主题——非国家空间的再生产（正当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述。最后讨论赞米亚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现实关怀。

作为方法的“赞米亚”：边缘、镜像与书写单位

“我要阐明，赞米亚绝对有资格成为地区。”[8]

通过对“历史的地理基础”的大篇幅论述，黑格尔归纳出山、水差异地理学的政治效应：“结合一切的，再也没有比水更为重要的了，因为国家不过是河川流注的区域……只有山脉才是分隔的。”[9]山地的分隔性所导致的结果被古代中国政治地理学家总结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10]。赞米亚，便是一个被高山分隔的碎片区域。

赞米亚的空间，最早由荷兰学者申德尔构建。随后，让·米肖追踪了它的空间范围。赞米亚指称着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横括9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共计25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1亿少数族群的区域。其中，山地人约800-1000万人，族群分布以百计，语系至少有5种。山地生态景观表现出了多样性，“每一个特定的地理生态区位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民族标志”。即如费孝通所谓少数民族的山地“立体分布”。多元、多变的语言、服饰、生计、居住方式、族群认同、社会结构以及宗教活动，如马赛克一般，让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陷入困惑。因此，学者们在“赞米亚”的研究进路，如同赞米亚碎裂的地理/文化景观，往往是“分散和相互隔绝的”。虽然关于赞米亚内部各地区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它们只是“在赞米亚做研究”而非“赞米亚研究”，未能构筑出针对整个区域的社会科学的新视角。

实际上，当谷地国家忙于构建整齐划一的社会景观时，“山地”则再生产着差异性和边缘性，这赋予了山地人的共通文化与历史。鉴于此，针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赞米亚状态，斯科特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他尝试着提炼新的空间结构。

“赞米亚被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地区，不是因为政治上的联合，这根本不存在。其相似的模式在于其多样的山地农业、分散的居住和迁徙，以及贫困的平均主义，与此相关，这里的妇女地位比谷底妇女地位高。”[11] 

赞米亚地处低地国家中心的边缘，从而保持着“与国家相对位置”。这种自主性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政治效应——“与相邻的低地地区相比”，赞米亚的典型特征就是“其相对的无国家性”。因此，赞米亚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研究的对象，更具有着方法论的价值。

第一，就赞米亚区域内部的社会结构而言，赞米亚研究径路的主旨是摒除国家中心主义，在“中心—边缘”模式中赋予边缘自主性。如此，需要改变“中心”到“边缘”这种从上至下的线性思维，找出其中的断裂与不连续性。实际上，中国研究的变迁，叠写着类似的学术史转向。如果以费孝通—林耀华作为汉族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起始，那么，以地域化的宗族结构为中心、依据弗里德曼模式构建起来的华南研究可以称得上第二个阶段。1980年代后，国外学者重返中国田野。与前两阶段执着于整体中国的归纳不同，这一时期的研究立足于乡土中国的边缘，志于寻求中国文化中的差异性。研究者认识到类型中国仅仅是汉人的单一族群投射，非汉人族群成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把钥匙。于是，少数族群聚集的中国西南成了学术的新增长点。正如华南研究的代表人物科大卫所言：“我感觉到不能一辈子只研究华南，我的出发点是去了解中国社会。研究华南是其中必经之路，但不是终点。从理性方面来想，也知道现在是需要扩大研究范围的时候。”[12]相应地，从《想象的共同体》开始，东南亚研究的转向也大体循此轨迹。何况，中国西南本身就是被划入了赞米亚的田野空间。

赞米亚的研究旨趣在于重建边缘的自主性与边缘人的能动性。作为一个“逃亡带”，赞米亚的形成“归功于”中华帝国的超前扩张，又被东南亚硕果仅存的低地王国强化。为了逃避国家的统合，山地人从平原迁徙到低山地，又将更早的山地人挤上高山地。上山的人们并没有“移植”平原谷地的文明，否则山地最终不过是低地社会结构的复制品。因此，如果简单地以低地社会结构来框限赞米亚，或者以天下观、华夷秩序来审视赞米亚，赞米亚社会景观的异质性与多元性便一直“躲藏”在国家历史的阴影下。

实然的赞米亚并非“文明—野蛮”“发达—欠发达”的二元结构中被压制与放逐的他者。在赞米亚山地所呈现的族群垂直分布模式中，每一层生态区都是山地族群精心设计以适宜山地生态与抵制国家扩张的结果。宗教、文化与族群性的认同，是自主选择的边界形成机制，旨在强化政治与社会差异。因此，逃亡的底层如何与山地的特殊地理环境相契合，以此生产和再生产非国家空间；它得以运行的物质与文化条件是什么；它内部的结构关系，都可以是单独的课题。

