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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南巡图》（局部） 王翚 等

文|姚念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研究历史，不论是从宏观上考察，还是具体论证，历史主题必须始终存之于胸。只有把握住历史主题，才有可能厘清历史发展的主线，确定各个阶段的特征，各种具体研究才能因此获得合理的安顿。为大清王朝争正统，这是康熙朝的政治核心，也是清前期的历史主题。正统之争可以追溯久远，然贵为天子，亲自披挂口诛笔伐，舍清代而外，还别无他朝。中国古代帝王中，像玄烨这样被戴上层层光环的并不多见，而“康熙盛世”所受到的推崇似也无以复加。大清得天下自古最正出自玄烨之口，本身即带有极大的权威性，故其声教所被，非止有清一代，至今仍余音不歇。

清代是满族统治下的王朝，其基本前提无疑是要确保满族征服者居于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是清代统治者的唯一目标，甚至不是其核心任务。否则，满清王朝充其量亦不过是第二个蒙元。这一概括上的差异，暗含着我与国外某些学者在如何定性清王朝上的分歧。我以为，满族定鼎中原具有民族征服的性质，不但引起主体民族汉族的激烈反抗，而且满汉双方都存有严重的对立心理。清代统治者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保证满族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也不仅在于避免满族被汉人同化，更在于竭尽全力使主体民族，即被统治民族汉族，接受满族统治承继中原历代王朝的正朔，并承认这种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传或欺骗，而是切切实实地以此作为统治者的最高使命，乃至不惜代价地营造盛世，这又是清前期所以能超越以往各代王朝的关键。而最先自觉意识到这一任务的，即首倡本朝为盛世，且以“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相标榜的玄烨。因此，康熙朝的一切大政方针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一政治目标而展开。

康熙皇帝画像

三藩之乱及各地反清势力的时伏时起，暴露出清初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导致满汉之间的深刻对立，这对清廷统治者是一场严峻挑战，给玄烨的心理蒙上浓厚的阴影。满族贵族虽自清初入关即善于利用汉族官员，但直至康熙朝，才算真正意识到被统治民族汉族的巨大潜力。为使广大汉人接受清廷的统治，并驱除自身的心理压力，重拾满洲统治集团的信心，玄烨必须证明大清政权的最大合法性。为证明大清立国即正，玄烨就不能不干预《明史》，证明天命所归在清，明朝之亡始于万历，清太祖、太宗有可取天下而不取之仁；清之代明，既非“征诛”，亦非“禅让”，而是明朝官民的急切“迎请”。欲令天下臣民信服大清得天下之正为自古之最，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以本朝成就为证，为此玄烨势必要维持高额赋税，最大限度地集中财政，借此演出种种活剧，然后不断施行蠲免的“德政”；为证明大清王朝的正朔所承，玄烨就必须厘正历代各朝的统绪，重新安排历代帝王庙；为使汉人在思想意识上承认清朝统治超越往古，玄烨又必须兼道统与治统于一身，成为裁断学术的最高权威，牢牢控制话语权；而对于皇太子出阁读书的设计，非但要超过明朝，亦应垂之久远；即玄烨本人的在位之久，得寿之长，孝道之纯，无一不是大清得天下最正的明证。即使在父子矛盾无可收拾、储位久虚的晚年，国内已是危机频现，玄烨仍在鼓吹承平盛世，家给人足，乃至冀图侥幸，大举兴兵准噶尔；而当战事受阻，海内虚耗，被迫走下无往不胜的神坛，却又能迈向道德纯粹的圣殿，依然是自古最正的天子。

争正统虽是清代前期统治者的共同任务，但各朝皆有其特定的历史特点。康熙朝政治及其表现形式，既有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定，也与玄烨个人的思想和心理密切相关，即带有某种偶然性或特殊性。思想意识与其背后的深层心理结构，两者之间有共通之处，亦有各自的内容。思想意识大体由社会存在所决定，而其转化成行为的内心冲动，时机和场合的选择，表现出来的形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和人格特征。心理人格的形成，首先是由个人早期独特的经历所决定的，又因后来各个发展阶段的环境和影响而有所改变。自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以来，社会人文科学各个领域无不受其影响。其继起者以精神心理分析运用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研究，达到空前的深度。而国内的史学研究，似未充分注意这一趋势。

