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牵马的男孩》（Boy Leading a Horse，1905）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藏
精神分析和我的一生
My Life and Psychoanalysis
作者：伊利·扎列茨基（Eli Zaretsky，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译者：陈荣钢
引用[APA]：Zaretsky, E. (2016). My Life and Psychoanalysis. American Imago 73(4), 451-468.精神分析贯穿了我的一生，渗透到我的个人经历和性经验、我的家庭生活、我身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我的政治、我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质疑。它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与神经症、治疗或治愈有关的问题意识。我之所以被精神分析吸引，是因为它貌似提供了一种更优质的生活方式——更深刻、更有意识、更有智慧。与此同时，在长达十年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我有一次近乎灾难的经历。我会试着讲述这个故事，就像我努力过自己的生活一样。我时常觉得，自己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他周遭的人物距离很近。弗洛伊德去世的时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我出生在一个类似的环境中。我父母是犹太难民，我们有一个高强度的家庭内部世界，与之相比的外部世界显得冷漠而陌生。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我的生活困境来自父亲身为俄国革命难民的经历造成的创伤。父亲九岁、十岁的时候，全家出逃，他的父亲得了不治之症，而他本人花了十年时间才到达美国。因此，我父亲在难民营中长大，在那里他学会了第一门手艺——理发。我父亲曾经告诉我，他最大的职业成就是成为一名美发师，给女人的头发做造型，但不要给男人剪头发。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有“女性化”的一面。他喜欢给人带来快乐，而且他对别人的幸福比对自己的幸福更加关心。相比之下，我的母亲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她情感丰富，机智敏锐，而且非常易怒。她不停地批评我的父亲、我的两个兄弟和我。直到我父亲去世后的晚年，她才略有软化，也才不吝惜表达她的爱。我的母亲曾是一个“乖乖女”，与她那个有点聒噪、惹男孩喜欢的妹妹——我的姨妈伊迪丝（Edith）相反。同时，我的母亲真心而狂热地崇拜我的父亲。她经常告诉我，她如此幸运，嫁给了这样一个温柔、有爱的男人，而不像我们家其他女人嫁给的那些工人阶级——油漆工、印刷工、出租车司机。她母亲告诉她，挑选丈夫的方法是看他的指甲里是否有污垢。污垢意味着这是一个勤劳的工人，从而是一个好的养家者。我母亲说，她忽略了这个建议，但找到了更好的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家人或许从来不曾提起弗洛伊德的名字，但他并非不存在。对于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布鲁克林的犹太人移民之子，曼哈顿这座大岛总是依稀朦胧。我生活在一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在那里，伟大的现代主义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卡夫卡（Kafka）、乔伊斯（Joyce）、弗洛伊德栩栩如生。与《摩西五经》（Torah）一道，这些巨匠对我来说代表着文明，而且它们只要十五美分就可以买到，相当于坐地铁的费用。我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它们似乎散发着我所渴望的知识深度、强烈的文明水平和性的活力。对我来说，在所有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中，弗洛伊德最直接、最深刻，因为他关注“性”（sexuality，或译作“性存有”）。如今，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才开始从异性恋欲望的压力中得到缓解。在我看来，这种压力几乎占据了我一生的全部意识。弗洛伊德的观点似乎与我不谋而合。同样，直到我七十多岁，我才开始把女性的性行为看作一件正常的日常事务，而我以前一直痴迷于想象、脱掉衣服、占有我所遇女人的欲望。这个盲点或许是没有姐姐或妹妹的结果，但我需要赶紧补充一句，这里很少甚至不关乎“性别歧视”（sexism）。我一直有女性朋友、亲密的人和同事，我从来不认为她们处在从属地位（subordinates），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其他方面。鉴于我母亲强势的个性、犀利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我也不会这样想。和其他许多人一样，60年代是我的觉醒年代，灰暗的风景绽放出流动而鲜艳的可爱。我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比上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一代年长许多岁。因此，尽管我对新左派颇有微词，但我仍然是新左派的热烈参与者。与此同时，虽然我当时还没有读过弗洛伊德，但我对“无意识”（the unconscious）深信不疑。一方面，强烈的情绪搅乱了我。另一方面，我痛苦地意识到，我缺乏自我控制力，因而我周期性地与减肥做斗争。