第二，山地社会是国家的反身物，构成了平原谷地国家的反写的“镜中我”。讨论国家建设的文献贯穿着从中心到边缘的平滑连续性的思维与等待归化的国家中心主义隐喻。但它鲜有关注逆向的去国家化与非国家性历史。所以，斯科特指出，剖析山地社会的形成史，就是在透视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

如果写作谷地人口中心的历史而不考虑山地，就像写新英格兰殖民地或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历史而不考虑美国的边疆地区一样。…外部边疆都决定、限制甚至在很多方面直接造成了中心地区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在解释低地国家的时候忽略了这个维度就不仅仅意味着“遗漏”了山地，而且也忽视了使中心之成为中心的边疆的状况和交流。[13]

同时，山地与谷地之间保持着持久的共生关系。山地与谷地构成了互补的农业生态位。更重要的是，山地拥有一些价值量极高的产品，例如矿物、胡椒、稀有木材等。事实上，“谷地的政治实体，特别是小政权都被固定在特定的区域，严重依赖山地贸易，对他们来说，山地贸易伙伴的背叛是一个严重威胁”。[14]

最激烈的空间竞争是人力资源的争夺。山地人在不久前还是谷地国家的臣民，却沿着“逃亡走廊”进入山地。在新的生态环境中，他们策略性地改变了生计方式、社会结构、文化谱系，据此灵活地调整他们与国家的距离。所谓调整，实质是理性地对“进化序列”的再抉择。进化序列由“采集渔猎/游耕—农耕/灌溉稻作”、“人口与社会结构的分散与缩减—强制定居”、“无文字—书写谱系”的递进关系组成。在国家的文明化框架里，前者构成了未开化的指标体系，后者则处于文明金字塔的顶端。然而，山地人有针对性地解构国家文明、撤回到前者。流动、自然与社会景观的杂乱无章、社会组织的高度弹性与去中心性，让国家无法对山地空间“提纲挈领”。游耕或采集渔猎的生计方式极大地增加了国家征用的成本，对国家财政而言几乎没有价值。如此一来，山地成为了耗噬国家财政人口的黑洞。于是，在国家建设的财政逻辑之下，“只有不断清洗其边陲地区，不断成长的水稻国家才能实现人口集聚的目标，从而才能统治和保卫其核心区” [15]。由此，可以确认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建立在人口控制技术的基础之上，衡量国家能力的关键指标是在一个合理的统治空间内所吸引和控制的定居人口数量，领土则没有人口同等的重要性。

第三，“没有历史的人”与书写单位的重构。自19世纪开始，历史学家致力于打造民族国家起源与成长的脚本。以民族国家为书写单位成为历史学家的惯习性窠臼。书写使用了排除和纳入的双重机制。那些对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及其经历被纳入历史，而那些处于民族国家建设边缘的人群则被排除在历史的视野之外，变成了埃里克·沃尔夫笔下“没有历史的人民”。对此，在吸收汤因比文明史与布罗代尔区域史的经验基础上，斯科特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将赞米亚视为一个超国家空间的文化有机体。

赞米亚概念是要探索一个新的“地区研究”，在这里，划定区域的理由并非基于民族国家的边界（比如老挝），也不是一个战略性概念（如东南亚），而是基于特定生态规律和结构关系，这些都会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如果我们走运的话，“赞米亚研究”的例子将可以激励其他人在其他地方追随这样的实验并不断完善。[16]

赞米亚是现存世界里“所剩无几”的一个透视非国家空间的窗口。赞米亚研究的实验意义在于，它将长期以来被国家的光环压制在阴影之中的“非国家空间”纳入书写的主体范畴。然而，重建“非国家空间”的历史总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多元的历史主体往往在制作国家的连续性正统的神话过程中被削足适履。正如无国家的人很难被纳入到雇佣劳动或定居农业这样具有财政清晰性的经济中那样，非国家空间也不会被纳入到国家历史的书写系统之中。另一方面，文明化的趋中性表达，将中央文明描述充满文化和社会吸引力，加入中心文化圈是一个进化与上升的过程。这种文明叙事会极力掩盖逃亡，或者将从中心逃亡到边陲的人们扭曲为土著的蛮夷。即便是国家空间内的底层，往往也只是抽象的统计记录，很少作为历史的行动者出现。

然而，所谓“无历史的族群”并非处于时间之外。斯科特在开篇处引用了克拉斯特的论断，“如果说有历史的人群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无历史的族群的历史就是反抗国家的历史”。实际上，族群有多少历史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为了确定自己其强大的、有文字的邻居的位置关系，也为随时逃离国家时能够轻装前行。山地人有着多重的历史，可以根据环境的不同任选一种或者组合使用。他们可以像阿卡人一样创造出悠久和精细的系谱，也可以像傈僳人和克钦人一样，只有最短的谱系和移民的历史。

