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院士领衔、多位肝癌大咖参与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21版）》重磅发布

汤钊猷 院士

中国工程院汤钊猷院士指出，道载人文，“道”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概括，道即阴阳、矛盾，意为要全面看问题，两条腿走路，《规范》制定同样也要普及和提高并重。从中国抗疫胜欧美等事例可以看出，中国医学的新雏形已经出现，中国特色的《规范》，已受到国际关注，希望未来可以逐渐提高我国在世界规范中的贡献度。

郑树森 院士

中国工程院郑树森院士提到，2021版《规范》由全国专家同道共同努力，结合了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和最前沿证据，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其汇聚了中国肝癌领域专家集体智慧，具有中国特色，将为进一步提升中国肝癌诊疗整体规范化水平提供指导。

刘允怡 院士

中国科学院刘允怡院士指出，《规范》凝聚了我国多位院士及领域内专家智慧，并结合了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为进一步提高中国肝癌诊疗规范水平提供了权威意见，为广大专家学者打造了交流和学习平台，汇集了规范的力量。

陈孝平 院士

中国科学院陈孝平院士介绍，《“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到，到2030年要将癌症的总体5年生存率提高15%，而提高肝癌规范化治疗水平，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从牵头制定《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方法的选择》到《规范》的先后三次更新发布，这是中国在肝癌规范化诊疗上的巨大进步。

王学浩 院士

中国工程院王学浩院士提到，以《规范》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肝癌规范行动，为广大专家学者打造了交流学习平台，通过宣讲推进了落实行动，提升了规范治疗水平，让更多的患者从中获益。

董家鸿 院士

中国工程院董家鸿院士指出，新《规范》汇聚多方智慧，经过多次严谨讨论后定稿。《规范》今后将对提高临床医生诊疗水平，持续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提高患者长期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未来有更多肝癌领域工作者加入到规范行动中来，为中国肝癌规范化诊疗贡献力量，造福每一位肝癌患者。

窦科峰 院士

中国科学院窦科峰院士表示，新《规范》的亮点是纳入了国际最先进循证依据，结合中国特色，注重多学科融合，加速了诊疗方法及理念的更新，强调早筛早诊，重视中医中药的作用。希望在新的一年，有更多肝癌领域工作者能够加入到规范行动中来，助力健康中国。

滕皋军 院士

中国科学院滕皋军院士强调，《规范》参与专家范围之广、宣传范围之广实属罕见。其已让多个肝癌相关学科医生形成了自觉使用的临床习惯，这得益于多位院士及专家同道的努力和贡献。规范具有良好的科学性、正确性、先进性、可重复性、灵活性以及及时的更新性。新《规范》的发布，将使肝癌规范化诊治水平再上新台阶。

樊嘉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樊嘉院士指出，医疗行业亦是如此。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世界，各种力量在重新寻找位置，重构各种关系，重构各种规则。在此形势下，我们更应主动去思考、追问和作为。

首先要思考我们该如何看待当今世界。一直以来，中国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理念和方法，也在实践中发现，来自外部的经验并不总是适合中国。虽然我国在医疗能力、科研水平上有过硬实力，但因人种特征、疾病背景、医疗体制等因素，我国和国外诊疗标准存在许多异同。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规则，我们应深入思考并解决。

2011年，第一版《规范》问世，6年后提出了更符合国情和临床实践的中国肝癌分期方案（CNLC），并根据分期提出了不同治疗方案的选择方法，逐渐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充分认可。

其次，要追问让世界如何看待我们。除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癌症是夺取中国人民生命健康的最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专家在肝癌方面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印象。我们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愈来愈多，并研制出了国际首个miRNAs肝癌诊断试剂盒。此外，在基于多组学的肝癌分子分型及治疗策略，肝癌早期复发灶的微生态系统方面，我们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为肝癌精准分型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思路，并首次系统揭示了肝内胆管癌的多组学分子特征全景图谱。

最后，我们要怎样来看待自己。樊嘉院士指出，我们已拥有肝癌治疗的最新武器，未来将会研发出更多世界首创的药物，将给患者带来更多获益。我们拥有自己的治疗规范，CNLC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指南之一。