然后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那就是身为一名男性的成长历程。我在1964年的“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去了密西西比州。在我看来，种族偏见是所有罪恶中最无知、最可怕的一种。我还记得一位教授曾向我强调，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发现自己是否勇敢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在军队里不是问题。弗洛伊德学说（Freudianism）之于我意味着一种非常积极的男子气概（manhood）理想，包含保护他人的理想，与大男子主义（machismo）完全不同。1967年，我结婚并开始在一所女子大学教美国历史。两年后，我辞去职务，搬到旧金山，担任《社会主义革命》（Socialist Revolution）的编辑，这是一份新马克思主义期刊，是《左翼研究》（Studies on the Left）的继承者。接下来的几年——也就是我在1976年进入精神分析领域的这几年，对于理解我与弗洛伊德学说的关系至关重要。在编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马蒂·斯科拉（Marty Sklar）和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家在50年代与共产党决裂，部分原因是该党的理论和思想弱点。这些人从历史角度看待新左派，认为资本主义矛盾的中心从工厂转移到了公民社会、大学和媒体。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和欧洲左派之间的差异，看到了苏联如何扭曲了共产主义经验。他们强调，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摆脱过去的教条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左翼研究》一直致力于用激进的方式阐释美国历史，但《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份国际社会主义期刊。成为它的编辑是我的一个伟大梦想，主要因为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兼理论家。在我担任《社会主义革命》编辑后不久，妇女运动爆发了。我负责审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1970）。费尔斯通的书集中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辩证法，并试图用“性的辩证法”来取代前者。著作的核心之一是对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的解读。这本书声称，所有权力都集中在父亲身上；妇女和儿童以某种弱者联盟的形式联合起来对抗父亲；对阴茎的嫉妒就是对权力的嫉妒，而历史反映了两性之间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期间，我特别想弄清楚，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如何阐释女性压迫，并为妇女运动引发的更广泛问题（通常与精神分析有关）提供帮助。可以肯定的是，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修改。我的核心修订在于，将家庭视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一部分，而社会必要的关系（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关系）不能被还原为货币化的经济。我还记得，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会议上，安·斯尼托（Ann Snitow）举了公寓走廊的例子，说明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分割，这个走廊具有冷冰冰的匿名性，但有一扇打开的门，门里是家庭透出的温暖光芒。我立即明白，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这种“分裂”或“分割”是一种历史产物——通过经济生产走出家庭，随之，家庭转变为个人生活的载体。基于此，我的著作《资本主义、家庭和个人生活》（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于1972年完成，并分两部分在《社会主义革命》上发表，随即在加拿大重印，又被《社会主义革命》出版成小册子。我仍然记得，在某个漫长的夜晚，大家花了几个小时装订书页，包括我两岁的女儿娜塔莎（Natasha）。1976年，哈珀与罗出版公司（Harper & Row）出版了这本书。几十年后，他们的编辑休·范·杜森（Hugh Van Dusen）告诉我，这是他们一百五十年历史上最畅销的书。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我写《资本主义、家庭和个人生活》时认为，女权运动——就像之前的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一样，正在萌发一个多元化的、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工人阶级，进而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运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之后，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就与“混合”左派（包括男性和女性）的理念决裂了。