为了打破国家主义叙事框架的偏颇，考察山地历史的变迁，斯科特倡导“深度史学”（Deep History）。通过阅读东南亚史，斯科特“吃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差不多成为历史学家”。漫长的东南亚史，实际上长期为无国家状态主导，因而要用东南亚的真实历史来代替“帝国的想象”。对于无文字的山地社会，人类学有助于重建山地人的社会结构。当然，这必须摒除线性进化论预设的偏狭。斯科特坚信“文字的劣势以及口述的优势”。具有高度可塑性的口述文化，成为了赞米亚田野调查的重要内容。正是口述而来的诗、传说、依据情势而编造的族谱，可以让山地人灵活地调整族群认同与联盟。赞米亚田野过程中，斯科特尽力给予了山地人更多的直接出场机会。

非国家空间的再生产：流动性、空间阻力与结构性转化

山地人群被污名化的那些特征正是那些逃避国家的人群所提倡和完善的特征，这些特征使他们避免放弃自主权。[17]

斯科特直言“贯穿我这本著作始终的逻辑将从根本上颠覆上述逻辑。”[18]这种逻辑即在社会进化论的话语体系下，将国家统治状态与文明、将自我治理的人民与原始状态相混淆。这种逻辑的展开就是将赞米亚山地民被描述为“社会进化的活化石”或者是被文明遗弃的人。为此，斯科特担任起了为赞米亚山地民去污名化的使命，将非国家空间的正当性与可行性设定为赞米亚的研究主题。斯科特的主要观点是，山地人是为了逃避国家而“有意的野蛮”（Barbarians by Design），只有在“与国家相对立的位置”才能够理解山地人的历史。正如他所言，“山地人的历史最好不要理解为古老过去的残留，而是低地国家政权建设中‘逃亡’的历史。”[19]

为了赋予非国家空间的正当性，斯科特将论述重点放在非国家空间何以可能的问题之上。如果能够揭示赞米亚山地社会无需国家便能够正常运转，那么，山地社会就并非是社会进化的低端，而是为了保持自主性而精心设计社会景观。在这里，斯科特将非国家空间再生产的原因归结为底层的流动性、相对国家而言的山地空间阻力以及契合山地生态环境而进行的结构性转化。 

古代中国流行的政治思想一直就视民为“水”。它反映了人民所具有的流动性本质属性。“流民”的称谓，正是人民的流动性属性的表现。流动性恰恰是人民面对国家建设时的能动性反应与构成这种反应的基础。作为流动性的政治表达，以逃离为反抗，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早已对“逃离”做出了高度评价。逃离作为“上计”一直被底层人民施展。作为底层人最早的“口述史”，在《诗经》中，人民对君主“嗇且逼急，不务广修德于民”[20]深恶痛绝，以至视君为硕鼠，竟提出“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反抗方案。最终，“境内小民纷纷逃散。不久国亦旋亡”。[21]这种反抗行动被人民赋予了正当性，因为“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王风·兔爰》）。“诗经时代”之后仍有“士民亡窜山谷”的大量记载，到了清代依旧有人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去，视瘼乡如乐土。[22]这不正好回答了斯皮瓦克“底层人能说话吗”的命题或如斯科特般“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吗？

然而，若将“不流动”的结果去历史化为“社会事实”，则难以理解“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不仅是底层的控诉，更是日常政治的实践。在这里，斯科特笔下东南亚底层与中国古代人民的行动逻辑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东南亚的证据表明，“无论是现在（殖民时代）还是以前，农民生活的主旋律是移动而非固定”[23]。包括水稻种植者在内的东南亚人口，迁移是他们的常态而非特例，这与原有“稳定地植根于某地的农民家庭的刻板印象”完全相反。一旦“拾得”底层流动性的假设，逃离国家就有了发生学的机制。斯科特认为，底层逃离国家空间主要由两种原因驱动：逃避国家空间的赋役和拥挤，这在斯科特的论著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赘述。

何处是归程？逃亡的归宿是理性抉择的结果，虽然此后他们便很难逃脱“野蛮”的标签。正如斯科特所言：

最普遍的做法是逃避为皇家服务，转而成为也竞争人力的某一个名人或宗教权威的附属，这是最麻烦的方法。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另外的选择就是转到临近的另外一个低地王国。此外还有一种选择则是迁移出国家的势力范围，逃逸到内地和/或山地。[24] 

为何选择山地作为逃难之地呢？其重要原因就是山地的空间阻力。山地的崎岖地形使国家的脚步无法进入，山地密布的丛林与笼罩的瘴气导致国家的权力触角无法深入其中。增加空间阻力的地形还包括湿地、沼泽、沙漠、红树林等。在压缩空间的技术发明之前，权力的布局不得不绕开这类区域。即便是国家偶尔的军事征服，最终由于补给线和交通线的断裂而无法持久地控制这些区域。所以，“最陡峭的地区是自由的庇护所”。隐蔽的山地堡垒，对于山民而言是有利于隐藏和逃跑的地理环境，对于国家而言却是迷宫般难以习得的地理知识。因此，空间阻力作用下的国家隔离带，维护了山地人的政治自主性。

