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走后怎么办？活着。有意识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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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

作家，出版有《暴雨下在病房里》

我出生于 1984 年春天，即将进入 39 岁，未婚育。在我的经验里，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并非简单的“安稳”与“本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如同泥坯上的刻刀，按着具体而随机的不断变化的需求，一刀刀塑出女神、公主、母亲和荡妇。（闲插一句：如今我们的“荡妇”是太少了，羞辱便越压越多。）

关于故事，一方面我身上没有什么典型故事——父母和睦亲密，努力予我自由和支持；另一方面，那类身为女性的遭遇又太多，已经到了懒得讲的阶段。

只有一件小事，发生在我刚刚大学毕业，从上海来到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老板性别男，四十出头，以实习期辅导为名，下班后围追堵截，上班时公开优待，言行大胆，自觉浪漫无边。我因此辞职，辞好给妈妈打电话。没想到妈妈责我任性草率，认为因此丢了工作不值。她教诲：这种事职场难免，下一份工作也是一样，假如你聪明、手段柔软，是能够借势而为，既不吃亏又得好处的。

那个电话打完，我知道我逃离了两种处境。一种是一个可笑男人的权力幻觉，一种是母亲半生的辛酸经验。

我知道了说不的意义。

电视剧《伦敦生活》

说不的义务是自立，奖赏是自尊。它激活勇气，生出自信，令我是我。

娜拉走后怎么办？活着。有意识地活着。

如果说女性一生流离于一个又一个 “他人的家”，那么逃离之后要清楚：家不是寻来的，家是要自己去造的。

无论是走出一个家庭、一个故乡、一段关系、一种身份或一场具体的生活，都是变革的开端，都会有现实的利弊。所以出走不是一次决心，是出走之后日复一日的决心。

而我觉得最根本，是在出走之前，先走得出那些看似高于你的观念，走出震耳欲聋的教育，和庞大手势的阴影。

是心里想着 “我可能是错的，他们可能是对的”，但——“试试看是可以的。”

当然属于女性的去处仍然寥寥，穿不出这现存系统之外。我想我们要发现的，不是专属 “女性” 的去处，而是 “人” 的去处。这去处里，一部分是女性长久缺席的，一部分也许尚未存在——正待我们去建。

有时我又觉得，即便不到哪里去，当个流亡者也没什么不好。鼓励争论的人争论，允许沉默的人沉默，不以伟大之名裹挟个性荒诞，已算是难得的互助和良善了。

王梆

作家，出版有《贫穷的质感》

妈妈，对不起，上次我在电话里面发脾气。我非常后悔，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伦敦时间早上 11 点半吧！正是妈妈你在 36 年前那天崩地裂地受难时分，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你的声音。因为此前将近一个月没有给你打电话，我已经做了好几个恶梦。梦见自己睡在一张悬空的床的边缘，床底下是万丈深渊，因为随时要坠落下去，而哭着喊妈妈。又梦见你在我们斑马煤矿的那个家的院子里点香拜神，请了一个慈眉善目的巫师，唱着粤剧为我驱邪作法。最近的一个梦，梦见你在厨房里做菜，高血压突然犯了，晕倒在地，我和弟弟把你抬到门前的草地上，用丝瓜瓤搓你的背，一直等到阳光照到你的太阳穴上，你才醒过来。有你存在的梦里，我身处的空间，不论实际上我在哪里，那个空间都是我们曾经住过的那一栋大板房的变体，那僵硬平凡毫无个性的大板房，在我的梦里，像褪色的积木一样构造着破碎的回忆。