虽然我认为这种“分离主义”在大众层面不可避免，而且很有必要，但我痛心地看到，对女权主义活动家来说，建立一项自主的妇女运动的事业也意味着放弃了左派的理想，我认为这对国家来说是一次决定性的负面转向。我的失望因个人的悲剧而加剧。1970年，我的妻子在我们女儿出生时病倒了。她的病使我们与新左派的集体事业隔绝开来，这项事业也包括担任《社会主义革命》的编辑。简而言之，我的地盘被夺走了。1972年，在我三十二岁生日那天，我的妻子告诉我，我在生活中很孤独，并敦促我寻求某种心理治疗或分析治疗。这促使我对精神分析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资本主义、家庭和个人生活》的最后一章集中讨论了精神分析，将其描述为个人生活独立领域的理论，充满洞见，但缺乏对该领域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解。1973年，我开始审阅朱丽叶·米切尔的《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1974），这是一部比费尔斯通的著作更复杂的著作，在女权主义中利用了弗洛伊德的思想。我很快意识到，在审阅米切尔的著作之前，我需要读一读弗洛伊德。我在旧金山总医院的医学图书馆里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弗洛伊德的原著。三年前，我的女儿就在那家医院出生。弗洛伊德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一开始是弗洛伊德的批评者。我是在阅读《鼠人》（Rat Man）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我自己的脑海中认识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思想的性化”（sexualization of thought）。在历史中定位弗洛伊德的思想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它的术语。同时我了解到，旧金山精神分析研究所（San Francisco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提供低成本的分析服务，尤其是与工作相关的分析，于是我开始采访分析师，以寻找治疗方法。不久，我就开始迷恋上了精神分析。但我追求的与其说是缓解症状或心理痛苦，不如说是一种高于自我实现的意识生活。新左派的解体和文化中普遍的唯信仰论（antinomianism）使这种意识生活变得更加迫切。我参与了新左派的思想高峰，并经历了60年代的乐观、团结和远见的非凡浪潮。我无法相信我的同志们会放弃建立激进运动的潜力，而去选择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假越轨”和另类生活方式。我深深地沉浸于伟大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思想，沉浸于欧洲大陆理论家的思想，比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但是我对法国理论的新东西提不起兴趣，尤其是拉康（Jacques Lacan）。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正在寻求保护我的小女儿不受腐蚀性大众文化的影响。我在寻找一个“内心的陀螺仪”，能够抵御冲击她、她母亲和我自己的大浪潮。对我来说，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深度，一种深刻性和人性，它与70年代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地区（Haight-Ashbury）所谓的“自由但虚伪的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这时我已经三十五岁，三十五岁的但丁已经到了生命的中途。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的精神分析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听了伯克利艺术史学家彼得·塞尔兹（Peter Selz）在旧金山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演讲。他谈到了毕加索作品中的马和牛。塞尔兹认为，马代表女人和女性气质，牛代表男人和男性气质。塞尔兹试图通过追踪毕加索与一系列女性的关系来证明这一点，这在他的艺术中得到了证明。不过，最令我震惊的是，塞尔兹说，毕加索在五十多岁遇到玛丽-泰雷兹·沃尔特（Marie-Thérèse Walter）时，正处于他的性欲高潮。我周遭的文化崇尚年轻，而且我一直在与我的性、我的阳刚之气作斗争，因此这种“成熟”（maturity）似乎吸引我去了解弗洛伊德的世界。同时，在我寻找负担得起的分析时，我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旧金山老一辈分析家，比如伊尔塞·贾韦茨（Ilse Jawetz）和伊曼纽尔·温德霍兹（Emmanuel Windholz）。我从他们每个人那里得到了相同的信息——精神分析不适合我，我应该从心理治疗开始。就这样，我被送到了梅尔文·舒帕克（Melvyn Schupack）医生那里，他把我当成了病人。起初，一切都很顺利，这是常有的事。每周一次到两次的心理治疗使我精神振奋。一年之内，我解决了许多基本问题。我离开了我的婚姻，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瘦了很多，还跑了一场马拉松。最重要的是，我改变了我与父亲的关系。这些关系经常充满矛盾和冲突。我经常觉得他在批评我，我也不太尊重他，把他看作弱者，部分原因是他没有直面和抗住我母亲对他的批评，也因为我觉得他在工作上没有勇气面对别人。然而，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几个月内，我与父亲的关系变得异常温柔和充满爱意——我与母亲的关系几乎一直如此，尽管她有批评的本性。