康熙一朝史料丰富，但需慎重选择和甄别，原则是严格以史实为依据，避免妄作推测。既然是尝试，就不能保证处处成功。尽管小心翼翼，非常笨拙，但我终究看到另有一片天地，而且也确实一脚踏了进去。在我看来，玄烨的心理基本特征是内怯和猜疑，其言谈行事则表现为夸诞和矫饰，似相反而实相成。康熙朝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其原因、过程和结局，都可以从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在玄烨的许多看似真诚情感表达的背后，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深层意图；而每一次大的行动之前，却又几乎都能找到其内心冲突，并遵循某种固定的模式。

如果不了解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期间玄烨所受到来自汉官的冲击，就无法理解玄烨为何要污蔑魏象枢，批评汉人的“伪理学”。如果不懂得满汉文化在玄烨内心引起的冲突，就无法想象玄烨为何会极度苛求皇太子；如果不了解父子双方巨大的心理压力，就不能理解皇太子的两次废黜。反之，深入地捕捉玄烨的真实思想和心理，又需要对史实有准确的理解。要想证明玄烨对准噶尔军入藏的判断失误，就不仅要考证准噶尔进军的实际线路，而且要指明玄烨憧憬的蓝图是通过控制西藏而进一步争夺蒙古统治权，其对准噶尔的误判即源自对西藏和青海方面的担忧；要想说明玄烨用兵西北的意图实在青海活佛，就必须考察西部各方与清廷的关系；要想确认清军远征是虚张声势，企图侥幸一箭双雕，就不得不剖析玄烨的“盛世”心态，而这又必须涉及清廷面临的国内各种矛盾。结合心理学来研究历史，无疑使研究过程复杂化，但要达到简明、确切而透彻的结论，这种复杂化又是必须的，专业史学工作者不应表现出畏惧和退缩。只有将玄烨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冲突之中，并透过其上谕的表面细细体察，发现其真实含义及其心理动机，才能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玄烨。

康熙十八年地震记载

中国古代专制帝王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简单地以其代表和执行某个统治集团或国家全体的意志和利益的模式来理解。帝王个人的意志、性情、心理、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面貌。康熙中叶以后，朝野上下谀颂成风，并不完全是由当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体制造成的，而是出于迎合玄烨的心理需要。至康熙末年，这种风气又反过来极大地助长了玄烨的盲目自信，使其孤立于上，独断专行，社会由是陷入巨大动荡。忽视帝王个人因素的影响，对历史即难免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结果，历史的发展不是被粗暴地塞入某种模式，便是归结为帝王个人的胡作非为。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是清代统治思想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清前期的意识形态。有意思的是，当玄烨提出这个纲领，并以本朝的成就予以证明时，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解释，即如何取得统治权，而且具有使“大多数公民认为政府的统治是正当的，应当得到普遍的服从”的现代意义。这是以往历代王朝所不曾具有的。在清代政治中发现现代国家的政治特征，给我一种意外的惊喜，也增强了我摸索历史的信心。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
——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姚念慈/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08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人文学者立身立言的最高准的。历史工作者欲想追求此种境界，既要使主体意识进入到客观对象的情景之中，又需自觉地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还必须对支配主体意识的现实存在具有一种批判的审视态度。这对于清史研究尤为要紧，因为清代遗留下来的与政治史有关的史料，基本上是统治者的官方记录；而清前期出现的“康乾盛世”又一直为人所偏爱，甘心顶礼膜拜；更重要的是，中国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使权威主义盛行而且根深蒂固，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意识或转为潜意识，极难消除。他们虽不属于高官显爵，却习惯仰视权力顶层，并将其神化，由此妨碍了他们的透视力，无法觉察历史的真实气息。研究者如果缺乏自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则其结论必然是皈依于威权。而历史上的威权，往往就是现实中威权的幽灵。作为现代的历史研究者，负有解剖自身的任务，在考察历史的同时，也需要质疑自己的良知，假如我们还有良知的话。

*文章原载于三联学术通讯（ID：sdx_bulletin），摘自《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三联书店 2015年8月刊行）作者自序，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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