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２０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然而。令人惊异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１４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做出回答吧。

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３５００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１０００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此外，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也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５４０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２５％，美国要求３４％，苏联要求１４％，法国要求１２％，澳大利亚要求２８％，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１００％。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４０％，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３０％，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１９４７年９月９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４年。

美国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２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７月２０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５１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的４年。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新中国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没落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１９４８年１月６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

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

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９月４～８日召开了有５２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起，特别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

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

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１９４５年盟国赔偿委员会做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

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扞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２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１１月２６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旧金山和约给日本带来的好处还有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约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３８％，而余下的２４％则是无所谓的。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做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约的言论。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

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

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０日，杜勒斯直截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做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１２月２４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和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１９５２年１月３０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日本坚决反对劳务赔偿，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台日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

谁知至３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３月２０日，操纵国会以６６票对１０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４月１６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４月２８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

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

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做出全面让步，于３月２５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做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４月１２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４月２８日下午３时才告完成，此时距１日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７个小时。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１９５２年５月５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上午１１时２７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１８０度的急转弯，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戒。

６月１７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７月７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７月９日迅速做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７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

１９７５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５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做出决断。

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６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１９５２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条约局长高岛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

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我们经过５０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２０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２７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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