被和你疏于联系的愧疚和痛苦折磨着老做恶梦的我，却每次听到你在电话里的声音，尤其是你的责备和失望，都恨不得自杀，为自己的无能无力无所作为，为自己的不孝，为自己还不曾见到彩虹的未来而一筹莫展。你所要的一切，我一样都没有办法给你。是的，妈妈，用你的话来说，我就快 40 岁了，几十年来，没有家，没有孩子，像泡沫一样在海上漂浮，现在连国也没有了——在你看来，留在国内，留在家乡，像袋鼠一样怀抱着一只小袋鼠守着家园，像浮雕一样守在你的门边，才是“幸福之道”。然而我却从高中毕业之后便远离了你为我谱写的幸福之道。年复一年地，我，让你孤身苦守着，让你长夜寂寞着，让你懊恼失望着。

怕你崩溃，我从来只报喜不报忧，因为哪怕是对我来说至高的喜——妈妈，我觉得好自由——换来的，只能是你的无尽悲伤。所以，妈妈，请原谅我，在你接不到电话的日子里，即是我，无论怎样也欢喜不起来的时光。在这样的时光里煎熬着的，除了对你的挂念，便是对我这颗私心的无尽自责。

电视剧《伦敦生活》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边沿着你所指的幸福大道逆向逃跑，一边偷偷地回首，看到你的身影越变越小，此刻，隔着几万里，你的身影几乎小得要变成太阳的黑子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啊！

妈妈，你觉得我能顺着原路跑回去吗？回到老家，在你的安排下相亲，嫁个 40 岁左右的鳏夫或者离异白领男，做高龄产妇，在你为我安排的月子房内喝着你为我熬的鸡汤（妈妈，我已经吃素 4 年了，你却总是不相信，总觉得我不吃肉会得病），接着呢？买个养老保险？我为之奋斗了将近二十年的自由，为一个“孝”字，付之一炬？

妈妈，自由是什么呢？我其实还没有权利告诉你，因为我还在苦苦摸索着。但是我能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活下来，靠的就是这个信念。我小时候，成绩不好，父亲说我长大了以后，就算想为那些秀才们提鞋，都不会有人要。我放弃重点大学不报，报个二等大学，被你骂了十几年。我放弃朝九晚五，做自由撰稿人，你觉得我活生生地把铁饭碗给扔了，分明要饿死自己。我嫁过人，又离了婚，你觉得我老把感情当儿戏，从来不认真。妈妈，你知道我在英国吃的最大的亏是什么吗？就是这种由“不被信任”而衍生的深重的不自信。

要多大的能量，才能让这样一个灵魂变得自信起来，你知道吗？我读书，写书，拍电影，学英文，旅行，参展，讲座，一次又一次地恋爱……是的，顺利的时候，就是我欢天喜地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似乎感觉到与自信的臂膀相拥而眠的时候……就是我似乎觉得也可以做一次荣归故里的浅梦的时候，然而，只要一次不慎跌倒，我便又重重地，绝望地，跌回了谷底。因为那个叫“不自信”的引力，简直太强大了，强大到我怀疑自己多年以来，做的全都是无用功。

我多希望自己是西西弗斯，无论跌得多深，都可以重新爬起来。然而，我不是他，我是她，生在中国，生在你的怀里。

妈妈，你在我的心上雕刻了一朵荆棘花。每一次开放，我都感觉到疼痛。这疼痛，比起十月怀胎，微不足道，却将朝夕伴我，直到来生。

如果做点什么，可以让你息怒，如果负荆请罪，是唯一出路，我愿意。因我从未，也不会，将你遗弃，因你的血已经在我的血里融化。

这个冬天，我会回家，带上礼物，抑或仍旧一无所有，如果又是那样，请你不要难过。

此刻，相隔万水千山，我的手触不到你的白发，但假如回忆也可以邮寄、包裹、扎上蝴蝶结，请代我将它们一一打开，从 36 年前，你初为人母的那一刻起，妈妈，请相信，我，并不是你的失败之作。

慕明

作家，出版有《宛转环》

上初中时，我偏科挺严重。第一次考几何时，正赶上国足对阵哥斯达黎加的第一场小组赛，万众瞩目，老师让我们预测比分作为附加题。记得当时有小半个班得了满分，拿到附加题分的也有不少，八十五分以下的则被请去办公室面谈，我也位列其中。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常穿一件领子洗得有点变形的横条 polo 衫，很有经验也很和蔼，给我分析错题时，总是生怕说得太重。