“用中国人特有的坚韧和担当，扛起国家使命，人民重托。经过40年积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不能忽视的力量，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地去重塑世界格局和规则，推动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让世界用更为平等、尊敬的眼光看我们；让我们用更为平常、伙伴的眼光看世界。”

滕皋军  

“医学是有温度的学科。”滕皋军院士指出，人文并不是新名词，我国古代哲人有很多相关叙述。西晋杨泉曾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人文愈发重视，要求愈来愈高。

现代科技让医学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异化”，如不恰当治疗、过度治疗等。医学的进步也拉高了社会大众就医的心理期待，甚至部分民众认为医学无所不能，当他们的诊疗需求未得到满足时，便会焦虑、愤怒等。医学至善主义与人文的断裂让社会陷入了焦虑和人性困顿。

遵循规范是医学人文的支撑和边界。从异化回归人化，即人文化、人性化、人道化，是当前的重点工作。其中，医学规范是保障医疗质量与病患权利的基础，医学人文是科学决策对生命态度的哲学思考，是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要以温度帮助医生在哲学层面决策。

据世卫组织2019年统计，每年超过1.38亿患者因医疗失误受到伤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上世纪90年代专家小范围商讨形成规范，到新世纪引入高级别循证证据支持规范，再到2011年后引入GRADE系统制定规范体系，CNLC指南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变化，并展示出良好的正确性、可重复性、临床实用性等，满足了规范的根本要求。

中国的医疗规范之路已有较久的历史，肝癌诊疗规范更富广泛性、代表性等，做到了从指南到实践、从宣讲到科研、从中国到世界、从医生到患者，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方案、并与时俱进。

“《规范》的发展更新不仅囊括了中国肝癌临床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对肝癌诊疗认识的高度全面统一，与时俱进地总结确认了取得的阶段性成就和宝贵经验，以更好地发挥规范引领作用，成为新时期临床实践的行动指南和总章程。”

滕皋军院士表示，一切对患者有益的皆可尝试。“仁心悬壶济世众生，惟愿人间少疾苦”，要以规范为纲领，以人文为初心，从世界看中国，携手走出一条新时代的肝癌医学高质量发展创新之路。

秦叔逵   

“规范在探索创新中螺旋式上升发展，需要规范做基石，也需要创新引领。要脚踏实地制定规范，规范临床行为，同时要仰望星空不断创新，以创新推动和促进规范完善。”秦叔逵教授从《规范》历史沿革、肝癌系统治疗的国内外进展、肝癌治疗中国的创新贡献、创新促进规范的完善发展等四个方面对规范与创新的内涵作出阐释。

原发性肝癌是中国高发难治的恶性肿瘤。国际上原发性肝癌诊断治疗指南较多，但因流行病学特征、临床表现与分析治疗的策略与方法等不同于欧美，故国际指南无法适用我国，创新性制定中国规范显得十分必要。从2009年开始，符合中国国情的肝癌诊疗规范在先进性、接地气、重证据的原则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跨越式发展。

肝癌系统治疗在国内外进展飞速。肝癌系统治疗研究不断取得实质性突破，晚期原发性肝癌已进入化疗、靶向、免疫药物治疗时代，免疫治疗为主导的联合方案，成为晚期肝癌治疗的中坚力量。

在肝癌治疗方面，中国作出了很多创新贡献。秦叔逵教授举例说，制定中国肝癌诊断和治疗的基本策略，创新性采用CNLC，便是一大创举。另一方面，这些年来，中国在新药研发领域从重在参与逐渐走向自主创新，引领潮流。中国肝癌治疗临床研究也经历了从“赶潮跟随”到“弄潮直追”，再到如今“领潮前行”。

近年来，肝癌领域超一半的全球新药临床试验以中国为主，或由中国主导。中国学者发表的肝癌研究论文数量迅猛增长，如今已占全球相关论文总数的一半。医药界共同努力，使得肝癌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慢病化”不再遥远。这些都是中国为世界肝癌治疗做出的卓越贡献。

创新可以促进规范的完善发展。规范是一种行为准则，但规范不等于一成不变，不变的规范是落后的，会被时代淘汰，创新可以促进规范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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