这种收获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年后父亲去世。不过一年后，我的分析师建议我开始和他一起做分析，每周四次。我的麻烦就从那时开始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进行精神分析对我来说如此重要。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我无法忍受对自己撒谎，无法忍受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不知道自己意味着什么。因为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艰难时期，我无疑对自己很失望。我想“改头换面”。如果说我在“寻找父亲”，那答案就太简单了，是事实没错，但很肤浅。我感到失去了传统社会中年轻人可以得到的所有指导和方向，而且在周围的文化中找不到其他选择。我父亲在童年受到了创伤，我母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无论怎么说，我都有进行精神分析的深刻愿望。更早的时候，也就是在我大约十七岁的时候，我遇到了第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威廉·派克（William Pike）博士，他是一位朋友的父亲，也是林肯旅（Abraham Lincoln Brigade）的退伍军人。我不可能在当时和他交谈完就决定在自己三十五岁的时候涉足精神分析，我只是在三十五岁时回想起当年的事。一旦分析开始，一切似乎都会出错。每次分析都采取同样的形式。我毫无进展地“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e）三十五到四十分钟，然后分析师会给出一种“阐释”，以复原（undo）我所说的或试图说的内容。这种阐释会告诉我，我在欺骗自己，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我相信什么。很明显，这激怒了我，以至于我的自由联想开始被类似妥瑞氏症（Tourette）的侵略性想法打断——“胡说八道”、“混蛋”、“这完全是废话”。这种情况又持续了9年。后来，我读了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2005年的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讲的是三个孩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克隆人抚养。他们长大后将成为“照顾者”，被培育出来以便中产阶级可以收割他们的器官。汤米（Tommy）是其中一个孩子，他一直在生气，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读到这句话时（在我分析了许多年之后），我想，生活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永远相信自己的愤怒（anger）。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我对此坚信不疑。在我做分析期间，我通过兼职教课来维生。早些时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等院校一直设有精神分析的课程，但在60年代初，分析家们被赶走了。于是，他们建立起独立的研究所，培养治疗师。因为这些学校要求学生学习有关他们职业的历史，所以我可以很容易地教授某种版本的心理学史和精神分析史，同时教授弗洛伊德的课程。我接受过历史学家的训练，又有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于是我开始从历史角度思考精神分析。例如，我可以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在拉康和其他人的文本中，看到他们正在努力理解精神分析的历史性（historicity）。我总是喜欢学习新东西，而且在那个时候总是缺钱，所以我最终教了很多其他的课程，比如电影理论、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以及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在我探索这些新领域的时候，弗洛伊德仍然是我思考的中心，尽管我的分析遇到了挫折，但我对精神分析如此热衷，以至于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弗洛伊德开始通过我说话。只能说，弗洛伊德在我身上完成了“心力内投”（introjection），没有完全被同化，但在我的头脑中生活和说话。在进入分析领域之前，我曾与精神分析学家混在一起。那时，我熟悉一种观点——分析家总是对的，所有质疑都是阻抗（resistance）。然而，多年下来，我忍不住定期质问我的分析师，我的分析是否“有效”，我是否有进展。无论何时，这些问题都会遭到拒绝，我的分析师会把我说成“想烧毁世界的人”，总想通过超乎寻常的方式取得巨大的成功。诚然，我无法在不侮辱分析师的情况下“自由联想”，这让我感到羞愧，每天都要对我的认知进行持续的破坏。在分析的最后几年，我变得相当沮丧，就像我今天写下这些文字一样沮丧。每一次指导请求都被视而不见了。有一次，我在野营时差点从山上摔下来，但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分析师时，我觉得我一定是在撒谎，虽然我无法想明白这是为什么。近十年后，我的女儿开始与前妻生活在一起，我离开旧金山，在密苏里大学教历史。我自然认为，我的分析工作将成功完成，但当我这样想时，分析师告诉我，我的问题非常严重。简而言之，我的分析经历对我造成了打击。我的婚姻崩溃了，没有再婚。我写了一本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书，但我的事业已经脱轨，我没有继续成功。