同样的场景发生过许多次。直到考上最好的高中离校前，他说，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记者。我一下子说不出准备好的感谢的话。那时我刚得了作文和时政比赛的奖项，数学勉强不再拖总分的后腿，但面对一条合情合理的分岔，却无法顺从，甚至非逆行不可。不甘心到此为止的态度贯穿了接下来的二十年，以至于当编辑要求谈一谈主动离开的故事时，我竟想不出什么。的确，我在不断离开，家庭、文化、各种各样的舒适区，但并非醒悟了什么，而只是想沿着那条已经走了很久的路，继续往前一步。

工作第一年，我读了 Sherly Sandberg 的 Lean In（向前一步），我的第一本女性读物也是职场读物。作为当代最成功的商业领袖之一，她讲的是诸如女性开会时坐在桌边要克服恐惧、勇于发言这样仅“一步”之遥的小事。对于我们这代人，道路可能起初看起来没有区别，都通向自由、自我实现和更大的荣耀，但各种各样的压力会让其中的一条悄悄弯折，避开荆棘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最初的目标，而待到偏离很久之后再断然离开，所需要的决心和代价都是巨大的。

电影《三块广告牌》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那样的决心。出走和出走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和讨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仍然是我们处境的一部分。所幸的是有了更多范例，能在步入困境前展现另一种可能，从而让我们更快调整方向。

郭爽

作家，出版有《月球》

我好像一直在逃离，逃离某个具体的居所，或者逃离某个自己。我甚至开始觉得，如果说捕猎是男性的某种本能，把猎物（具象的抽象的目标）扛回自己的窝，那么，女性要拥有自己，并不能靠筑巢或守巢，而是一次次冲出去，滑翔，练习飞行。飞行需要练习，是技术，也是艺术，肩膀上长出一对翅膀，听起来浪漫，其实伴随疼痛。羽毛会脱落，要一直飞，就得不断吸收营养，锻炼肌肉，长出新的羽翼。

我逃离过父母的家（很多次，又多次返回），逃离学校，逃离工作，一直在外界的“你是”和内在的“我是”之间冲突，但 29 岁时，去德国，冒险去写作，逃离的是一个我自己亲手建造的我。那之前我只去过一次欧洲，德语我只会说 Ich bin Mia（我是米亚），而我的计划是穿越德国南北境，找我童年时相信、想象过的童话。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但有什么驱动着我必须去做。原因？事业的冲击、自我价值的困境、人生中场的失落，这些可能都是，但核心的是对真实自我的恐惧，以及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足。不想再做一个聪明的顺服的人了。

电影《卡比利亚之夜》

去陌生的国度，切换空间，也许是“地理疗法”，但遇到的一个个人，让我跳脱出了束缚自己的身份。依靠他们的人生故事，通过写出他们的人生故事，我有了构建自己人生故事的勇气。

回头看，这是一种升级后的逃离。而这之后，逃离并不会停止。跟以前的区别是，一边逃离，一边建造。人生是一场场告别吗？可能其中最艰难的，是告别一个个“我”。看见她们，珍视她们，然后携带着她们往前再往前。写作是桨。

郭佳

电视剧《性爱自修室 第二季》

lulu

媒体人

Women have no home，这是一句陈述，也是一句警告。我们没有家，那些包装成家的地方，实际上遍布陷阱。

我在今年春节第一次深深意识到这一点，我爸喝醉了，对我说，你回老家，结个婚生个孩子吧。他情真意切，我毛骨悚然。

恐惧，只感到深深恐惧，想夺门而出，想搭夜行车回上海出租屋，想尖叫再说我去把子宫切了。但我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说，醉话掉进沉默之海，无人再提，永不消逝。