赞米亚就是这样的“公共逃难地”。每当中央帝国或低地国家扩展国家空间时，首先会激发底层短暂的反叛，最后那些被国家建设挤出的人口沿着“逃亡走廊”，撤退到赞米亚。逃亡高地的人群根据各自的族群竞争力，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形成一种齿轮效应，使山地依据海拔高度而形成多样化的族群性垂直带谱。

拉铁摩尔曾经观察到，人们日渐放弃农业资源的利用而专力发展牧畜资源，结果使得亚洲内地的边疆从“半草原”发展到整个的草原化。[25]

“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和一种新的地域研究思考方式，在这里，和他们有关的一切：谋生手段、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颇有争议的口头传承文化，都可以被认为是精心设计来远离国家的控制。”[26] 

重回自主的生存状态，首先需要替代生计的支撑。斯科特详细地考证出来山民的农业技术选择过程。斯科特重点检讨了经济学要素成本的相对效率评估准则。以往，灌溉稻作被认为是高效的农作方式，而游耕则是低效的农作方式。斯科特指出，相对效率测评需要考虑要素禀赋与农业生态条件。灌溉稻作的高效率是人多地少的农业生态条件下对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标准的结论。但是，对于长期地广人稀的东南亚山地而言，游耕能够节约劳动力而使单位劳动力产出最大化。当然，山民的农业技术选择不只是经济逻辑，最重要的是政治逻辑。因为游耕内在地抵制国家征收并增强山民的流动性。所以，斯科特称游耕是“逃避农业”，并总结道，“游耕有两个优势：它使人们相对自主和自由，以及允许农民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和享用劳动成果。二者的核心都是政治优势。”[27]

游耕示意图

一些特殊的山地作物增强了游耕的优势，它们就成为了山民的“逃避作物”。逃避作物有广泛的清单，包括山药、马铃薯、红薯、木薯、玉米等。15世纪引进而来的美洲作物有力地支持了底层向高地撤离。如果仅仅依靠东南亚本地的旱稻，山地人会被限制在海拔900到1000米的地带内；玉米则让他们可以向上再逃300米。可见，逃避农业与逃避作物，扩展了非国家空间。

2.社会重组：裂变的结构

讨论：山地政治学、斯科特议题与“赞米亚后传”

[1]［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1卷），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21页。

[2]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0-514页。

[3] ［法］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31页。

[4] ［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5] ［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0页。

[6] ［美］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7] 该书的英文标题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斯科特赋予了它两层意涵：一是避免被统合入国家体制；二是防止山地社会内部形成国家体制。中译本标题表现了“逃”是免遭统治的关键武器，它是“不被统治的艺术”得以展开的前提。日译本《ゾミア―― 脱国家の世界史》（2013）（直译为《赞米亚：逃离国家的历史》），也将“逃”作为关键词。“逃”字可以追溯到费孝通的观察。他曾指出，面对封建压迫，少数民族只有两条路或两个字：走，死。要生存就要走到更偏远的地方去，苗族、瑶族靠两条腿一直走到了泰国、东南亚等地区。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3卷），第512页。

[8]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王晓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20页。

[9]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2页。

[10] 《礼记•王制》。

[11]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21页。

[12] 华南研究会：《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13]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32页。

[14]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127页。

[15]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99页。

[16]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31页。

[17]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420页。

[18]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11页。

[19]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28页。

[20]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

[21] 朱熹集传、方玉润评：《诗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22] 江立华等：《中国流民史（古代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

[23]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172页。

[24]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175页。

[25]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在国家的进化序列中，从农耕转入游牧，或游耕—采集渔猎，是一种文明的退化。然而，斯科特坚持强调历史和策略选择的作用。逃亡的人群以不被统治为目标，以将自身置于与低地国家相对立的位置为原则，在赞米亚山地生态中“自我蛮夷化”，从生计方式、社会组织、文化形态等方面进行结构性转化。

[26]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217页。

[27]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236页。

[28]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254页。

[29]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302-348页。

[30]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404页。

[31]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4页。

[32] ［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第421页。

[33] 进一步讨论参见拙文《财政空间的生产：“山川林泽”与国家构建的财政逻辑》，《求索》2019年第1期。

[34] 进一步讨论参见拙文《国家景观的制作》，《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2期。

[35] 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拙文《禁山后国家缘何上山》，《社会发展研究》 2018年第3期。

[36] 华南研究会：《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37] 王铭铭：《东南与西南》，《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4期。

 [39]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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