十年来，我没有真正读过书，画过画，去过博物馆、剧院或歌剧，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丰富我的生活，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开始分析后不久，我开始学习钢琴，我小时候学过大约三年，在与父亲进行了激烈的、甚至是爆炸性的争吵后突然停止，因为父亲坚持要我练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开始分析的同时重拾了钢琴。我也不是特别喜欢音乐，但我想现在回想起来，我需要保留自己的某些部分，除了分析之外，需要一些还属于我的东西。我在分析期间和之后都在刻苦练习钢琴，钢琴能留下还属于我的东西。此外，我现在可以看到，这当然是一种补偿和与父亲重新联系的行为。处理好我的分析经历是我余下人生的核心，而我可能仍未完全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在最直接的层面上，就是离别本身。在我做分析的最后一天，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握着分析师的手，以一种平等的态度看着他，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这次经历让我喘不过气来。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觉得我的分析基本上是积极的，我甚至为此感到骄傲。然后，问题出现了。我渐渐意识到，留给我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模糊问题，一个需要我用余生去思考的大问题。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看到它明显的背离和巨大的不公，这并不是说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东西。首先，把自己置于如此脆弱的境地，与比我强大得多的人对抗，我确实增强了自我意识，即使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看到自怜和手淫恐惧的泥潭，这种经历使我堕落到这种地步。是因为我的抗拒，还是因为我的分析启动了自我反思的过程，或者因为我与其他日常生活相对隔绝了很长时间——要么三者兼而有之，我仍然不确定。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的分析经历确实增强了我的独立意识，这是我最初进入分析领域时的目标。另一方面，在我多年的分析生涯中，我对弗洛伊德的解读给了我一种确定的、无意识精神生活的感觉。我在自己身上、在我周围的人身上、在更广泛的人际交往圈子里、在群体中目睹了无意识的过程——在我教书的学校里、在政治上、在历史上。对我来说，这就像懂了一门语言，我总是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不懂这门语言。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意识的动机。他们不思考其他人的童年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内心冲突。他们把政治看作利益的游戏，忽视了狂热、幻想和无意识的热望。他们不理解艺术作品、文化、甚至科学和哲学中的无意识维度。他们甚至对自己的内心生活不感兴趣。我对充满活力的、活跃的、无意识的精神生活充满感觉，包括我看过的每一部电影、读过的每一本小说、研究过的每一个历史时刻、学过的每一种道德、社会或政治理论。我认为，自70年代以来，文化丧失了这种无意识的感觉，这对我理解当代历史至关重要。伴随着我的独立性，我对无意识的敏感度几乎可以道出“我是谁”。然而，我从分析中学到的最深刻教训是，一个人在提出自己无法也确实没有去努力实现的希望时便犯下了巨大的罪行。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伊森·布兰德》（Ethan Brand）讲述了一个人外出寻找不可饶恕之罪的故事。正如马克·辛格（Mark Singer）所写：“这是对另一个人的神圣心灵的侵犯。用一种工具来打开另一个人的心扉，却没有一种充满爱的、惶恐的谦卑，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这就是我的分析。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尽管程度不同。在分析过程中，我教了一门人文科学的本科课程，让学生阅读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Republic）。我在许多地方教好几门课，没有太多时间准备，而柏拉图又如此难懂。后来，我和一名学生的母亲谈话，她告诉我，她女儿一想到要读柏拉图就很兴奋。但我猜测她女儿阅读柏拉图的实际经历是多么令人失望。这或许是件小事，但在心理上它呼应了我的分析。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我一直无法原谅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给人们带来了如此多的希望，却又把目标定得如此之低。我永远不会责怪一个鼓舞人心的人物的失败，只会责怪他没有努力。这个例子和其他许多例子一样，都让我看到了一些别人告诉我不存在的东西。最终，我长达十年的斗争给我留下了一件事。在我无休止的分析过程中，除了我自己的分析理念——与弗洛伊德的原始概念密切相关的理念，我一直在为什么而奋斗呢？难道在和我自己的分析师斗智斗勇？我的个人经历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毕竟，我的分析离不开美国知识分子、科学家和许多分析家对精神分析的整体排斥。从深刻的经验中，我理解了弗雷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 Crews）后来对精神分析的谴责，其中蕴藏着真理：它故意冷漠，滋养情感退缩，贬低病人的自我认知，它肆意豁免罪过，它的史观认为女性注定道德低下也注定被动，它允许灵活阐释，让分析家“每次都正确”。