还好过几天就走了，我想。

电影《绿夜》

这又是一个小地方与大都市，落后与进步，家庭主妇与独立女性的二元故事吗？我每次讲述时、劝说时、争吵时，都害怕卷入这套陈词滥调里。我的省会老家，我繁荣的网红故乡，我脉脉温情的亲人们，他们从不逼迫我做些什么，只是在醉意促成的软弱与大胆里，对我说，结个婚生个孩子吧，家庭和睦，其乐融融。

对女性来说，最不安全的地方是家，在城市，在更大更冷漠的城市，资本观不多不少刚好淹没道德观，当我们批判资本薅女性主义羊毛，宣扬美黑与女子力时，当我们骂三点式“穿衣自由”实在在性化女性时，在我的老家，我无数次因为皮肤黝黑被亲人贬低、说话大声被父母呵斥、穿吊带被我爸荡妇羞辱——这都是为了你今后好——他们说。我要下绝对判断了，一个父权的市场，比一个父权的家庭好太多了。

独立女性当然只是一个神话，“We are not free until everyone is free”，性别歧视在发生，结构不公影响各方各面，又哪里会有公正的利益交换。但冷漠的美好之处在于不带道德矫饰，陷阱明明白白，对女性而言，更具毁灭性的是道德、责任与爱，每一则都如父权尖刀，把美丽、婚姻与母职包装成不容置疑的人伦标准。

大城市是女性的庇护之处，它有各种各样的残酷，但都不会有老家残酷。在公共写作里，我用一大堆可能性前提，再小心翼翼加上附加——尊重个人选择，不是每个女性都有出走的条件。但对最在乎的女性朋友，我说，去他爹的，不要，不要回老家。

河边草

单读编辑

到了“应该结婚的年纪”，我问妈妈，你为什么选择结婚？

她回答，当时想逃离自己家，太烦了。

但婚姻是另一种烦。只说与我相关的这条故事线吧，为了更好地照顾我，她辞去工作成为家庭主妇。多数时候只有我和她一起生活，接受她的悉心照顾，当然也接受她的督促唠叨，后来知道了，这就叫作“丧偶式育儿”。大概是生产之痛和抚养我的疲惫都让她不想再体验一次“当妈妈”，她坚定地拒绝了再生一个孩子（希望是男孩）的要求——她常和我提这件事，说自己的子宫一定要自己做主。

在妈妈的坚持下，我有幸成为了独生女，并且是很会考试的那种。我一面听着“巾帼不让须眉”的别扭肯定，一面却很快陷入了自卑。单眼皮小眼睛，不行；短短粗粗的腿，不行；聪明有想法，不行；没有女孩子气，不行……同学的窃窃私语，亲戚无意间的一句话，喜欢的男生的否定，让“要这阳光，要这雨露”的我日渐耷拉下来。

但作为一个富庶地区的 90 后独生女，总归还是占了很多“便宜”，被鼓励尽可能地接受好教育，被鼓励去外面闯荡。起初其实是痛苦的，我很难离开妈妈的照顾而好好照顾自己，但是听课、阅读、结识更多人、独自去应对更多，是不可逆转的吸引。像是洞穴里的人瞥见了光亮，如果学会了动用智识分析有毒的文化环境，学会了在杂音中辨别自己的声音，学会了停止向内压抑自己的生命力，又怎么可能停留在原地、甚至回到过去？

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先用拒绝回家工作、拒绝与本地人成家来拒绝顺从那种过分稳定的、充斥着“大男子”味的社会惯性。我还没有那么坚强，当要求推到脸上可以从容说不。

上次回家，外婆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在我耳边叮嘱：“不要太依着男的，他们会蹭蹭上的，我年轻时候不知道，觉得你外公是男的，就应该多听他的。”但她下一句话就是劝我留在当地，别去那么远的地方。我知道她担心我的妈妈、她的女儿没人陪伴没人照顾。

想到这又有些难过，我自顾自地向前迈步，却不能拉起妈妈的手。

菜市场

单读编辑

曾经作为一个擅长画画的小孩，我在课程作业、绘画竞赛、给家人的贺卡中都画过家的模样。有时候是它是两只老鼠，一只小牛；妈妈和她当时的男朋友都属鼠，我属牛。有时候它是是一道彩虹，一个简笔画的屋子，旁边窸窸窣窣几个人；几年间，爸爸总在迎接新生儿的到来，所以怎么理解这几个人的身份都可以。有时候它是一个天空中的流线型建筑，花、草、人不规则地在其中穿梭；画的主题是“未来的家”，它在市区的比赛中只拿了优胜奖。

当家的模样一直在迭代——在爸爸那边以妹妹们的出生为边界迭代，在妈妈这边以共同生活的对象为变化迭代——我的出走是很自然、甚至不引人注目的事情。长久以来，我和一些家人保持着夏令营式的关系，和另一些保持着互为救生艇式的关系，以毫无结构的方式关心彼此。我的苦恼与其说是如何离开固有的生活，而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某种固有生活：回家，如果不是回到那个记忆中不曾显形的核心家庭，那么是回到咖啡馆、宿舍、出租屋，还是未来的某种流线型建筑？

苦恼着长大，感受到与苦恼相伴的自由，那些空气中我不曾承担的期待（顾家、嫁人，这些宝盖头的字），我发现我的流浪正是以前几代女性的出走为前提。妈妈的出走相当可观。她先从内陆的故乡出走到沿海的都市，再与爸爸一起，从养育我的房间出走到工作与社交的中心地带，最后，放弃又拿起几种家的可能性，可谓狡兔三窟。外婆的出走……她结婚的理由甚至是，不想下放到农村，得赶紧找个帅的成家。据说，外公是最帅的那个。

外婆与妈妈一个是红色年代“能顶半边天”的新女性，一个是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突然手握选择权的自由人，她们一起造就了我的遗产，也是我的苦恼，我的白卷。在《玩偶之家》的剧场里，我已经错过了大部分的情节，一出生就去书写续集：“娜拉出走后怎样？”那些曾经在大脑里引发裂缝的词语，家，故乡，爱，能够一点点变成在现实中有所指的词语吗？我只能希望，在我的历史里，我能一边安心于那些自己不曾拥有的，一边充满活力地去接受那些生肖、彩虹、屋子、花草、咖啡馆、宿舍、出租屋、人和人的位置变动，直至某个“未来的家”。

锤头鲨

单读设计师

十四岁被迫出柜，目睹亲人的崩溃和失望，远走和离去的念头便成为我大脑的幽灵：当我看着我亲切的女同学们，她们看起来似乎比我更符合社会规范，更拥有和家庭之间相互的承诺——而我知道我承诺不了，也无法实现，我可能略有愧疚，但真正的错误不在这里，那么我就会有离开的那天。

这样的信念当然是不好实现的，并且对于年青的我来说更像是苦大仇深的诅咒，和一些不太了解此况的朋友聊及此事，我的父母，如何地斥责，而又如何试图将我排除在良好生活之外，甚至对我后来的女友，他们好像都确实不太能理解这样的心——当我以逃跑作为生命的核心解法，我能跑到哪里去？

即使愿望美满，我能在成人时离开这个家庭（在这个低用人成本时代好像是非常难实现的事情），为我的主体性生存，离开我无法实现的期望，但我可以一辈子离去吗？即使我可以离开这个家庭，显然，这样正常、符合范式、没有任何新意的家庭叙事并不是我家庭的专利，我进入的社会不也是同样的巨大的、结构昭然若揭的顺性别异性恋的社会？

当我试图进入其中，我可能会被什么质地包裹，又会被怎样的排异，其实好像是早就决定的事情，但以最流俗的答案来讲：如果我自行决定像上了发条的钟为自己轮转而永不停歇，那么直到这个链条断掉那天，我或许都要这样转下去——或即，跑到自己无法再跑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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