但我不完全赞同，部分原因是我不喜欢受害者（victim）的角色，就像我不希望让他人受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我相信最初的精神分析思想具有核心有效性，能清楚地使用分析方法观察一个人的心灵，包括自己的心灵，就像我们可以观察一个人的神经系统、骨骼结构或肌肉。可以肯定的是，对人类心灵的研究不同于对神经、骨骼和肌肉的研究，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心灵具有对话性（dialogic），而自然世界大多不是。我还认识到，在我的分析中，缺乏同情（empathy）一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这个弱点的根源在于弗洛伊德本人——不仅在他的个性中，而且在他的思想中，他几乎全心关注自我认识的障碍（“阻抗”），而关注自我认识的动机（生物性的掌握和控制的欲望）。但还有另一个原因，让我坚持对弗洛伊德和最初分析的积极看法。我看到，“对分析的拒绝”从根本上说具有政治性，并且它们构成了对70年代左翼思想的整体拒绝。因此，精神分析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进步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女权主义者对精神分析的猛烈抨击尤其如此，这种抨击伴随妇女解放而爆发。从7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一直在努力理解为什么必须发生这些抨击。我认为，为了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深刻的女性自由原则，我们有必要进行大量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一般的自由（特别是女性的自由）建立在身体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正如我们研究奴隶制时知道的那样。也许，对人类思想的探索需要对身体有一个事先的保障，而妇女的解放一直在努力提供这种保障。同时，女权主义者对弗洛伊德的抨击为攻击弗洛伊德的骗子铺平了道路，也为今天控制“心理健康”的科学至上论、新自由主义、大药厂和保险利益铺平了道路。可以肯定的是，女权主义者重建了精神分析的实践，因此，我的那种经历在今天几乎肯定不会发生。但是，这种重建需要诉诸专门强调精神分析的人际关系或“承认”（recognition）层面，而忽略了对个人与他或她之间关系的理解。根据我的经验，70年代出现的“新社会运动”中的典范就是妇女解放运动，但那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具有对话性，而且“要求承认”。很快，这种承认得到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霍耐特（Axel Honneth）等哲学家的支持。我认为，与吸引我进入经典精神分析的那种自主性（autonomy）论调相比，这些观点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很幼稚。“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是从自恋的需要而不是与客观现实的斗争角度重新定义心灵。自我（ego）的概念以一种不加思考的方式从潮流中旁落，取而代之的是自我（self）及其对象的概念。在我看来，这其中既有退步也有进步。我希望找到一种一以贯之的方式来捕捉这种双重性。虽然我有很多精神分析的经验，但真正有趣的是把它们与撰写精神分析史的想法联系在一起。在我教授“历史与系统”（History and Systems）的心理学课程时，我最初有了这个想法。这成了一种爱的劳动，因为我现在有一种保护宝贵遗产的感觉，否则就会有丢失的危险。与很多著作一样，我的著作也是自传性的。我不仅与弗洛伊德形成了深厚的内在关系，而且与他周围的人以及跟随他们的那一两代分析家形成了深厚的关系。真的，他们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冒险之一，我喜欢在具体的细节、环境和周遭研究这种冒险的特殊性，阅读他们的论文和信件，学习他们不同的语言，他们的思维和说话方式，甚至他们的怪癖。借此，我读到了迈克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威尔弗雷德·比恩（Wilfred Bion）和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这样的非凡人物，读到了布尔什维克时代的匈牙利和俄国、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魏玛德国、以色列的“依舒夫社区”（Yishuv）、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革命的中国，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和芝加哥这样震撼的环境。我喜欢研究精神分析和犹太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精神分析的世界性和它的非西方影响，并尝试与激进主义建立联系——比如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卡伦·霍尼（Karen Horney）和奥托·费尼切尔（Otto Fenichel）。此外，我开始思考大屠杀在精神分析史上的中心地位，就像整个世纪的历史一样。当我成为精神分析的历史学家时，我在新左派中的经历使我的著作一以贯之。在撰写2004年出版的《灵魂的秘密》（Secrets of the Soul）时，我面临的最深层问题是讲述一个整体的、连贯的故事，同时关注具体的、不可还原的偶然事件（contingencies）。一方面，我很明白，如果没有弗洛伊德，就不会有精神分析。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家庭生活、城市景观、艺术、媒介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变化，精神分析就无法想象。渐渐地，我开始理解弗洛伊德主义在20世纪历史中的核心地位，而弗洛伊德学说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分析这项职业。事实上，它是一场心理学革命的前沿，这场革命对于理解和应对欧洲独裁政权和美国式大众文化的传播至关重要。我关于这场革命的想法（特别是个人生活的想法）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然而，我的第一本著作强调，个体总是“社会”的个体，有具体的宗教、种族、民族身份、阶级等等。相比之下，《灵魂的秘密》强调了相反的一面，也就是心理学逃避社会处境的方式。《资本主义、家庭和个人生活》和《灵魂的秘密》的两个重点相互补充，而非矛盾。它们都关心“家庭”。在撰写《资本主义、家庭和个人生活》时，我想说明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贡献如何被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所掩盖，而这种贡献也是劳动再生产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贡献。但我也想说明，同样的分离过程为一种新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概念奠定基础。这种概念摆脱了家庭的物质限制，精神分析或许是这种概念的主要表现。然而，总体来看，女权主义者只强调了我著作中的第一层含义——妇女劳动的闭塞，但忽视了第二层含义——个人生活的崛起。这种偏好反映了女权主义者对权力的强调，这与拒绝精神分析有关，因为精神分析被视为一种男性权力的意识形态。同样，在撰写《灵魂的秘密》时，我试图提出家庭与工作场所分离的想法——在摆脱家庭决定论的意义上，这是现代个人生活理想的来源。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认识到，这也需要从心理分析中获得某种自由，但正确掌握这种自由的特殊性至关重要。尤其在2015年出版的《政治的弗洛伊德》（Political Freud）中，我试图表明，弗洛伊德的思想来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人类学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人们认为，创造一种承认父权并将其制度化的家庭形式是人类的重大进步，因此，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以及同性恋关系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毫无疑问，正如古罗马的父权家庭理论一样，父权制在古典精神分析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就需要女权主义的纠正。然而，用对权力的片面强调取代对性的片面强调是错误的。想一想圣奥古斯丁（Augustine）与伯拉纠（Pelagius）的辩论，想一想弗洛伊德与阿德勒（Adler）的不同，而我想说的，是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女权主义，它没有给爱留出空间。总之，我的大部分生命不仅由我的童年塑造，也由精神分析和左派的结合塑造。它们结合在一起，帮助我保留了获得人格力量的动力、使用智识的自由，以及抵抗强大情感潮流的能力（人际的、媒介化的和政治化的情感潮流，它们不仅日益喧嚣，而且更加顽强）。真的，当我考虑到6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时，我对公众和知识分子被操纵得如此容易感到震惊。最后，我再来谈谈我对历史的热爱。几年前，我被要求在美国历史协会（AHA）会议上主持一个关于弗洛伊德如何影响历史写作的会议。精神分析和历史之间有两个相似之处让我印象深刻。首先，在个人生活的过程中，就像在历史的过程中一样，事件（events）并不都是同等重要的。某些事件、个人或运动具有突出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摆脱了逻辑思维限制的事件，如历史上的宗教事件或个人生活中的幼年创伤。与此相关的是，历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有着非常不同的、非牛顿式的“时间”概念。对这两个领域来说（也可以加上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宇宙学家），时间是分层的。过去的事件不会消失，而是持续存在，它形成了历史进程，而历史进程似乎只在时间的表面展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这样的地理学家已经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的伟大冒险并不在空旷的空间中展开，而是在一个结构化的、具体的物质空间中展开。同样，时间也不是事件发生的空洞媒介——时间有形状，有引力。历史的形成不仅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受到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财产和阶级关系的形式的限制，更受到家庭和亲属关系的限制，受到母亲、父亲、配偶关系的限制，以及受到性别、性别差异（与权威交织在一起）的文化传承的限制。我自己的生活也被构建和分层了。它的所有重要部分（婴儿期、青年期、激进政治、精神分析、历史理解）一直至关重要。用这种方式思考我的人生也帮助我理解精神分析学在它之前还有很长的未来，而被它吸纳的人生绝对没有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